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作品 文洁若 我要读书写作到100岁(图)
文洁若, 1927年生于北京,是中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翻译家,译有《高野圣僧——泉镜花小说选》《芥川龙之介小说选》《东京人》及与萧乾合译《尤利西斯》等近千万字。著有散文集《梦之谷奇遇》《我与萧乾》,评论集《文学姻缘》等。2012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萧乾与文洁若
印 象
一生文友一世姻缘
2015年年末,由天津广播电视台、凤凰卫视、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联合主办的“中国因你更美丽——《泊客中国》盛典”在北京举行,当著名翻译家、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文洁若走上舞台发表精彩演讲时,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年近九旬的文洁若,一生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无数,又是著名记者、作家、翻译家萧乾先生的妻子,她坎坷而传奇的人生经历打动过许多人。
文老住在北京木樨地一座普通居民楼里。楼梯狭窄,靠近文老家门的电梯坏了,老人上下楼需要穿过长长的走廊,去乘另一部电梯。但文老对此毫不在意,她性格开朗,总说自己腿脚利落,没事,有时下楼取报纸,连拐杖都不用呢。
这幢居民楼已经有些年头儿了,和现在那些高档小区相比,这里简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走进文老家中,房间内的陈设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样子,没有奢华的装修和高大上的电器,屋里到处堆满书籍和资料,老人工作的书桌看上去有些杂乱无章,但老人心中有数,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能随手从书堆中找出需要的资料。每天生活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让她养成了习惯——工作累了,随手翻开一本书,就能在阅读中回到往日的时光。
说到往日,摆放在书桌前那张大幅的萧乾先生的照片,也许更能让老人感到温暖。照片上的萧乾年轻、帅气,眉宇间有着倜傥的英气。有朋友和文老打趣道,每天都能看到年轻的萧乾先生,也是一种幸福啊。文老说,她和萧乾是一世的姻缘,一生的文友。
萧乾是著名记者、文学家和翻译家,文洁若与萧乾的姻缘令世人羡慕。文老说萧乾是她生活的伴侣,更是她翻译写作事业的伙伴。如今她总是在闲下来的时候回想起他们一起读书、写作的日子。在当年萧乾主持《大公报·文艺》专版时,文洁若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后来念高中,她又读到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更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再次听到萧乾的名字是在1953年初,我已从清华外文系毕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两年半了。一天,编辑部主任跑进我们的办公室,说萧乾调到出版社来了,但他正在修改一部电影剧本,暂时不来上班,如果有稿子想请他加工,可以通过秘书送到他家里。
”从那之后,文洁若才算正式同萧乾打起交道。同萧乾结婚后,在文洁若的带动下,萧乾接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当时,《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印了80万册,更有不少人称赞《好兵帅克》的译笔,说文字幽默俏皮,表达了原著的风韵。”说起往事,文老开心地笑了。
翻译生涯
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起步
记者:您是日本文学翻译家,很多优秀的日本文学作品都是由您翻译后让中国读者认识了解的,您第一次翻译作品是什么时候?
文洁若:是我父亲最早鼓励我翻译。那时我的父亲在日本做外交官,我7岁的时候跟父亲去了日本,在日本的小学里面念书,很快就学会了日文。我看到了很多连环画,里面有很多漫画人物的对话非常有趣,父亲跟我说,你试着把这些漫画中小朋友的对话写成中文,我就在父亲的鼓励下试了试。
父亲告诉我,这就叫翻译。我觉得很有兴趣,就喜欢上翻译漫画故事了。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翻译了一百多万字,翻译的是日本学校使用的教材,叫做《世界小学读本》。
这套读本介绍了很多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意大利、葡萄牙等西方国家,每个国家一到两卷,一共十卷,总共一百万字。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利用课余时间,一直到小学六年级毕业,把这套一百万字的书给翻译出来了,这就是我从事翻译工作的开始。
后来有人问我,搞翻译这么起劲儿,你到底有什么动力呢?我有一次开玩笑说,我的动力就是为了光宗耀祖,大家都笑了。我是怎么想的呢?比如我祖父当了县官,培养了我父亲,我父亲让我搞翻译,他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一辈子没出过一本书,祖父倒是出了一点线装书,诗词什么的,也没能留下来。我从小就努力想光宗耀祖,其实就是希望对得起父亲对我的期望。
记者:您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毕业后在出版社做校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向专业翻译工作的?
文洁若:我在1950年从清华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到三联书店当校对,我在三联做了九个月的校对。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我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到社里时,我也是一名普通校对,不过我这个校对管得比较宽,经常把一些出版的书籍拿来核对。
有一次,我发现一本书中把“福尔摩斯”翻译成“各尔摩斯”了,我就特别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名字出现两种译法呢?通过仔细查找,我发现这本书是从俄文版的图书翻译过来的,那时我还会一些俄文,因为我曾在苏联呆过两年多,不过现在我的俄文也忘记得差不多了。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社长是楼适夷,他一直鼓励我进行翻译工作。1956年,萧乾被调到《人民日报》当记者,当时人民日报社的社长希望我跟萧乾一起过去当记者,我没有去成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觉得自己不太会讲话,不适合当记者;二是楼适夷也不放我去,他希望我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继续从事翻译工作,我答应了他。大约在1958年,我开始了日文翻译的工作。
记者: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专业翻译的时候有什么让您特别难忘的事情?
