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对李鸿章的评价】对李鸿章的评价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 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 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

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 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 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 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 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 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 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 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 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

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 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

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 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

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 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

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 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 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 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

这 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 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 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 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 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 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 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与官吏。他的看世界当然比林则徐来得伟大。林则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与官吏,但他属于旧时代的文人与官吏,所以他所开启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将外人全部驱逐出中国,最后以失败告终。

李鸿章所要进行的事业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中国确实在他的倡导下进步了,而且进步非常大。在实业方面并不比日本小。到一八九o年时,中国海军在东亚是领先于日本。工业也领先于日本。这在西人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他的热情评价。日本领先于中国在于立宪,在于常备军制,在于国民的热情,和国内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稳定。

具地讲,中国落后于日本在于政治制度方面,在于国民万众一心的勇气和探索精神。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曾在汉、唐时一个也不少啊。其他微观因素还有:第一是连年的灾害,这不得不令翁同和将海军的军费压缩,而去救灾(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与李鸿章闹个人意见!

!翁与李个人关系很好。翁有许多次求助于李,李全部答应。)。第二,中国的国家和政局不稳,每十年有一次战争,或对外或对内,而且每次要选在太后万岁之时,这也是令太后不愉快的事情。

中国的国力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每年要向外人借款来填补军费等开支。第三,国民素质太低,受近代文明教育的比例还是太低。教育的内容还是二千年来的科举制的内容,虽有一些经世致用的内容,但与当时的泰西诸国的科学比较,显然落后几百年。

第三,国民没有爱国热情,在满人当政汉人受压迫的年代,汉人是不会真正替满人出力的,一切唯满人的意志而决定,汉人逆来顺受,虽然在洪杨之后,有曾,李,左等大臣拥兵地方,但号召全国显然力所不能。

所以李鸿章所倡导的事业也只能在北洋和南洋有开拓性的进展,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动静或很少动静的。第五,士大夫和官吏阶层没有紧迫感,李鸿章再急,也无济于事。还没有一个奋勇争先的官僚阶层为中国的奋起而努力。

这点日本较中国强几十倍。第六,即使像李鸿章这样真正看世界的人,也并不完全知晓世界大事。所看的世界以实用性为主,如军事,如实业,如教育等,没有看到法律,科学,政治制度,种族关系这些在背面起作用的因素。

所以也不可能去改革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种族体制、社会的法律的体制。所以孙中山对李鸿章虽属尊敬,但也指出了他的这一缺陷。第六,中国传统文人与官吏所具备的美德束缚了李鸿章等人的手脚。他们唯知忠君报国,不论上面的决定是好是坏,总是唯命是从,一切不敢抗命,与孙文一代比,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重大缺陷。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甲午战争失败了,李鸿章也失败了。李鸿章失败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周游世界。他是中国人中走得最远,走得国家最多的中国文人与官吏。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这些欢呼中保持了冷静和尊严。他更加广泛地了解了泰西诸国的政治,经济,工业,人文,治世之道。与俄国建立了联盟,也以实业做诱饵,博得了英,比,德,法等国的好感,来华投资者渐多。

李鸿章自身失败了,但他的的事业并未全败,又被他传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比李鸿章强的一点是非常有头脑,有决心,有毅力,有勇气,有规划,所以能最后成功。但这成功的起点当是起自曾国藩,继自李鸿章。这三人相辅相成,谁也不能少掉谁。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起自林则徐,也可以说是起自洪秀全,也可以说是起自曾国藩和李鸿章。

李鸿章当然不是完人,世间本无完人,如果有,也是自欺之谈。李鸿章像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不在于他自身的成功与失败,而是找到了使中国强盛的事业,并选择了继承者,将这一事业传接下去。这也是李鸿章留给中国的最有意义的遗产。

我们评价李鸿章,不需要无聊地替他的失败去辨解,去掩饰,去粉刷添彩,也无需大动肝火地去无端指责他的失败,更无需很无聊地把他描写成为一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