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坚阿訇 开中国现代阿拉伯语教育先河的一代宗师—马坚

“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有一句‘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就将其奉为金科玉律,而把宗教研究简单地等同为宗教批判,否则的话,就用不着深入地研究宗教了!” 

一、教学理念 

    公元7世纪,阿拉伯语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而进入中国,因为伊斯兰教的最高法典《古兰经》所使用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阿拉伯语一直作为宗教用语,在中国各地的清真寺内讲授,这就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出现的“经堂教育”、“寺院教育”,并且相应地出现了一批既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又熟悉伊斯兰教义的清真寺阿訇,其中比较有名的如胡登州(公元1522—1597年)、常志美(公元1610—1670年)等。

这种经堂教育对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对国内的阿拉伯语教育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然而,这种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阿拉伯语教育,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种经堂式的教育缺乏科学系统的语言训练,没有正规、完整的教材。

二是这些清真寺的阿訇文化素质一般较低,他们大都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差,往往难以培养成材。三是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其传授和学习阿拉伯语的目标过于单一,仅仅局限在为宗教服务上,教授内容只限于少数伊斯兰的宗教经典(尽管这对于任何学习阿拉伯语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少的一门重要课程)。

    马坚很早就开始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他在埃及留学时,曾经选修了一门《伊斯兰教育史》课程,使用的教材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Kghalil,A,Total博士的毕业论文,题目是《The Contribution Of The Arabs to Education》,作者出生在叙利亚,是一个阿拉伯基督徒。

他在这本专着中对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育的发展过程作了全面客观的评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38年, 马坚教授利用埃及大学暑假的四个月时间,将这本书译成中文,1941年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马坚在此书的“译者序”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对中国穆斯林文化教育的基本评价。他说:“中国回教的寺院教育,只注重宗教教育,而不注重普通教育;又宗教学校的学生,只学阿拉伯文而不学国文;这种寺院教育,有种种缺点。

”“欲专攻阿拉伯语文学的学生,也以高中文科毕业者为最合格,最低限度,亦须初中毕业,国文通顺,对于英文或其它外国文,有相当根底者,才为最合格。他们应该多读书、看报、作文、会话,实地去练习阿拉伯文,而获得应用阿拉伯文的技能。

不可以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文法上的理论,去死记文法上的条规,而忽略了实地的练习,以免再蹈旧式学校毕业生不能读、不能写、不能作、不能说的覆辙。

初级学生最好的教材,是天方夜谭、印度寓言、现代的小品文和短篇小说。高级学生,最好是读阿拉伯历代诗文选和现代的文集和诗集。课外宜读埃及最有价值的报章杂志。倘若能籍无线电收音机,常常听到由开罗广播的《古兰经》文朗诵与学术演讲,则进步更快了。

此外,须练习汉语阿拉伯语互译,以培养翻译专业人才,而为沟通中阿文的媒介。伊斯兰教的经典,是阿拉伯文的,关于宗教学的典籍,也是阿拉伯文化占多数;精通阿拉伯文学者,欲研究宗教学,那是非常容易的事。”

二、建系鼻祖 

    1946年,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负责筹建东方语言文学系,经向达教授和白寿彝教授推荐,马坚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成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创始人之一。从此,中国的高等学府有了第一个阿拉伯语言文学专业。

季羡林先生在1995年北京大学“纪念马坚教授诞辰90周年”的大会上回忆说:“马坚先生于1946年夏季来到北京大学,我于这一年的深秋到北京大学。不久,金克木先生也来了,加上原来在北京大学的王森先生,我们四个人,在校长胡适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的领导下,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外交人才,还有其它方面的人才,马坚先生功不可没。”

    东方语言文学系开创初期,阿拉伯语专业从无到有,纯粹是白手起家。最初,教师只有马坚教授一人,一切有关教学的工作重担,完全落在他的身上。他既要全面考虑阿语专业大学四年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又要具体负责每一门课程的教材编写、课堂讲授、课外辅导、作业布置等各个教学环节,总之,事无巨细,都要自己张罗,真是做到了事必躬亲。

