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人的儿女 特稿:我的父亲—陈正人
在《毛泽东选集》里《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在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后面的括号内有“知识分子”四个字,其实他只有初级师范二年级的文化水平。参加革命后,由于工作忙,他从未进过党校学习。
他一直在工作中勤学苦练,努力适应工作需要,而从不向困难低头。他在延安时给任弼时的信中写道:“对于工作中某些困难,我从来不大提,我认定只要于党的利益有必要,一个党员任何困难是应该忍受与努力克服的。
这种精神,我过去有,现在还是一样,越是困难的工作,越是能锻炼自己。”父亲一生先后担任过各种领导工作,无论做什么工作,他总是从学习入手,从调查研究入手。他下去搞调研、蹲点总是尽可能实行三同,以便了解真实情况,虚心地向一切有识之士学习。在农机部成立时,他在“就职演说”中讲:“干三年不懂这一行,就老老实实卷铺盖搬行李!”
长期的革命战争生涯使他养成了夜间工作习惯,可能是夜深人静,头脑清醒便于思考问题吧。他有一个特点,开会、座谈总要仔细地做笔记,他的发言、报告、工作总结乃至起草文件等,总是亲自动手,从不假手于他人。
他常说:“自己动手好处说不完。”我想,他的进步与成长应当得益于他的自己动手。他经常用“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话来鼓励我们刻苦学习。其实他自己正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父亲的生活状况用“苦行僧”来形容也不为过。父亲一生全身心地努力工作,不讲吃、不讲穿、也不讲玩。说来人们也许不会相信,他从不上街,口袋里也不装钱,更不知道买东西如何还价。
父亲被人戏称为“知识分子代表”,他长期身居高官,阅历丰富,但他至死,也没有一件名人字画、古玩、没有一件领袖人物给他的题词,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他一生中唯一珍贵的藏品,就是他几十年来精心保存的两大箱从延安时期到解放初期他的会议笔记、材料、电报、领导人给他的书信等等极其珍贵的党史资料。
在“文革”中他在离开中南海住处时,曾将这两大箱文件送回家,他担心造反派抄家造成这些资料流失和泄密,再三嘱咐我们必要时要将这些材料直接交给总理的联络员。
我从父亲在“文革”中写的一份材料上发现了他一个鲜为人知的廉洁自律的故事。1949年5月,父亲调离吉林省到即将解放的江西省上任,当时他的肺病已好,还剩下二十几针连霉素没有用完,又怕过期失效造成浪费,他就托人将这些药卖了,用这笔钱又买了一批人参,到江西后就立即上交省委机关了。这件事是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做出的,从中看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廉洁自律是多么的自觉。
父亲曾两次谢绝组织上为自己修扩建住房。1952年父亲被中央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建筑工程部部长,住在机关租用的一座民宅中,房屋因年久失修,出现漏雨现象,需要大修。父亲考虑到自己是部长,又上任不久,怕造成不好的影响,故不同意大修,机关只好采取临时措施将就了。
谁知后来在一天夜里,父亲居室的天花板大面积的塌下来,砸在他的腿部,险些酿出人命,父亲这才同意进行修理。1959年中央任命我父亲为新组建的农业机械部部长,住在北京郊外。
后来部机关考虑到家里的会议室太小,开会人多了坐不下,另外也考虑到家里子女多,住房拥挤,就计划在我家的住房旁扩建一间会议室,同院有的部长早就扩建了会议室,在料备好准备施工时,父亲在外地调研,听到此事后,立刻打电话给部机关要求停办,他说国家处在困难时期,不能再加重国家负担了。此事从此就作罢了。
父亲时刻情系农民。经过7年的努力奋斗,我国农业机械装备从开始基本靠进口,发展到全部由我国自行制造,父亲并没有对此沾沾自喜,他时时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仅仅做到这一点就能使农民脱贫致富了吗?农民是否用得起,是否真正得到实惠了。
他在调研中为农民算了一笔细账,发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高,工农业产品价差太大,是阻碍农机推广使用、阻碍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突出矛盾。
他认为保证农民在正常年景实现增收是农业机械化的根本目的所在。因此,他在强调要加强农机企业内部管理、杜绝各种漏洞和浪费的同时,还要努力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及价格。不仅如此,1965年8月5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又提出了逐步缩小工农产品差价,降低农机产品作业成本的三点意见:一是农机产品今后本着低价薄利的原则,继续降低价格。
有关原材料、协作件的价格也应适当下降。二是农机产品属生产资料,不能作为消费品,应适当减轻产品出厂税,并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缩小地区差价。
三是建议国家计委、物价委员会降低油料价格,生产一些价廉适用的“农用油”,实行直接调拨,按需供应。他的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央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被逐条采纳,受到了农村干部群众一致称赞和拥护。以前长期沿用的所谓“农用柴油”、“农用机耕油”就是根据他的建议专为农村社队生产的农业专用油。
三、不为人知的表率作用
大家知道,出于国情,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分配制度,所以国家干部的工资也不高。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直到“文革”前,像父亲陈正人这一批高级干部不仅从未提高过工资,而且还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先后两次大幅度下调了工资,我记得父亲的工资由400多元降到了340元。
我家子女多、亲戚多,所以开支较大,特别是家住北京后,来北京开会办事的父母亲的老同事、老朋友总免不了来探望做客,好菜好酒招待是难免的事,当然要自己出钱了。
那时根本没有“公款请吃”的概念,当然外事活动例外。“文革”时,我们在整理父亲的文件箱时,发现父母的全部存款加公债券才1000元,还不到父母亲两个月的工资总额。
1958年,父辈们带头移风易俗,在遗体火化保证书上都签了名。现在遗体火化已司空见惯了,但开始推行时却阻力重重。为带头改革我国的丧葬制度,移风易俗,造福后代,父亲这一代领导干部早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遗体火化保证书上签了名。不要小看这一率先垂范的行动,正是因为高级领导干部带了头,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沿袭了几千年的丧葬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