文洁若:很多事情是让我非常难忘的,比如我当时有一个任务,组织周作人、钱稻孙两个人来翻译书。周作人是要改名字的,不能用周作人这个名字,用了好多别的名字,比如周长寿,他比钱稻孙知名度高,因为他在“五四”时期写了很多文章。
有人曾经比较过周作人跟钱稻孙的口语谁更好,钱稻孙是9岁去的日本,周作人去日本的时候快20岁了,虽然他太太是日本人,可是他的口语不如钱稻孙。再往前追溯的话,周作人和钱稻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是特殊身份,生活比较困难,也没工作,周恩来总理想了一个办法,让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约稿的形式给他们发稿费,不给他们发工资,但稿费给得不低,他们翻的作品可以出版,也可以不出版,留着自己用,总理就是用这样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把他们保护下来了。
我觉得钱稻孙翻得比周作人好,周作人不大推敲,就拿毛笔直接写,钱稻孙是来回修改。我看钱稻孙翻来翻去,太慢了,就请丰子恺来翻译。但丰子恺不太懂日本古文,他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是学美术,不是专门学语文的。
比起做翻译
更喜欢写文章
记者:除了从事翻译工作,生活中让您感兴趣的事情还有哪些?
文洁若:我对写作更加有兴趣,我喜欢写散文,但是我写不了诗歌。不过,我翻译过不少诗歌。同翻译工作相比,我觉得写作更有意义。写作不是你想写就能动笔写的,需要构思,需要素材,有时为了写一篇文章要思考很长时间。我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搞翻译,写作和翻译两个工作交替进行,也是挺不错的事情。我可以在这两者之间体会不同的工作乐趣。
记者:您的散文也比较有特色,很多读者能从中读到一些文坛轶事,这也是您想要表达的吧?
文洁若:这可能是我写作的一个风格吧。我喜欢散文,但我不喜欢那种抒情的散文,比如说有人看到一条河,然后就会联想很多,根据这些联想就能够写出一篇优美的散文,我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我的散文都是那种纪实性的散文,还有一些读书的感想。最近我写了一篇《读〈丁玲传〉有感》,这篇文章有我读书的感悟,也有我对丁玲的回忆,我比较喜欢写这样的纪实性散文。
记者:和您与萧乾接触过的这些作家朋友,您最欣赏的是哪位?
文洁若:应该说还是巴金先生。他的作品我非常喜欢,特别是《寒夜》,我觉得这部作品比他的《家》《春》《秋》要好。巴金先生自己也说,他对《寒夜》这部作品比较满意。那个年代作家的写作生活还是比较清苦的,全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去创作,不像现在,写作者能够有很多渠道推广自己的作品,国家还可以组织人力把重点作品翻译成各种小语种向海外推广,相比较起来,我们那个年代的作家创作条件是比较艰苦的。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当下一些年轻作家,中外文都没功底,看不到大时代,专写小时代。当然,今天年轻人也有很好的,总之,他们还年轻,将来有机会。
记者:您作为翻译大家和文化名人,一生经历了文坛上很多的事情,很多读者也期望能看到您的自传,您有出版自传的计划吗?
文洁若:我觉得我现在还不是写自传的时候,我要写到100岁,我准备到100岁时再开始动笔写我的自传。我现在需要保护好眼睛,每天给自己规定什么时间可以看书和写作,什么时间要休息。有很多老朋友的眼睛都不行了,比如冯友兰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她比我小一岁,但是她的视力就不如我好。
做好文学翻译无窍门
只有勤学苦练多读书
记者:现在我们常常有一种感觉,引进外国作家的作品时,翻译的水平与当年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您觉得如何才能做好文学作品的翻译?