当时,系里没有阿拉伯文打字机,更谈不上现在社会普遍使用的复印机。

马坚教授只能亲自刻写阿拉伯文讲义,然后再用油墨机油印,其工作繁忙劳累程度可想而知。那时候北京大学文学院还在城东沙滩,马坚教授住在东四十条胡同,其间距离相当于公共汽车行驶路线的四、五站地之遥。

他每天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校上课,从未迟到早退,即使偶尔因事、因病缺了课,事后也一定会补上。他的这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给那个时期的阿拉伯语专业学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几十年后,他们仍然记忆犹新。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城东沙滩迁至西郊燕京大学原址,这个中国的最高学府获得了全新的发展空间。5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友好关系的迅速升温,国家对阿拉伯语人才的需要量激增,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招生规模也越来越大。

1949年到 1966年,阿拉伯语专业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发展最快、招生规模最大的专业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阿拉伯语专业总共招生近20个班(其中包括三个来自朝鲜和越南的留学生班),学生总人数超过250人。 

三、编写教材 

    如何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提高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专业的教学水平,是摆在身为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的马坚教授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决心编写一种适合中国学生的阿拉伯语教材。

    他先后为学生编选了《阿拉伯语初级读本》、《阿拉伯语高级读本》、《阿拉伯文学选读本》等不同类型的教材系列。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为之付出了极大心血的一套阿拉伯语语法教材。

这套教材不仅系统地归纳了阿拉伯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而且科学地确立了阿拉伯语语法术语的中文译名,这是马坚教授对中国阿拉伯语教育事业的一大贡献。阿拉伯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是闪含语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早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就已经基本形成,通行于阿拉伯半岛地区。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大大发展了阿拉伯语,为了使伊斯兰教徒准确把握《古兰经》的内容,避免对《古兰经》所使用的阿拉伯语的理解出现偏差,历代伊斯兰教学者不断地研究、归纳《古兰经》的语言、语法规律,并由此产生了多种语言学科,阿拉伯语的《语法学》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伊斯兰帝国版图的扩大和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这种语法学研究越来越繁琐,越来越脱离实际需要,众多的阿拉伯语法学家们各执己见,一直为此争论不休。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原本就与阿拉伯语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和文化背景,彼此差别很大。阿拉伯人编着的语法课本存在的上述诸多问题,更给中国人在学习阿拉伯语的过程中平添了许多困难。因此,编写一套适合中国人使用的阿拉伯语法教材,就成了提高阿拉伯语教学水平的当务之急。

    马坚教授编写阿拉伯语法教材,不是简单地将阿拉伯国家现行的语法课本译成中文,而是着眼于阿拉伯语和汉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的特点和各自的语法规律,将二者的异同进行科学的分析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具有自己特色的阿拉伯语法分析框架。

清末学者马建忠(1845—1900年)的《马氏文通》,是在参考西方国家拉丁语法体系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汉语的语言结构规律编着而成,它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

马坚教授在编写阿拉伯语法教材的过程中,吸收了《马氏文通》中所使用的一些语法概念和术语,并加以活用,融会贯通到自己编写的教材之中。阿拉伯语是拼音文字,它的韵母是由字母上方或下方标出的三种符号来表示的。

为了便于学生掌握,马坚教授在教材中借用了中国传统音韵学中的“开、合、齐、撮”的“四呼”来帮助表述,这就十分有利于中国学生领会贯通。例如,他将阿拉伯中韵头和韵腹是的韵母用“合口呼”一词来表示,另外两类韵母则分别用“齐齿呼”和“开口呼”来表示;把阿拉伯语三种韵母的读音符号分别译为“合口符”、“齐齿符”和“开口符”。

北京语言大学的李振中教授对此曾经深有感触地认为,这种表述“再恰当不过了,实在找不到其它更好的译名了。至今国内各高校阿拉伯语专业编写的教材,仍使用这些译名,这说明它们是经得起推敲和时间考验的。”(李振中:《马坚传》,宁夏人民出版社)

