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辉做什么生意 李文辉话说当年峥嵘岁月

李文辉(1918-):1934年毕业于县师范讲习所,曾任小学教师多年。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任中共缙云县委直属区委宣传科长。9月,调任中共青田万山区委书记。1942年1月,任中共青田县特派员。

1943年5月,奉调回缙云工作,任中共缙云县特派员。1944年4月任中共处属特委委员。6月,党的县、区级领导机关恢复委员会制、中共缙云县委特委,任县委书记。1945年5月,参与组建处属特委武工队,负责领导地方武装斗争。

1947年7月,领导组建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任政治部主任,率部转战浙西南各县。1948年9月任浙南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5月缙云解放,兼任县军管委主任,7月初,调离缙云。

曾任庆元县第一任县长。1953年调任温州,曾任中共温州地委副书记、温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共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4年离职休养。

三年苦苦寻觅党组织,只为入党干革命。入党后尽心尽力为革命,从事地下党工作直至解放。在温州市的一家疗养院里,如今已92岁高龄的李文辉老人躺在病床上,给我们讲述了他惊心动魄的革命岁月。

辗转三年终于如愿入党

1938年,我在老家缙云县稠门村小学当教员。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家对未来的日子很迷茫。尽管共产党还不是很强大,但从他们所宣扬的理念和革命信仰中,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所以很迫切地想成为其中的一员。

那时并没有公开的党组织,党员都是暗中发展,或者到延安去。我们村里就有两位同志直接去了延安,但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他们已经离开了。由于交通不便,再加上去延安花费巨大,我承担不起,只能试图在本地寻找地下党组织。

当时,学校还有两位老师钭炳荣、陈觉与我志同道合。我们一边找党组织,一边想尽办法关注时事动态,了解党的新动向。因为在乡下,大家手上的书籍比较少,很难接触到党的新情况,我们就拜托那些有机会到上海的老乡或朋友给我们带一些报纸、杂志回来。

像《解放日报》里面的文章就是我们最爱看的,里面有最新的抗日信息。那段时间我还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了解到延安的情况,还看了《西北特区特写》,这些书让我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也更加坚定了我入党的决心。我们几个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学习,从这些文章中偷偷学习模仿共产党员的思想、行为方式,连说话的方式我们都不断练习,因为我们想让地下党组织注意到进而引荐我们。

1939年国民党民政厅招生,我们三人报考了浙江地方行政人员讲习所,我后来被录用。经过4个月的学习和2个月的实习,我被分配到云和战时经济建设试验区工作。试验区里有20多个指导员,听说这些指导员中潜藏不少共产党员,他们通过暗中观察秘密发展党员。由于身处国民党势力下,虽然我入党愿望迫切,但不敢轻举妄动,只能谨慎观察。

1940年夏天,国民党撤销了云和战时经济建设实验区,还未找到党组织的我又陷入了迷茫。找不到组织入党,难道再回老家?我不甘心!机会终于来了,不久后的一天,实验区的一名外号叫“老太婆”的女指导员李霖(化名)约我到一家馄饨店吃馄饨。

吃到一半时,她突然问我:“你怕不怕死?”我觉得很奇怪,便反问道:“那要看怎么个死法?”经过一番试探性的交谈,她偷偷地问我:“你想不想加入共产党?”我一听非常激动,立即说:“当然想加入,我找党组织已经找了三年,只是一直找不到。

”她听罢便压低声音告诉我说会想办法帮我入党。过了两天,李霖果真写了一封介绍信,她让我和另一名也想入党的同事项熊拿着信去丽水华祠岭(现在梅山背一带)的工业合作办事处找一个外号叫“油车”的人。

见到“油车”后,他将我们安排在丽阳门附近一家遂昌火柴公司的空房子里住下。一个礼拜后,我们终于收到消息,说是安排我和项熊去遂昌合作实验室做指导员,其他却一概没说,我们也没敢问。

