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朱光潜:中西方诗歌写爱情有什么不同?
看过西方诗的学者见到爱情在西方诗中那样重要,以为它在中国诗中也应该很重要。他们不知道中西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本来不同,恋爱在从前的中国实在没有现代中国人所想的那样重要。
中国叙人伦的诗,通盘计算,关于友朋交谊的比关于男女恋爱的还要多,在许多诗人的集中,赠答酬叫唱的作品,往往占其大半。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的交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诗人中为哥德和席勒,华滋华斯与柯勒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冉波诸人虽亦以交谊著称,而他们的集中叙友朋乐趣的诗却极少,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有几层原因。
第一,西方社会表面上虽以国家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个人主义。爱情在个人生命中最关痛痒,所以尽量发展,以至掩盖其他人与人的关系。说尽一个诗人的恋爱史往往就已说尽他的生命史,在近代尤其如此。中国社会表面上虽以家庭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兼善主义。文人往往费大半生的光阴于仕宦羁旅“老妻寄异县”是常事。他们朝夕所接触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与文字友。
第二,西方受中世纪骑士风的影响,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在学问和情趣上往往可以与男子欣合,在中国得于友朋的乐趣,在西方往往可以得之于妇人女子。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女子的地位较低。夫妇恩爱常起于伦理观念,在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乐趣颇不易得。加以中国社会理想侧重功名事业,“随着四婆裙”在儒家看是一件耻事。
第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恋爱往往见于“桑间濮上”。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像隋炀帝、李后主几位风流天子都为世所诟病。
我们可以说,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这并非说中国诗人不能深于情。
西方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前,所以称赞容貌诉申爱慕者最多;中国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媾之后,所以最佳者往往是惜别悼亡。西方爱情诗最长于“慕”,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诗,雪莱和白朗宁诸人的短诗是“慕”的胜境;中国爱情诗最上于“怨”,《卷耳》,《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
总观全体,我们可以说,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