方汉奇捐款被骗 方汉奇:这辈子只做一件事的“90后”
12月25日下午,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银行柜台,在转账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正式将100万元(税前)划到了“方汉奇基金”的账户上。
此前一天,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方汉奇基金”成立仪式上,他将所获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100万元悉数捐出,用以支持全国的新闻学、特别是新闻史学的研究,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发展。
“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教新闻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方汉奇说,现在他仍然在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教学也需要不断更新,学习是没有止境的。”
1951年,方汉奇在圣约翰大学讲授新闻史专题的时候,手头上甚至连教材都还没有。如今,他的专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和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成为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新闻史的经典文献。
九旬高龄的他在新闻界内桃李满天下,常被称为新闻史学界的“泰斗”。他却谦虚笑称,自己不过是中国新闻史浩瀚长河里好奇探索的“90后”。
方汉奇捐赠百万设立基金(图片来自微信朋友圈)
捐出百万奖金 银行疑遭诈骗
今年9月,91岁的方汉奇获得被视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奖项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100万。
“这辈子得过一些奖,没得过这么大数额的奖金。”他笑眯眯地告诉记者,老校长吴玉章曾当面勉励他做好新闻史的教学,吴玉章奖终身成就奖对他而言有特殊的鼓励,“此前得过吴玉章奖一等奖,奖金大概三五万。”
在学生们眼里,老教授勤俭节约,“一辈子其实也没啥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称,“方老师直到退休时薪水都很低,没攒过什么钱。如今92岁了,每天自己到食堂打饭。”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新闻教育工作,方汉奇每月仅有104元的讲师工资,一拿就是25年。他对物质生活并不讲究,对生活最大的要求只是“柴米油盐样样不缺”,“我不会理财,但有退休金,量入为出,生活没问题。”
学校十几年前给他分了一套房子,只有使用权,他就安心埋首书斋做学问。“北京的房子很贵啊。”他对此很满意,房子在校园里头,步行到新闻学院办公楼只要三分钟,“学生要来找我、需要开个会什么的都很方便。”
悉数捐出奖金第二天,他“溜溜达达着”去银行办理转账手续时,还不小心闹了点小误会。
“是我的学生王润泽和基金会的一名工作人员陪我去的。”他笑着跟记者描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银行工作人员听说91岁的老人要转出这么一大笔金额,疑心遭到了诈骗。为了保护储户的利益,他们把陪同人员隔开,要求单独和老人进行沟通,“她们问,你儿子在不在?在的话要跟儿子沟通一下。但是我说,儿子在美国,女儿在英国,都不在这儿。”
看着银行工作人员一副“老先生肯定被骗了”的表情,陪同他去银行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润泽哭笑不得,在手机里翻出来前一天捐赠仪式的新闻,还播放了现场的视频,加上老先生再三确认后,银行工作人员才为他办理了业务。
方汉奇捐赠百万设立基金(图片来自微信朋友圈)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
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心心念念的都是新闻史学科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新闻史有那么丰富有趣的事儿,如果老师还讲不好课,那可要打板子。”
有学生谈起方先生的课,用八个字形容:满座叹服,惊为天人。他讲梁启超,随口就可以背出一篇千字政论,一边背诵,一边踱步,兴之所至,旁若无人;他讲邵飘萍,正史、野史,大人物、小人物,大事件、小事件,娓娓道来,举重若轻,让学生们拍案称奇。
“我没有多大天分,只不过在积累上舍得下一点笨功夫而已。”方汉奇自嘲“底子薄”,做学问并无捷径,唯有整天泡在图书馆恶补,坐得住冷板凳。在半个多世纪里,他曾做了10 万张学术卡片,密密麻麻地摘录了各种报纸和书籍上搜集到的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资料。
正是这一张张学术卡片,为他织就了一张立体庞大的知识网:268万余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中国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上中下共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是中国新闻史研究最权威的工具书和教学参考用书。
对此,方汉奇只是谦虚地表示,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正好给新闻学教学和研究的一个时间段站过岗,如此而已。”
2004年,方汉奇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仍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每年带一名博士生。他略带骄傲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他带了52个博士生。
