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庄园门票 我见证刘文彩地主庄园变迁
没等“收租院”展出,李少言、王朝闻、华君武来了,都叫好,《人民日报》也登了
我说四川话可以吗?摆起来顺嘛。
那是1976年4月,我高中毕业,在乡下当知青。也不说招工,说是县上来人。看我的身高、长相,要我唱一支歌,读一段报。没几天,通知我到荣军休养院去体检。那是大邑最好的部队医院哦。
最终有4个男娃、6个女娃选进庄园陈列馆,当讲解员,我是其中之一。
大邑县的安仁镇,离开成都100里地,当年因为这里是“大地主刘文彩”的家乡,有个著名的“收租院”,还有“水牢”,曾经家喻户晓。
1958年,县县建博物馆,乡乡建陈列室,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就在安仁镇建起来了。当时,庄园还是部队营房。其实啊,早在1954年合作化时,也在这办过展览,有两个泥塑:冷月英坐牢、刘文彩抽鸦片。很简单,泥塑脑壳,衣服罩了稻草铁丝,给大邑人印象很深。
到了1964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叫得很响,就酝酿搞泥塑“收租院”。四川美院、民间艺人、陈列馆美工在一起,整一年。弄出来7组群像,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114个真人大小的泥塑人物。情节很连贯,讲故事一样,讲地主是怎么样心狠手辣剥削农民的。
没等“收租院”展出,版画家李少言、雕塑家王朝闻、漫画家华君武来了,都叫好,《人民日报》就登了。马上要创作人员去北京复制、展出。吴玉章、郭沫若、彭真、陆定一、周扬、邓拓都题了字。正好冬天嘛,北京人天不亮就裹了棉衣排队。
就那一年,陈列馆也从大邑县升格到了温江地委管辖(1983年成都与温江合并),馆长是县委副书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18个讲解员,站什么位置,讲什么内容,棒指向哪里,什么姿势,什么感情,都有规定
“文革”大串联,红卫兵在安仁设了联络站,来看收租院的人多啊,省里成立了领导小组,往安仁调汽车。那时候,成都到安仁交通不便,参观者需要近半天的时间才能赶到大邑。因此,经常是黄昏时分还有大量“革命群众”排着队等待参观。陈列馆在坝子(广场)安了4只探照灯,馆内的展室安上电灯,延迟闭馆时间。这一延,有时候是通宵达旦。我当讲解员时,探照灯还在,每次看见,就自豪。
所以嘛,对我们要求很高,不能说四川官话,得学普通话。请来“川大”两位老师,从拼音字母开始,在庄园馆内封闭学习。还配了录音机,大的哦,带盘转,当时都没得见到的。白天学,晚上念,静嘛,互相矫正土话口音。
整整练了两个月,也不是天天8小时,还得去维持秩序嘛。那时也没什么旅游,乐山(大佛)都是兵营,收租院名气大哦,参观的人太多,得先在老馆休息室整队。我讲解完,轮到别人讲,马上得去休息室再带一批。
新老讲解员,一共18个,每人站什么位置,讲什么内容,棒指向哪里,什么姿势,什么感情,都有规定。
解说词?记得呀,讲了多少遍呐。就那组小女孩牵瞎爷爷交租的泥塑,解说词是:“一年苦累到头,换来的不是糊口的粮食,而是一张被刘文彩硬逼着按上手印的卖身契!……小孙女拼命地呼喊着:‘爷爷呀爷爷,你不要卖掉我呀……’爷爷含着悲愤的眼泪说:‘……孩子呀孩子,这深仇大恨你一定要记住!’”当时也没有背景音乐,我站高处一讲,看下去,观众都哗哗掉眼泪。
“白毛女”罗昌秀来过,篮球明星穆铁柱来过,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也来过