文洁若:我觉得做好文学翻译就只有勤学苦练,没有什么窍门,要多读书,要提高写作水平。我上小学前,父亲让我大姐教我,可大姐懒得管,让我自己背唐诗。刚上小学时,老师让我们写作文,我当然不会,甚至不知道作文是什么意思,就把平时背的唐诗抄了上去,结果老师给了个大红叉。学习没有窍门。
记者:哪些外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文洁若:在我翻译的文学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日本作家泉镜花的《高野圣僧》。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我也特别喜欢,我翻译过他的短篇小说集,其中《罗生门》《鼻子》《疑惑》等都是不错的小说。三岛由纪夫的作品艺术性也很强,比如《春雪》。
我还翻译过川端康成的《东京人》,这部作品我也比较喜欢,他对自己的创作要求很高,他晚年常被媒体问到还有什么新作品?那时他的创作灵感似乎已经枯竭了,这让他特别受不了,把自己的身体弄得很糟糕。
虽然很多日本文学都很优秀,我也翻译了大量日文作品,但日本没有一部能达到像《红楼梦》这样高度的文学作品。我认为,《红楼梦》才是亚洲最好的文学作品,是我们中国人写出来的。我喜欢日本文学中那些关心时代命运的作品,文学作品只有关心时代命运,才会有一定的深度,也才会让读者喜欢。
当然,也有一些日本作家的作品我不太喜欢,比如渡边淳一的作品,我觉得他的作品比较浅,过多关注男男女女,没有多大的意思。我也不太喜欢村上春树,他有一篇小说,写一个人请别人把自己的舌头割开,装了一颗小钻石,多难受啊,好看吗?觉得丑死了。
记者:在网络时代,您觉得如何引导年轻人多接触国外的文学作品?
文洁若:我觉得不要把文学当成游戏。现在不少年轻人也在接触日本的文学作品,接触日本的流行文化,但很多关注点还是在游戏上。孩子们都在接触网络,很少有人关注正统的严肃文学作品,这个现象是不应该的。有人问我对这种现象怎么看?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解决不了太多问题,我能做的只是把好作品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大家。真正解决孩子们阅读问题的是老师和家长,他们应该去引导孩子们阅读。
记者:您现在每天还在坚持翻译和写作非常让人佩服,您介绍一下您的日常生活状态吗?
文洁若:我现在每天都要有8个小时工作,10个小时睡觉,生活非常有规律。我一个人生活,有人问我,你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不请个保姆来照顾你呢?我一来觉得自己并没有老,自己能够照顾自己干吗要请保姆?二来如果有保姆在家里,不管她是拾掇屋子还是做饭,叮叮当当的,肯定会影响我工作。
我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生活,就连孩子们来也都是坐一会儿就走。我一般7点半起床,如果没有任何干扰的话,可以翻译1500字。现在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乐趣,我总在想,我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我父亲对我的培养。
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沉浸在工作状态,只有翻译和写作,我才会感到自己又年轻了,才会感到生活特别有意思。我也经常参加各种文化活动,我觉得自己总像个年轻人,有时下楼拿报纸忘了拄拐杖,也没问题。唯一不方便的地方是我不会发电子邮件,现在和很多出版社联系工作都需要使用电子邮件,我只好麻烦邻居或朋友帮我代发一下。
文洁若口述
我与萧乾的磨难与幸福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结识了很多文化大家,比如巴金、冰心,我和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我和萧乾经常去冰心先生家中看望她,老人家十分和蔼可亲,每次见面都和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如果说哪位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应该是巴金先生。
他和我们家的关系一直比较近,特别是在特殊的政治年代,萧乾被打成“右派”,很多人都不敢和我们来往,只有巴金常来看望萧乾,跟他聊天谈心。我记得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文化界人士茶话会,也给萧乾送了请柬。
当时萧乾已经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他找到作协领导刘白羽,询问自己能不能去参加招待会?刘白羽说,总理派人送来的请柬,为什么不能去?在招待会上,不少人都不敢同萧乾说话,只有巴金主动上前跟萧乾嘘寒问暖,这让他十分感动,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够有这样一位挚友,确实是很难得的。
上大学时我学的是英文,参加工作一直从事日文翻译。我为自己一直都没能够译好一部英文作品而感到遗憾。一直到1994年,我才和萧乾一起开始翻译英文作品《尤利西斯》。说起《尤利西斯》,我总会想到我的父亲。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带我去逛书店,书架上有一本日文版的《尤利西斯》,父亲对我说,你看日本人把这么难的英文作品都翻译出来了。
没想到,我到了晚年,和萧乾一起翻译完成了《尤利西斯》的中文版,不仅圆了自己的梦,也圆了我父亲的梦。
我跟萧乾一起生活的45年里,翻译《尤利西斯》的4年,是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开始是1990年,译林出版社准备翻译出版《尤利西斯》中译版,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几乎请遍了国内一流的翻译家,没人敢接。
李景端请钱锺书出山,钱锺书说:“八十衰翁,若译此书无异于别开生面的自杀。”当我和萧乾接到翻译邀约时,我开心,可是萧乾好像有点不起劲儿,他觉得太难了,但是我觉得很起劲儿。那一年,我63岁,萧乾80岁了。
上世纪40年代他在英国留学时就读过《尤利西斯》,他跟我说是花了很大劲儿读完的,还在封皮上写下了几行字:“天书。弟子萧乾虔诚。1940年初夏,剑桥。”原本萧乾对翻译这部作品不是特别起劲儿,但当他看到我翻译的第一章之后,也来了兴趣,才决定一起合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