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华与张爱萍 揭露张爱萍与钱学森的恩怨关系 钱学森回国的真实原因竟是这(图)

揭露张爱萍与钱学森的恩怨关系,钱学森回国的真实原因竟是这,中伤别人是道德问题,论证亩产万斤是科学态度问题。一个大科学家取得傲人成就如果不遵循严谨的科学态度,危害也是巨大的。封建文化忽视功过分明,只要有贡献其它过错可原谅不符合现代文化和管理精神。这可能是现在很多著名名人任性的原因。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汉族,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1934年,钱学森于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55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争取下回到中国。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重要职务;他还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

1995年,经中宣部批准及钱学森本人同意,母校西安交通大学将图书馆命名为钱学森图书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了馆名。2009年10月31日北京时间上午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958年《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紧接着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科普文章论证稻麦每年的亩产量不止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应当是2,000斤的20多倍!

为此报道提供了科学依据;在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被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之一,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结果张爱萍心脏病突发住院。本文摘自2011年第1期《文史参考》,作者李鹿,原题为《不一样的钱学森:说话伤人 吹捧大跃进》。

钱学森冲破美国重重阻挠回归祖国的传奇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从回国之日起,他就被塑造成一个科学圣人,充满神秘色彩。关于他的传记和报道一直十分丰富,但由于他所从事的航天、导弹、卫星等科研项目都属于保密领域,再加上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他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这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细节公开较少,而这恰是他人生的转型阶段。

2010年12月,钱学森诞辰99周年,两本关于他的传记几乎同时出版:叶永烈撰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钱学森》和涂元季、刘莹所著解放军出版社的《钱学森故事》,两本书均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引发人们关注这位大科学家鲜为人知的一面。

说话太直,不少学者被他批得满脸通红

许多报道和回忆文章都评价钱学森是一个温和谦逊的人,其实起初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并不像后来这样,叶永烈采访了钱学森早年的学生和秘书,他们回忆,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一股“外国作风”,说话直来直去,不懂委婉不讲情面。

戴汝为1955年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力学所,做钱学森的学生,有一次在图书馆,他碰到正在看书的钱学森,便上前请教应该看些什么参考书,钱说:“做科研的人应当独立思考解决这种问题,用不着问我。”戴汝为当时脸就红了。

后来他试着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钱当面批评说:“听不懂你的话,你的表达没有条理性。”有一次甚至说“你简直是胡说八道!”戴汝为说,研究所里很多人都有过被钱学森批评得满脸通红的经历。很多年过去,戴汝为已成为中科院院士,还记得被钱老师“刺”的那种脸红的感觉。

据秘书张可文回忆,曾有一位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副教授来向钱学森请教问题,进了办公室,尽管有椅子,钱学森也没有请人家坐下,那位副教授就站在钱的办公桌前毕恭毕敬地谈了十几分钟,钱学森最后说了一句话:“连这样的问题你都不懂?”副教授顿时脸涨得通红,很尴尬地站了一会儿,向钱学森鞠了一躬走了。

当时张可文在外屋看到这一幕,觉得有必要提醒钱学森注重国内的人情世故,她委婉地说:“树有皮,人有脸。”钱学森沉默不语,一声不吭。不过,张可文发觉,从那以后钱学森再也没有那样对待别人。

20多年过去,钱学森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最初的秘书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张可文知道后很茫然,不知道钱老为什么这样说。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说,“树有皮,人有脸”那句话,这个提醒对他触动很大。

和秘书互贴大字报

1957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这是钱学森回国后经历的第一场激烈政治运动,他丝毫没有此类“运动经验”,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响应号召”。在“大鸣大放”中,响应号召就要贴大字报,当时力学研究所给钱学森贴大字报的人不多,因为他在美国重重罗网中回国,大家都很敬重他。

不过他毕竟是一所之长,总不能没有大字报,没有反而可能成为问题。于是,秘书张可文就和钱学森互相贴大字报,张说钱太严肃,接近群众不够;钱学森也给张秘书贴,说她“太孩子气”。

为确保卫星唱响《东方红》,砍掉实验项目

从1965年开始,钱学森主要负责人造卫星研制工作,这是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很大程度上是一颗“政治卫星”,国家提出的要求是“一次成功”,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为了“听得到”,卫星升空时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卫星上发射的讯号,但是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设计人员你一言我一语碰出个火花:放《东方红》乐曲。

钱学森马上叫人写报告交上去,中央批准后,这个灵光一现的创意成为政治任务,卫星播放歌曲《东方红》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环节,它甚至成为重中之重,一旦上天之后歌曲“变了调”,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确保卫星播送《东方红》乐曲准确、可靠、悦耳,钱学森多次听取卫星总体负责人员的汇报,审查设计方案,检查设备质量。当卫星总体超重时,钱学森明确提出,凡是和广播《东方红》乐曲有矛盾的,都要给广播让路。于是技术负责人孙家栋不得不砍掉一些试验项目,以保证政治任务的完成。

经研制部门和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东方红号”卫星的检验星于1969年9月完成了全部环境模拟试验,星上各系统工作正常,尤其是《东方红》音乐的质量很好。又经过严格测试和多次合练,1970年4月25日晚8点29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带有鲜明新中国特色的旋律响彻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