闹红卫兵时,有人就来情绪了,说要砸,说农民的反抗表现不够!我进庄园馆时,“批林批孔”嘛,把刘文彩也扯进去了,说是表面尊孔,穷凶极恶,有人借故就把刘文彩(泥塑)的佛珠取下来了。
后来我调到了保卫科,当时常有名人来嘛。宜昌的“白毛女”罗昌秀来过,瘦高,披肩的花白长发,有点木讷。当年的篮球明星穆铁柱也来过,庄园内院的屋檐很高,沿途挂宫灯,他的个头高,顶了宫灯须子走路。
外宾也来哦,就我去的前一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由交通部长叶飞、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陪同,分坐7辆“大红旗”来陈列馆。为这事,闭馆半个月做准备,调干部,调解放军,从房顶到地面、展品,逐一搞卫生。萨莫拉来那天,沿途500米范围的民房,全有民兵执勤,不能出来人。馆里馆外,两千多人参加警卫和接待。
万事盛极而衰,到了1984年,庄园陈列馆又归大邑了,为啥子?“文革”结束,“阶级斗争”不提了,冷落了嘛,员工走了有30多个。也有人提出展览不符合事实,譬如“收租院”,当地人说,没得泥塑那么可怕嘛。
我父亲也说刘文彩不像宣传中那么狠。他在“文彩中学”读过书,当年这中学是按大学规制建的,46幢校舍,名扬四川。有一次开学典礼,刘文彩不善言辞,说娃子们,你们要听先生的话,好好读书,我也没得啥子说,杀两头肥猪,犒赏大家。
我在保卫科时,办公室主任是“川大”生,有文化有头脑。他修馆志,搞调查征集,搞馆藏文物登记,发现有些事与历史不符。当时我协助他,对馆藏文物的价值也认识了不少。
庄园门口有个大照壁,是大邑的标志性记忆,拆了。整个馆,从形式到内容,认识多少,调整多少
1987年,我电大毕业回馆。经专家商讨,不能这么冷落下去,要转向博物馆、民俗馆,还历史本来面目。
说这么说,难度大哦,“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大字,去掉?解说词的修改,展览的调整,工作量很大。以前乐山大佛维修要不到钱,现在反过来了嘛,“收租院”泥塑要维护,没得款。不搞阶级斗争了,你还要搞啥子地主庄园哦。
1988年我任副馆长,“水牢”问题提出来了。最早发现“水牢”的,是两个地方武装队员,胡宗南的部队刚败退,他俩从墙洞钻进庄园,进了一个砖门,踩进去嘛,有水,还说踩到了人骨。
以前谁敢说不是真的?冷月英坐牢也逐步加工,改成坐水牢。为这,我们调查过很多人,包括长工、刘文彩三儿子、五姨太,都说是放鸦片的。冷月英欠租是坐过牢,坐的不是刘文彩的牢,是别家地主的。为了需要嘛,凑一起了。
维持原状,还是实事求是?一开会,针锋相对。
那年4月5日,根据我们的报告,省文化厅批文,“水牢”正名为“鸦片烟库”。我和安馆长带人把“水牢”牌摘了,骷髅画擦了,木制“铁笼”搬了,可惜没有保存嘛,只保留了“水牢”牌。“水牢”墙上的血手印,颜料粘的,擦了。以前为突出水牢效果,挖深了地面,恢复填高了。“行刑室”关闭,现在是“瓷器陈列室”,里间保存了原行刑室一角。
庄园门口的坝子,有个大照壁,写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当年8个样板戏,有3个原班人马在照壁前演过,是大邑的标志性记忆,后来也拆了。整个馆,从形式到内容,认识多少,调整多少。
就这么调整,陈列馆还是冷落。樊建川在《老照片》中回忆,当时他来参观,从前门到后门,没见一个人。都奔小康富裕路了,谁没事看地主庄园哪。
农村搞承包责任制了,农民耕田、挖沟、扩建房,与庄园都没防火间距,排水也堵了