    人们常说,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马坚教授在北京大学辛勤耕耘几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可以这幺说,凡是与阿拉伯语有关的工作岗位,都有马坚的弟子,他们当中不乏大学教授,政府部门的高官,国家驻外大使、武官。他们在国内外不同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增进中国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关系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马坚教授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但从不降低标准,迁就学生。他要求学生课前做好预习,课堂上要静心听讲。他鼓励学生大胆提问,敢于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多次强调,“学问”一词的含义就是要“学”、要“问”,只有经过“学”加上“问”,才能最终形成自己的知识。

他甚至考虑到学生的不同性格特点,对那些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学生,马坚教授允许他们在课堂上采取写纸条,传递到讲坛上的这种别具一格的书面提问方式,真可谓用心良苦。

20世纪9 0年代中期的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孙承熙教授,在他的一篇题为《学而不厌的楷模,诲人不倦的表率——深切怀念马坚先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在他的课上就曾写过提问的条子。

马先生拿到条子后,在开始解答问题时,往往还要对提问的条子作一番评论:问题是否重要,表达是否明白,字迹是否清楚等等。听过马先生的评论,再听他的解答,就能使学生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并久久不会忘怀。”(《中国穆斯林》,1989年第4期) 

四、培养师资 

    生命之树常青,为了使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教学事业能够后继有人,马坚教授在给本科学生上课之余,为培养青年教师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他曾经对当时的一位青年教师说:“我们这些人年纪越来越大了,真希望你们能成长得更快一些。

我们当初的知识是一点一滴用小戥子称进来的,现在真恨不得成斗成升地全倒给你们。”马坚认为,只有高水平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只有名师才能出高徒,教师的“井”里装了十桶水,学生才能从里面打上一桶水来。

“‘学然后知不足’,‘教而后知困’,知道了‘不足’和‘困’,才能促使你钻得更深一些,逼着你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这在《札记——学记》里叫做‘教学相长’”。

(仲跻昆的文章:《忆马坚先生》,载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阿拉伯世界》杂志,1983年第四期)。1960年以后,阿拉伯语教研室增加了一批青年教师,他们除了担任各个年级的教学任务之外,还面临着尽快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问题。

马坚教授作为教研室主任,责无旁贷地挑起了这个重担。他分别为每一位青年教师作备课辅导、修改教案,根据每个教师的教学分工来指导他们阅读阿拉伯文原著。例如指导教学生语法课的青年教师阅读阿拉伯国家出版的语法类原著《艾什姆尼》和《伊本·阿基勒语法注释大全》。

他为全体青年教师上进修课,指导阅读《卡里来与笛木乃》、《一千零一夜》等阿拉伯文学名著的原版书。这个时期,其它高校阿拉伯语专业的青年教师也常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聆听马坚教授讲课。

    50年代,由于年轻一代阿拉伯语人才还没有成长起来。因此,国家领导人大量的外事活动还不得不请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马坚先生亲自担任现场翻译。为此,周总理曾多次在会见阿拉伯国家外宾之前向马坚教授表示歉意。

每次马坚教授总是真诚地表示自己以能给周总理当翻译而倍感荣幸。同时也更加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培育新人的重任,下决心一定要努力争取尽早培养出国家迫切需要的人才。1957年12月,马坚教授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在埃及开罗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

为了培养年轻一代,马坚教授挑选了当时在读的北大阿拉伯语学生郑达庸,推荐他担任代表团随行翻译,在马坚教授的指导帮助下,后者较好地完成了这次重要而又艰巨的外事出访任务,得到了一次不可多得的锻炼和提高的机会。

90年代,郑达庸曾出任我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几十年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忘记马坚教授对他的知遇之恩。70年代外交部的阿拉伯语首席翻译李留根,是50年代马坚推荐去埃及留学的一位北大优秀学生。

马坚1957年到埃及开会,见到李留根等新中国第一批留学埃及的青年学子,语重心长地勉励他们充分利用在埃及学习阿拉伯语和广泛接触阿拉伯文化的有利条件,刻苦学习,认真钻研,努力掌握阿拉伯语,扩大知识面,为促进中阿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他说:“阿拉伯语难学,汉语也难掌握,这两个难学的语言碰在一起,是难上加难,但中国有句成语叫‘难能可贵’,越是难的东西,你能掌握它,那就愈发显得宝贵。

