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女婿孔令华文革领导中科院批判爱因斯坦

2017-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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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1964年6月,周恩来总理任命父亲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我们的家也因此搬到了北京."文革"中父亲被批斗,造反派几次要关押

1964年6月,周恩来总理任命父亲为军委炮兵副司令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我们的家也因此搬到了北京。“文革”中父亲被批斗,造反派几次要关押父亲,他们找到了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同志,陈锡联讲:“要关孔从洲得经周总理批准,因为西安事变时孔从洲是17路军警备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有历史功绩。

”造反派不敢找周总理。父亲虽未被关押但从此却和被打倒的人排在一起挨批斗。别人很难想像,毛主席的儿女亲家在“文革”中还会挨斗?可事实就是这样的。


  在江青的唆使下,有人就大喊大叫地要深挖,要彻底挖,要挖出深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孔令华。莫名其妙地审问折磨着他,使他原来健壮的身体消瘦了许多。造反派还给他戴高帽游街,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老实人。


  1974年,正是江青借毛泽东“批林批孔”的指示,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新高潮,李敏和哥哥把一个时期以来江青的言行作了分析,准备了一份材料,想直接向毛主席汇报,但是他们见不到毛主席,急得李敏在中南海门口冲着门卫大声说:“你们不让我们见爸爸,我爸爸知道了也决不会赞成你们这样做,你们这样做是封锁主席,为的是干见不得人的事情。



  哥哥和李敏见不到毛泽东,只得失望地回到家里,李敏大哭了一场。

从1917年中国开始介绍爱因斯坦学说与思想,到1949年中国巨变的这三十余年间,爱因斯坦及其学说在中国的形象无疑是“正面”的。但从50年代初起,出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需要,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开始受到“唯心主义”、 “资产阶级”的指责、批判,他的形象陡然由“正”变“负”,他的学说在主流媒体受到“唯心主义”、 “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批判,甚至他在二战时为战胜法西斯而提出的要加紧制造原子弹的要求,也被批判为“事实上已经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因为在美帝国主义者手中,原子弹成了讹诈和威胁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工具”。

不过,他的科学思想此时并未受到严批, “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是这一阶段对他的“标准判断”。

但到了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达到顶点,批判的重点却是他的科学思想,即相对论。1968年3月,在中科院革委会的支持下,中科院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由于批判相对论为其主要内容,所以又被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而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女婿孔令华。 “显然,孔与毛的特殊关系增加了学习班的权威性,并吸引了其他人加入进来” (第181页)。

他们首先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以开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为指导批判相对论,因为只有“把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批深批透,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陈伯达自然不甘落后,1970年4月指示中科院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并计划在北大召开批判相对论的万人大会,发起要让中小学生也参加批判相对论的群众运动。但此计划因其在1970年秋的"庐山会议"上垮台而未能实现。

原来,在北京、上海两个"批判相对论"小组的背后,还有林彪、陈伯达集团与江青、张春桥集团为"争宠"而进行的相互倾轧。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陈伯达集团从中国政坛"出局",但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批判并未停止。这时的批判,除了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全面专政"这个一般性背景外,还有一个具体的所指,即以"批判相对论"而将矛头指向此时正在艰难批"左"的周恩来。相对论从陈、张争宠的道具又变为"批周"的靶子。

原来,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趁势"批左",多次提出要重视"文革"以来受到严重破坏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1971年11月,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还公开赞扬了爱因斯坦,想以此提高理论科学家的地位。

然而,周恩来的"批左"不久就被迫中断,并受到"林彪的实质是极右"的批判。而"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反击周恩来恢复中国科学和教育发展所做努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前,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章一直不断。

"四人帮"被粉碎几个月后,科学开始受到重视,但由于爱因斯坦仍未被"正式平反",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时,编辑依然心有余悸,对译者撰写的序言中将他称颂为"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提出质疑,认为爱因斯坦只能说是科学史上的巨星而不能称之为"人类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因为按照当时的标准说法,"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了。

当双方争执不下时,还是老科学家周培源机智地解决了争端: "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思想史’和‘科学史’几个字都删了,改成‘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吧!"(第206页)如此一改,便获通过。其实, "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可能比"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还要伟大、崇高呢。中国语境有时就是如此有趣,如此莫名其妙。

1978年3月,这篇高度赞扬爱因斯坦的序言在《人民日报》发表,标志着对爱因斯坦的正式"平反",也标志着相对论与中国政治终于脱钩。这出折腾了将近十年的闹剧早成笑谈,但泛政治化思维、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恶劣后果,留给人们的教训与反思,却是格外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