1990年我任馆长,省民俗学会成立,我去参加,边上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四川的高级记者王大敏,他说我晓得你。原来他爱人是“川大”的,我们搞民俗馆请她来过。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宣传一下。他发了一个内参:“大邑县地主庄园及泥塑收租院亟待抢救保护。”省委书记杨汝岱看了,批示:有关部门要关注,提出意见。分管副书记也签了字。就没得下文了。我跑成都,都说没得钱。我说不讲“阶级斗争为纲”了,但庄园不等于没有价值了啊。
有一天碰到吴金钟,红卫兵串联时他留在了我馆。庄园受冷落后,他调到省社科院。他说这样吧,我们去趟北京,成不成不敢保证。我说你找谁嘛。他说某某,中央领导的儿子,在北大历史系读书时是同学。
到北京,吴金钟领着我,找了两天没找到他同学。我说材料我也带了,干脆,寄给李瑞环吧,他主管意识形态嘛。我在陈列馆信封上写了“李瑞环同志收”,在国家文物局旁的邮局买了大信封,套上,又写“中共中央办公厅收”。
嗨!还真回信了,陈列馆的报告旁,三分之一留白,李瑞环批示:地主庄园需要保护,转四川省委处理。下面是四川省委书记批示;管文化的副省长批示;省文化厅长批示;成都市常务副市长批示。
大邑县委梁书记陪市人大主任、副市长来了。一看,问题不小。农村承包责任制了嘛,农民耕田、挖沟、扩建房,与庄园都没防火间距,排水也堵了。馆内维护,馆外拆迁,都得钱。
为这事,我一周要跑成都一两次,哪有现在方便嘛。5点多起来,赶6点钟头班车,到了成都,还得赶市内公交车,要不没法堵住领导。
“抢救保护庄园领导小组”成立了,组长是成都市副市长何大经。提出一个总体规划,9个保护方案:收租院保护、白蚁防治、消防、绿化、排水、危房整治等。一匡算,要570多万。何说,我跟韩副省长汇报一下吧。后来韩副省长来了,现场联合办公。各方出资,经费总算解决了。
大年三十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保卫科长与窃贼差点脸碰脸。科长掏出手枪就打
刘氏庄园,规模令人咋舌。老公馆包括:刘氏祖居、刘文彩院落、四个儿子的居住地、五个姨太太的住处和小姐楼;以及刘文辉公馆、刘湘公馆。占地100多亩,7万多平方米,不包括占地125亩的“文彩中学”。泥塑“收租院”只占建筑的百分之一。仍有未开放的公馆。——整理者
现在的卖票处,是我当年搞的茶馆、餐馆。保护方案落实了,经济效益得提高嘛。我就想搞一个珍品馆,将馆藏的象牙雕刻、金银器具、紫檀木家具、字画、刘文彩特制的瓷器,全都集中展出。
有关部门说了:想法和思路正确,安全不过关,不行!
这也有道理,1981年8月,刘文彩大儿子刘元龙居室,就失窃过金银珠宝。那时我在保卫科,参与过公安部门破案。案犯是名现役军人,白天参观时爬到顶棚猫了起来,半夜用多功能电工刀在屋顶掏了一个洞。1982年又一起,大年三十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保卫科长与窃贼差点在这脸碰脸。科长掏出手枪就打,子弹穿过那人脸颊,牙齿全打蹦了。你看墙上的弹孔。
我去陕西博物馆学习,提出方案:做玻璃文物通柜,墙上安报警网,红外线报警。县领导说好啊,要多少资金?县银行马上贷款。我胆子小啊,怕还不起,提出员工集资。1993年1月3日,珍品馆开馆。以前门票2元嘛,我说提到5元,县上说我胆子小,要定就定10元。没想到,游客蜂拥而来。当年门票收入50多万元,翻了7倍多,“文物展”的理念也有了。
这是刘氏祖居,左边的屋子土改时拆毁,去年我建议复建。刘文彩的父亲刘公赞开过酒坊,馆里就搞酿酒展示。没料到“公赞酒”卖得好,又一笔收益。
那几年难度大,老干部说地主剥削农民的主题削弱了,刘家后人说,你纠正到位了吗?