”马坚教授一席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40多年后,李留根依然念念不忘当年马坚教授的教诲,他满怀深情地对笔者回忆说:“那时候自己曾经专门到马先生早年留学开罗住过的地方参观,马先生住在那幺简陋的宿舍里苦读八年,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和鞭策,自己没有理由不去努力。”

    不过,马坚教授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努力也曾受到不应有的干扰,他的得意门生朱威烈,是东方语言系阿拉伯语专业65届毕业生,说起来应该算是马坚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一个“关门弟子”。

朱威烈的天分高,也很用功,因此颇受马坚教授的器重。当朱威烈还在读本科阶段,马坚教授就有意要培养他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然而,东方语言文学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从中作梗,胡说什幺朱威烈是被资产阶级教授搞“和平演变”的“修正主义苗子”,他们生怕朱威烈与马坚教授接近,不仅禁止朱威烈念马坚教授的研究生,而且还中途变卦,将原定留校任教的朱威烈改派上海外国语学院。

4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并非要算什幺个人旧账,重要的是要从中汲取历史教训。其实,大到国家、民族,小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那些荒诞的往事作一番认真的自我反省。

 五、编写词典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与阿拉伯各国的关系发展很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往来交流日趋频繁,因此国内学习阿拉伯语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除了北京大学以外,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先后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可谓空前兴旺发达的时期。

然而,那时候,在教学和翻译工作中所使用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类工具书,还是由一位伊斯兰教学者王静斋阿訇(1871—1949年)早年编译的《阿拉伯语汉语字典》,它实际上是编者从埃及出版的一本阿英字典直接翻译过来的,存在着收词偏少、内容陈旧等一系列缺点和不足,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中国人学习阿拉伯语的实际需要。

    马坚教授主持编写的1966年版《阿拉伯语汉语字典》,为帮助中国人更好地学习、使用阿拉伯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完全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过,应当实事求是地讲,1958年提出编写《阿拉伯语汉语词典》的倡议,起初并非出自马坚教授本人的意愿,因为在他看来,在没有经过认真全面的筹划准备和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头脑发热地仓促“一哄而上”搞词典,显然不是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而后者却正是北京大学一贯提倡的优良学风。

可是,在那个浮躁、狂热的“大跃进”年代,到处都在提倡所谓的“敢想、敢干”的精神,素称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也不能“免俗”。马坚教授面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所持的冷静清醒态度,却被众人讥讽为“资产阶级教授的保守态度”、“跟不上形势”。

然而,编写《阿拉伯语汉语词典》的工作一旦真刀真枪地干起来时,大家还是得依靠马坚教授站出来担纲挑大梁。为了查阅方便,马坚教授自费购买了许多工具书,其中不乏自然科学类的词典,如《植物大辞典》、《动物大辞典》等等。

那时候,在他的北京大学燕东园25号寓所那原本很宽大的玻璃书房里,由于到处堆满了参考书,反而显得空间十分狭小。

在挥汗如雨的炎炎夏日,房间里没有电扇,他一边不停地摇着一把破旧的芭蕉扇,一边全神贯注地埋头查阅参考书,往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马坚教授在家里脚踏实地做着编写《阿拉伯语汉语词典》准备工作的时候,那些“革命群众”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抬着一本本厚厚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模型,敲锣打鼓地赶到学校的“献礼台”、“科研成果展示会”去“报喜”了。

    20世纪50年代的物质条件下,编写一本全新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谈何容易!当时,国内唯一的一家多语种的外文印刷厂—北京外文印刷厂的阿拉伯文印刷技术设备十分简陋,根本没有带读音符号的阿拉伯字母铅字模具,而标出每个字词的读音符号恰恰又是阿拉伯语字典最主要的功能,绝对不可缺少。

在这种情况下,编者只好自己制版,然后再交给出版这本词典的商务印书馆影印。于是,在马坚教授的带领下,开始了一个耗费时间、精力、甚至于“视力”的漫长的手工作坊式的艰苦奋斗历程。

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打字员用马坚教授从埃及带回来的一架旧打字机在出版社提供的稿纸上打印阿拉伯文词条,然后教研室的一位教师将印刷厂预先铅印好的中文字条一个对一个地粘贴上去。