在遂昌等了一个多月,我们既没找到党组织,也没有遇到熟人,眼看入党的事情一拖再拖,我和项熊决定主动行动。当时我们听说一个叫陈觉的已经在缙云入党,于是我决定回缙云找陈觉,而项熊则继续留守遂昌等待机会。可当我回到缙云时,陈觉却已经调到仙居合作实验室当指导员。

我步行100多里路到了仙居,终于见到了陈觉。可陈觉否认他已入了党,对于我提出的入党要求并不作答,只说会帮我找人通消息,向党组织汇报,让我先回缙云等。一个月后,我接到陈觉写给我的信,说他即将回缙云。同年9月,缙云工作委员会成立,几经周折,我终于在当时任教的普化学校入了党。

国民党同乡让我逃过一劫

1941年的农忙时节,组织上通知我去省委学习。为安全起见,并没有告诉我准确的地址,让我拿一封缙云党组织的介绍信,到丽水高井弄找一个名叫任百年的联系人。找到乔装成钳工的任百年后,他又带我去找《东南日报》的排字工人徐仲植,徐仲植将我带到丽阳门外面的一户农家,找到当时的特委书记顾春林,最后商定第二天出发。

第二天一早,徐仲植带我到大水门渡口准备坐船去温州。在那里,我遇到了和我一样被派去学习的钱钟仪、阿毛和阿竹(小名)。后来又来了一个穿长衫手拎小箱的中年男人,他就是带我们去温州的省委交通员。到了温州西门,为了掩人耳目,我们分成两组,阿毛和阿竹看起来年纪比较大便乔装成农民走前面,钱钟仪和我看起来比较年轻,则乔装成学生走后面,省委的交通员在前面带路。

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走到现在温州华侨饭店附近三角城头的一个盐店后随交通员进门,然后在二楼住了下来。我们不能下楼,饭都是别人送上来。第二天,一个衣着看起来比较讲究的人来找我们,他是省委秘书,他从袜子里拿出钱,给我们每人5块,让我们晚上坐船出发,至于去哪儿他并没有说。

天黑之后,我们找到华侨饭店旁边的一个小水渠,坐上一艘小船。一路上大家都保持沉默,只知道跟着走,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要多长时间,因为语言不通,又不敢问,大家心里都七上八下的。船行一夜后,我们到了瑞安塘下。吃过早饭后,便绕开县城走一条偏僻的小路,翻过了几座山,渡过飞云江,过马圩后,我们终于跟两个裁缝模样的人接上头,他们都是交通员。

之后其中一个交通员返回马圩,我们四人则跟着另一个继续往前走。在经过一个叫曹村的地方时,我们遇到保安队正在清乡,到处都是头戴钢盔气势汹汹的保安队队员。我心想这下完蛋了,给我们领路的交通员让我们沉住气,随机应变。结果有惊无险,保安队并没有盘问我们。

我们继续前行,翻过了一个山岭,到了一个叫岗头岭的地方,没走出几十米,突然一棵风水树旁的坟墓后面跳出来两个保安队员。乔装成农民的阿毛和阿竹顺利走了过去,但我和钱钟仪却被拦了下来。其中一个保安队员问我们是干嘛的,我听他口音知道他是缙云人,便灵机一动,用缙云话告诉他我们是老乡,到温州学裁缝的,前面过去的那个裁缝是师傅。

日本人来了城里生意不好,只能到乡下来。那个保安队员一看碰到老乡了,便热情起来。他说前面大南乡是土匪窝(其实是共产党员聚居地),不安全,让我们不要去。

我装作无奈地跟他说不行,离开了师傅我们就没饭吃了。看我们并无可疑之处,他便同意放我们过去,可另一个保安队员却要搜我们的身。好在他们并没有搜出什么,只从我们口袋里搜出半条毛巾和一个牙刷。于是,他们便将我们放了过去。

到了接头点,却因为种种原因找不到联系人,最终,我们在坟地坐了一夜,又折回了瑞安的那家盐店准备第二天再出发。可惜第二天局势不妙,我们已经走不了了。经历了这么多,好在有惊无险,因为无法联系到组织,学习不成,我们只能打道回府。回到缙云不久,我就接到组织命令,调任青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