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我赚的一半的钱是挨骂的钱 既入江湖 便是薄命人 这33位超一线的
“我赚的一半的钱是挨骂的钱”、“技要卖，脸朝外。你都干了这一行，既入江湖，便是薄命人。”
“拍《祖宗十九代》，我很感动的在这：33个超一线的咖，吴秀波、范冰冰、李晨、王宝强、大鹏……这33位真拿我当朋友，说来就来。”
“我跟你说说相声里边打不出1/10的人进入中国电影界，这帮人都得改行。”
采访之前我们还颇有压力。毕竟，除了德云社和纪梵希，郭德纲身上最醒目的标签，是他从来不以和为贵的超强的战斗精神：爱之者奉为嫉恶如仇不揉沙子，恶之者视为睚眦必报反应过度。
结果见到的却是一个满面笑容一团和气的老郭。“你看你们早该来吧。”采访中他强调了两遍。
师父侯耀文在世时曾解释这位弟子的性情成因：“一路坎坷，势必嫉恶如仇”。从籍籍无名到自成门派，个中苦辛，大约能在这一路战天斗地的不服里折射一二。但到现在，以他的地位声名话语权，大众对他的印象，或已从原来的鸡蛋，变成了如今的高墙。
郭德纲在给《祖宗十九代》的演员们讲戏
“我不能承认我是权威。”他警惕地否认了这种预设，“那样的话等于我太俗了。到我死之前我都不愿意做这样一个人。”
但至少，他已经不合适再像过去那样，无所顾忌地选择对手。“拔剑四顾心茫然。”我们调侃。
“怎么拔出来的怎么插回去就是了。”他笑嘻嘻地，“已经不好玩了，（我）怎么说怎么对了。”
到现在这个阶段，他觉得自己已无过不去之事：“腾讯都来了，我还有什么看不开的。”他调侃我们。
“那卓伟呢？”我们调侃他。
“也看开了，也不容易。”
“你们原来是不是看了那些宣传报道，觉得我跟土匪一样？”郭德纲问。
“特有战斗精神一人吧。”我们比较含蓄。
“年轻时肯定会那样。”他解释，“现在不是了，没有这么争强好胜了。”
不争强好胜成不了今天的郭德纲。“比如说相声，看人家比咱们强，我得追上他，一定要比他还强，他演了个什么，我也得去学。”他对我们解释过去的心态。“一开始要生存，后来要名利。”毫不避讳。
“名利里其实也包含了自我价值实现。”我们说。
“可以这么理解，但你把它撕开，里面就是名利。”他没有要遮掩的意思。
我们能理解，对当年那个无名小卒而言，名利、地位、话语权，基本属于一整套的打包产品，不可拆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你可能五十块钱一场，但人家是腕儿，人家三百一场，差好多倍呢。那我得混好了，得能挣钱，得有知名度，得成为大腕儿。”
这一路力争上游的过程，于我等吃瓜群众，见到的或只是吃相优雅与否，但于当事人，大约并不乏肉搏血战的残酷惨痛。即便在各种自称“看透”、“活明白”的今天，郭德纲忆起当年，我们听着仍是有点咬牙切齿的劲儿。“有多少人后来说告诉你们有一个叫郭德纲的，无论在哪碰见他，一定把这人要摁死，不能让他如何如何：他成了，咱们都完了。你想（这是）我20来岁的时候，业界对我的好评。”
那时候他甚至想过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真是觉得一身能耐，也没地施展去，连饭都吃不饱。如果街上来一车撞死我，多幸福。我20几岁就这样想过。”
早年间除了说相声，郭德纲还做编剧、参加综艺。2003年，他参加真人秀，在透明的商场橱窗里生活——或者说，展览——了48小时。这种“被围观”的颇无尊严的感觉使他中途情绪崩溃要求退出，“这不是人干的”——但出来后看到观众贴的鼓励纸条，他哽咽着又回到了橱窗。
录制“橱窗真人秀”的郭德纲
开口饭与自尊心，多少是矛盾的关系，而郭德纲又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那个他争了很多年的资源打包里，其实含着他不便强调，又耿耿于心的一点：尊严。
说起来他极为通透：“我赚的一半的钱是挨骂的钱”、“技要卖，脸朝外。你都干了这一行，既入江湖，便是薄命人。”但以外界公论，郭德纲相声最精彩、最见才华的部分，还是在他对批评的犀利反击，所谓的，不平则鸣。
20年前他在北京拍戏，“演一个比群众多几句词的群众，早上四点就从家里出来，下午将近五点才拍上我。那个戏给我两百块钱，这两百块钱我追了一个半月才给。”——对当时那个曾因没钱只能步行20多公里回出租屋的北漂来说，这200块钱，和他前半生里的许多事情一样，都得追着争着才能得到。