最后,再由马坚手执放大镜逐个词条地审校,同时还要用手写的方法为每一个阿拉伯字母标上读音符号。从1959年到1961年,马坚教授用了三年的时间,对新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初稿逐字逐句审读,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这期间,马坚教授曾因糖尿病趋于严重而住进北京医院。可是,即使在病房,他也舍不得浪费时间,依然抱病坚持审稿,护士目睹此景,不禁感叹道:“您这哪里是在养病啊!”马坚教授后来的视力之所以急剧衰退,与当初审校这部《阿拉伯语汉语词典》过程中每天长时间地盯着词条上那些细小难辩的阿拉伯字体审看有很大的关系。

    这部120多万字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终于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的前夕出版了,其中的艰辛,真是一言难尽。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马坚教授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主导作用,原本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这部词典的封面和版权页上,却根本看不到“马坚主编”的字样。

马坚教授对此倒是很坦然,他说:“只要词典能出版,供大家使用,解决学习和工作中的困难,就算起到作用,尽到我们的责任了,署什幺名不重要。”这一席话既表现出一个学者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也反衬出当时被东方语言系里一些人视为“资产阶级专家、教授”的马坚,在极“左”政治气氛甚浓的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所受到的压制和不公平待遇。

    尽管在1966年早春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特殊政治气候下,这部词典的问世颇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不过,让人颇感意外但也令人欣慰的是,出版发行仅仅三年之后的 1969年秋,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阿拉伯语汉语词典》总共5000册就己告售罄。

然而可悲的是,这三年却正是马坚教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人格尊严屡遭践踏、身心健康饱受摧残的三年,一句话,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三年!

 六、参政议事 

    1949年9月,马坚教授作为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了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各界的代表人物齐聚中南海怀仁堂,共商建国大计,参与了包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旗和具有临时宪法功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一系列历史性的工作,并以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的身份出席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亲眼目睹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性一幕。

国庆之夜,当马坚教授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那激动人心的“火树银花不夜天”之时,他真切地感受到,个人和少数民族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是如此的息息相关。

    马坚教授积极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为增进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在给政协会议的一个提案中充满激情地这样写道:

    “我们历代的祖先,为了要求这些自由平等的权利,流血奋斗,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革命获得成功,他们的愿望才得到实现。我们生当盛世,应该欢欣鼓舞,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与各民族团结互助,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汇刊》,第30号提案)

    50年代初,马坚教授曾经有的放矢地撰写了《穆罕默德的宝剑》和《回民为什幺不吃猪肉》两篇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结合上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述,澄清了当时人们在“伊斯兰教是不是以武力传播的”和“穆斯林为什幺不吃猪肉”这两个重要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

马坚教授为消除回汉同胞之间的误会,加强国内各民族团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主席也读了这两篇文章,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季羡林教授回忆说:“解放以后不久,我当时还住在北京东城民主革命胡同。有一天,我的清华老同学胡乔木同志来看我,他告诉我说:‘请你转告马坚教授,毛泽东先生看了他那两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和《回民为什幺不吃猪肉》,写得很好,增强了汉回民族之间的团结,请你向他表示谢意。

’由此可见,马坚先生在解放初期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季羡林在北京大学《纪念马坚教授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6月9日;参见《中国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传略》,6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当时胡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马坚教授获悉毛泽东的这番评价之后自然也很高兴,他以自己能为促进民族团结做一些工作而感到欣慰,但他并没有张扬,因此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直到“文革”期间,马坚教授受到无端迫害和审查,万般无奈之下,为了保护自己,他这才针锋相对地以此事为根据,回击工宣队”、“专案组”对他的污蔑诽谤,面对马坚刚毅倔强的性格和斩钉截铁的回答,那些“造反派”们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马坚教授没有想到,他的阿拉伯语能够在的国家政治活动中派上特殊的用场。1956年的世界焦点,一度集中到开罗这个马坚曾经八年苦读的地方。埃及人民在纳塞尔总统的领导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英勇抗击英法侵略军,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支持。

这年11月,北京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声援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在天安门城楼上,马坚教授用阿拉伯语将中国政府的声明直接传达给阿拉伯人民。