对学生,他有自己的坚持,第一年每个月要碰一次头,他还给学生们开书单,让他们写读书报告,定期进行交流,“做学术要不断碰撞、充电。”在他看来,新闻史在新闻研究领域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要“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功夫做到家了,自然会有大量的新成果涌现。
要当先生,先当学生
为了做好教学,方汉奇每天仍在不断“充电”,只是换了一种更新潮的方法:每天早上,他就会在学院教师群里定点发早新闻。
“我这是‘钓鱼’。”他得意地笑了,他每天早上起床后打开微信看新闻,和老师们分享当天的新闻综合报道,也希望别人有好文章不吝分享,“回馈就是我微信里的那些资料,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他学会了在电脑上微信,因为“手机上看,看看就完了,连着电脑,有需要我就可以下载、存档”。平日里,看到好的文章,我就把它下载下来,稍微编一下,加个标题,加个页码,然后归档,“我有一个大硬盘,这样分门别类归档材料大概是500多G。我自己用,也经常推荐给学生。”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90后”,方汉奇对这个世界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1998年左右,他就成为了中国互联网最早的一拨网民。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兰记忆中,他让学生进行了几次现场指导,把操作写成指南,就“按图索骥”开始了互联网之旅。
2010年,年近84岁的方汉奇开通了微博,一不小心玩成了大V,拥有175万粉丝。微信兴起之后,他又兴致勃勃学会了聊天建群和扫二维码,“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
他的微信加入了亲戚群、朋友群、同事群、学生群,“表情”也丰富生动。陈昌凤回忆称,有一次在“方门弟子”群里,他想发一个致谢的表情,却不小心点错了,赶紧致歉“本想派个小姑娘来感谢大家,没想到她哭起来了!”逗得弟子们大乐。
“我没有闲着的时候,要不断地有所学习、有所前进。”他强调称,新闻史研究者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要紧跟新闻事业的发展,要对一切新鲜事物感兴趣,“否则你没办法做好博导的工作,要当先生,先当学生。”
对话:纸媒现在是史上处境最艰难的时候
金羊网:您说获奖时就有捐出这笔奖金的想法,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方汉奇:我得的是吴玉章奖的终身成就奖。吴玉章校长是共产党五老之一,办过五次报纸,他对新闻系的教学活动是积极支持的。人民大学新闻系创办于1955年,他一次就拨给新闻系的资料室两万块钱的经费,这笔钱当时可不是个小数。消息传出来后,整个江南一带的旧报市场价格都上浮了,因为听说人大新闻系资料室有一笔钱,要来收买旧报纸。
他也当面跟我说过,新闻史的教学很重要。得到了吴玉章终身成就奖,感到很荣幸之外,我觉得应该把这笔钱用来支持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工作。中国新闻史学会是全国唯一的新闻学一级学会,我们那时候没钱,办了一个穷的学会。现在学会发展大了,但它仍然是需要支持的。有这样一笔奖金支持新闻史学会的工作,符合吴老生前的愿望,也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
金羊网:纵观中国新闻史,您怎么看待当下媒体的处境?
方汉奇:新媒体和新的传播手段给报纸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看报了。我现在是每天早上看手机,晚上看电视和报纸。早上看看微信和新闻客户端,主要的消息花一两分钟就知道了,现在很多上班族就是这个习惯。
发行数少了,广告就少了,经济效益受到影响,媒体人的压力很大。纸媒现在是史上处境最艰难的时候,要想既有政治效益,又有经济效益,是需要动一些脑筋的。但纸媒仍然不可取代,它的核心生命力是白纸黑字和社会影响。微信里的文章,如果不是像我这样刻意存档,很快就没有了,但是报纸一直图书馆保存,它是垂直久远的一个实体。
记者手记:方先生的广东情缘
方先生是广东普宁人,听说是广东的媒体采访,他饶有兴致用粤语和记者聊起了家常,还说起今年回到家乡走走,变化很大,“我系韶关同梅县读过书,宜家只识讲少少白话。”
他少年时代恰逢抗战,在多地辗转求学,先后在香港、韶关、梅县、汕头等地上学。提起这段往事,他还印象深刻,笑称“在香港换了四个小学,最后是在一所女校毕业的,全班就我一个男生。”中学时代,他先在香港的文化中学念初一,然后到重庆上了两个学校,又到广东韶关上了两个学校,再到梅县,最后在汕头高中毕业。
如今,他多数时间在人大校园里活动,每日坚持读十几份报纸,数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新闻史。对广东媒体的发展脉络,他如数家珍,说改革开放以后,羊城晚报办得很好,拥有众多的受众。他还兴致勃勃地向记者询问报纸的现状,“现在媒体市场被新媒体冲击得厉害,羊城晚报有没有进行一些转型探索呢?”他勉励说,传统媒体近些年受冲击很大,但是媒体人才路子很宽,跟上新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就是了,没有走不通的路。
这个外人眼里的“泰斗”,最喜欢赶“潮流”和年轻人学习最新的东西。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称之为“90后”,他感觉颇为新鲜,哈哈大笑并欣然接受。对了,12月27日是方先生92岁的生日,在此,遥祝他身体康健,生日快乐。
链接:方汉奇档案
方汉奇,广东普宁人,1926年12月生于北京,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84年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1989年创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专著《中国近代报刊史》、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是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