如今自然不需要了。2016年德云社成立20周年，一年时间里在五千人以上的体育馆演出111场，5000人以下的“小剧场”，400多名成员演了3000多场。这样的规模，当然是庆典，但又何尝不是扬威。
过去孜孜以求的“三百一场”，已经不知是哪个时代的事。如今郭德纲的相声帝国版图扩展到海外，上综艺不是主咖就是主持，电影可以继续客串，也可以自己执导——一切主动权看似都控制在自己手里。
现在他大可以选择“歇着”。2017年他在澳洲歇了半年，”不能再敬业了，再这样也不好，同行也得活着”。还叮嘱德云社，“各大卫视的春晚能不去别去，别的演员盼了一年了，商演是你，录像也是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甚至，心态也渐渐“歇着”起来。当年讨薪那部戏的主角是曾志伟、曾宝仪父女。很多年以后，郭德纲可以和曾宝仪平起平坐地共话当年，当他聊到自己来之不易的片酬，曾宝仪说：“其实我们也没有拿到钱，那个制片方跑了。”
“谁都经历过这些。很正常，人都是从这活过来的，这是个资历。”45岁的郭德纲总结，公允持重，云淡风轻。
一见面，郭德纲就跟我们解释，“老了老了，打不动了。”采访里很多问题的终极解释，被指向“那会儿年轻”。
但叹老这回事，更像属于郭德纲自己可以感慨可以自嘲，但并不适合探讨下去的话题。如果我们就此较真，他也颇能够当场拆招——“什么时候感觉自己老了？”“就刚才看到你们的时候。”“那你年轻的时候……”“你是说去年吗？”
他愿意谈论的那部分“老了”，更接近于一种“什么我没见过”、“什么都没意思”的心态。“越来越柔和了。”他对我们总结。
按他自道，“老”可能是开蒙方式使然。郭德纲母亲身体不好，当警察的父亲出任务时，总把孩子搁在辖区里的戏院书馆。西皮流水急景凋年，一下午看遍王朝兴替；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两小时见识世道人心。人间总有一些规律一些领域不是个人奋斗所能掌控，道理他早就懂。
“我7岁学评书，9岁学相声，八十年代末又唱了几年的戏。人这一辈子其实就是（台上演的）这么回事。我白天演一大奸臣，晚上演一大孝子，一天就能活俩人的一辈子。要说那都是假的，谁那是真的？你说呢？”
郭德纲演出京剧《嘉靖风云》
小孩子的游戏他没兴趣，一门心思学艺。“一块的孩子们人家玩得都挺好，就我在旁边跟孩子家长似的。”他形容自己，“打十几岁我就觉得自己挺老的。”
“那是少年强说愁。”我们接。
“愁到现在不知愁。”他回。
只不过是，道理都懂，意难平。目标先是“同行里面我们是最好最棒的”，后来是，“我们这些人每个都在，都很好”。被这点心愿拧巴到30多岁，“慢慢活明白了，大可不必。”
现在他的目标是，“不希望特别好，不希望出类拔萃，鹤立鸡群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鹤有多难受。”对相声业，并不想做执牛耳者，“你说全世界说相声的归我管，我都愁死，天天给他们念报纸，带他们上课，我活不了啊。”对德云社，也无甚长远规划：“没想干成百年老店，现在基本是哄着孩子们过日子，车没倒就向前走，只不过原来卯着劲，现在可以喘着气闲着。”至于对他自己，“该演出演出，该做节目做节目，该拍戏拍戏。谁说什么了——哦，说吧。”
“原来30来岁，没有不较劲的地方，什么都较劲。当都较完、较够了，我觉得没有意思了。”他对我们解释。
我们当然很乐意指出其他的例子：“那修家谱之后的论战呢？”
“有些东西不是争论，是必要的解释也罢，说明也好，是家谱一套的东西。”他解释。“在这篇（文章）之前，其实所发生的不愉快，都是有话没法说。这篇文章发完之后，我该说的都说了，以后谁也不要问我了，一个字我也不会再提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终于解脱了，永远跟我没有关系了，就这么简单。
连原来的心头好，也渐渐变得没意思了。这些年里郭德纲收藏了一大批竹、木材质的文玩，“这个你看雕工多好，那个你看包浆多棒，一定是我的呀”。但发现自己“天天看着它，得累死”：“第一，不能丢了；第二，不能掉地上碎了；第三，天热不能给裂了；第四，我死了儿子可别把它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