1958年夏天,为了支持黎巴嫩人民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首都数十万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马坚教授现场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声音,再一次通过无线电波,传向阿拉伯世界。   

    50、60年代,马坚教授曾先后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德怀和陈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现场翻译。那个时期,阿拉伯世界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之一,来访的既有阿拉伯各国政要、社会名流,也有仰慕新中国的阿拉伯年轻一代。

1959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河南郑州会见阿拉伯青年代表,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时,曾经以在场担任翻译的马坚教授为例,他说:“马坚先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不是共产党员,我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是共产党员,但这不妨碍我们一起工作和合作呀!

如果没有他,你们讲的阿拉伯语我听不懂,我讲的汉语你们也听不懂,现在我们彼此都沟通了,这不就说明我与马先生合作得很好幺!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周珏良教授当时也在场担任英语翻译,会见结束后,他笑着对马坚教授说:“马先生,毛主席亲自给你做鉴定,你成了党内、党外人士长期合作共事的典范了。” (参见邬裕池的《平生风仪兼师友——忆马坚先生》,载《阿拉伯世界》1981年第6期)

    口译工作给马坚教授提供了近距离观察和接触国家领导人的机会,毛泽东谈古论今的政治家风采,刘少奇字斟句酌的严谨作风,董必武敦厚谦和的长者风范,彭德怀坦诚直率的军人气质,陈毅潇洒自如的幽默谈吐,都让马坚教授久久难忘。

也许是因为马坚教授教授给周恩来总理担任翻译的次数最多的缘故,周总理的待人接物、言谈举止给马坚教授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每次总理接见外宾前,总是非常客气地对马坚说“又打扰马教授了”。

有一次口译任务完成后,外交部西亚非洲司的一位司长安排马坚教授单独就餐,没有请他参加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外宾的宴会,事后周总理当着马坚的面严厉批评了那位官员,马坚教授回到家后对此感慨不已。

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马坚教授,也让马坚先生全家人从中受到了活生生的教育,马坚教授的子女心目中周总理的美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马坚教授个人的这种亲身感受一点一滴地培养建立起来的。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忘不掉父亲在听到周总理病逝的噩耗时老泪纵横的样子,仍然在心底里保留着对周总理永远的思念。

 七、复命归真 

    1978年的春天,马坚教授在助手的搀扶下,迈着沉重的步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了一次有关世界宗教问题的研讨会,并且即席发表了意见。面对当时尚未清除的众多思想理论禁区,他言辞恳切地大胆直言道:“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有一句‘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就将其奉为金科玉律,而把宗教研究简单地等同为宗教批判,否则的话,就用不着深入地研究宗教了!”

    这是他在10年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学术见解,当马坚教授因身体虚弱而不得不提前退场时,刚刚复出担任中国社科院“顾问”的周扬同志特意走过来热情问候马坚教授,这位曾经在建国17年期间主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中宣部领导人,在饱经文化大革命政治风暴的冲击之后终于大彻大悟,深知马坚这样的老知识分子的特殊价值。

1978年夏,马坚教授在度过他的72岁生日后不久,就匆匆悄然而去,周扬先生抱病参加了马坚教授的追悼会,对马坚先生过早地辞世痛惜不已。

    毋庸讳言,从50年代中期开始,高等院校中一连串的思想改造运动,整个社会越来越左的政治氛围,使得马坚教授尚未完成的《古兰经》注释工作难以为继,也使马坚教授逐渐远离了对伊斯兰教的研究。

1978年,民族复兴、百花齐放的春天刚刚来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给马坚教授配备了助手。人们本以为马坚总算能够重新开始这项工作了,然而天不假年,已是病入膏肓的马坚,生命的活力终于走到了尽头。

这年8月,马坚教授前一天还在家里听助手念自己的《古兰经》译注手稿,并且不时地口述修改意见,谁料得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就突然撒手人寰。每天按时来燕南园60号马坚寓所上班的助手沙秋真女士闻此噩耗后目瞪口呆,一时间难以相信这无情的现实。

  马坚教授人生中这悲剧性的最后一幕,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那一催人泪下的千古名句,但愿今后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