我在这工作25年,刘文彩公馆住了20年。我说笑话,刘文彩住了17年,他从宜宾回来到1949年去世嘛,我住的年头比他多,经历也不少。
1993年,一天早上,就在这廊下,看到有几张1932年的税收票据。我搞不明白,晚上谁撂这的?第二天一早,走这里,又捡了几张。这是哪来的?从外面看,刘公馆门面高大,里面全是平房,顶有隔层,冬暖夏凉。
找了泥工上去,哦,有一只棕编箱子,灰尘很厚,边上也有票据撒落。打开箱子,满满的,全是刘文辉和刘湘大战时,刘文彩从宜宾撤退前印制的向商家筹军款用的票据,还有名片、书画、信件。
原来这还有一组泥塑,“圈地霸产”。那是刘文彩为办中学嘛,地是他圈的,也有置换的、买下的。不符合事实嘛,就撤去了。这是刘家的年货室,以前放置了4块实物展板:有刘文彩打人的“青杠”(扁担)、杀人的带剑刃的文明棍、脚镣手铐,杜撰的嘛,也撤了。
这是刘文彩侄子的公馆,土改时分给了几户农民。后来“一生二,二生三”,最后成13家。原建筑毁坏咯,破、脏、乱。1995年我主持搬迁,没法子修复啊,平了,搞绿化,就留了一堵门墙。
那几年难度大哦,老干部说你七改八改,地主剥削农民的主题是否削弱了?刘家后人也有意见嘛:共产党不是说实事求是吗?你纠正到位了?刘文彩有个孙子常来,说这是假的,那不符合事实。我说有的可以恢复,有的涉及经费,一时改不掉。有一年,刘文辉的女儿给她母亲迁坟来了,一二十个人,意见大哦,说展馆不讲事实。我很委屈,都是历史造成的嘛。
还是在逐步改,譬如刘文彩有五个老婆,居住处以前是张冠李戴,一个个恢复嘛。刘文彩公馆小姐楼(刘家女儿馆),1966年4月,曾在这里接待过郭沫若。1993年,我们重新维修,做了说明,又收集了不少四川小姐楼的图片,搞了个“小姐楼专题展”。
五姨太聪明,她说放心,我不会乱说,日本人拍拍屁股走了,我还不是要依靠共产党嘛
有一年,日本为举办万国博览会作准备,拟邀请“收租院”复制品赴日展览,提出要采访当事人。中日友好时期嘛。我先找了3个原刘文彩的管家,喝茶聊天。有一人说:你们是要我说实话?还是按你们的意图说。我说:实事求是嘛,但说话也要注意内外有别。
日本人来了,按计划采访王玉清。刘文彩有五个老婆,就这五姨太王玉清活着。王玉清聪明哦,她说你们放心,我不会乱说,日本人拍拍屁股走了,我还不是要依靠共产党嘛。所以采访她很顺利。
日本人带她到成都,刘氏在成都也有公馆嘛,当年刘文彩从双流(县)回成都,死在半道,就这五姨太在身边。采访完了,王玉清拿了劳务费,在成都耍了十几天。
王玉清回来后找我:日本人来了我没乱说嘛。我说好啊。她说我平时没钱买蜂窝煤,你得救助我。我说我帮你反映。这中间她又来找过几次。后来我当馆长了嘛,和县财政局长说这事,这局长在文彩中学读过书,他问:给多少?我说一月60元吧。他说不多,你给财政局写个报告,我拨给你。
过了两年,王玉清又来找我,说有病吃不起药,乡下没得人照顾。后来统战部建议:地主庄园空房子多嘛,给她一间,你们也好照顾她。我说不妥,这一搞,各方面都有意见。最后由安仁镇落实,王玉清住了公房,又给她加60元一月。
过了一两年,王玉清又来找我,不是物价上涨了嘛。我又给她想法子,张罗加了120元,一个月有240元了。当时庄园馆的经济收入不错,我额外又给她60元一月。这不,每月300元。馆里有个招待所,棉被褥子,给她换新的。
有一天她又来了,我说王大娘啊,有些困难你得自己克服咯,现在下岗的人多,老干部对这事也有看法。这么一说,她就不再提了。但过年过节,我还是派人去看她。毕竟孤寡老人嘛,又是庄园出去的。她在2003年去世前,逢人就念叨吴馆长好。
刘文彩4个儿子,全是二老婆生的,死了仨。三儿子刘元富从小得过脑炎,耳朵听不清,很受六叔刘文辉喜欢。1949年刘文辉起义,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后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刘元富安排在政协。“文革”嘛,刘元富下来当了农民。1978年重返省政协。
刘元富退休后也来找我,他说他一个人,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与人交往不方便,想回老家安仁镇。我又找人,在安仁镇给他落实一块宅基地,盖了房。现在他已90多岁咯,跟一个保姆住在一起。
为此啊,庄园有争议的历史,他(她)俩都乐意告诉我原况,这对澄清事实起了很大作用。
“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调整时,国家文物局提出“地主庄园”定义不准确,专家意见要改为“刘氏庄园”。1996年11月,“大邑刘氏庄园”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