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炳炎的亲情 红色日记:往事亲历•开国将帅的亲情家事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1935年毛泽东为彭德怀写下的一首诗。在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南征北战,为革命胜利立下赫赫战功,赢得了“彭大将军”的美名。

在他的带领下,他的两个弟弟也都投身革命,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个革命家庭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的牺牲。戎马一生的彭德怀没有一个子女,他最亲近的孩子就是两个烈士弟弟的儿女。 回忆我的革命家庭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

彭京华是彭德怀二弟,1937年在兄长的影响下奔赴延安,1938年在延安抗大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1940年,彭京华被国民党逮捕并惨遭杀害,女儿彭梅魁成了烈士遗孤。

记者:据我们所知,您的父亲也是一位革命烈士,他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当初,您父亲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不是受到您伯伯彭德怀的影响? 彭梅魁:对。1937年,伯伯彭德怀写信要我父亲去延安,我父亲就找到我伯伯当时的妻子刘坤模,还有我一个堂伯母的儿子彭桂林,他们三个人去了延安。

到了延安,他们就进了抗大学习。 记者:您父亲从抗大学习结束后,就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那个时候当地革命力量还很薄弱,当时他是怎样一步步开展工作的,您一定还有印象吧,时不去为好,以后再说吧。

那次我们俩就没走,彭起超跟着王震将军走了。一个能上学的机会没有了,我的心里特别难受。 记者:伤心之下您就给彭老总写了一封信,后来你们就被接到武汉上学,是吗? 彭梅魁:对,后来我给伯伯写了一封信,说,我叫梅魁,是彭京华的女儿,我多大了,我想上学。

后来武汉市市长吴德峰派市委的人把我们接到武汉,我们兄弟姐妹一共5个人就在武汉上了学。

1950年1月1日,一列由湖北发出的火车带着彭家的4个孩子开往北京,伯伯彭德怀把他们接到北京,并把他们送进学校学习。 1950年6月的北京饭店,在彭梅魁的记忆中永远那么美好,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被家乡的亲人念叨了无数次的伯父彭德怀。

记者:彭老总长年在外南征北战,你们一直住在乡下,后来又到了后方上学生活,您第一次见到彭老总是在什么时候? 彭梅魁:我第一次见伯伯是1950年6月。因为后来我们被接到北京,我们一共有6个人。

那天我们到了北京饭店,伯伯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当时我们都不说话,伯伯就问,你们是怎么上来的?那时候坐的是电梯,但我不知道,就说,一摁就上来了,他就告诉我们那是电梯。

记者:彭老总很早就从家里出来干革命,经历了数不清的战斗,毛主席曾为之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您第一次见到彭老总时,对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帅有没有害怕? 彭梅魁:当时的心情也不是害怕,就是很想见伯伯,我们父亲没有了,母亲也得了病,再没有别的亲人了,但是见面后还是很紧张。

我们几个孩子,见了伯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大家要哭也哭不出来。后来伯伯就拿着糖、果子让我们吃,一边给我们分吃的,一边拍拍我的脑袋,问:“你叫梅魁吧?”我说是,但是心里想他怎么能认出我来啊。

回忆起原来是我给他写过一封信,那里面介绍了我叫什么,还说我想上学。后来他就一个一个地辨认我们。 记者:第一次见面,你们一起待了多长时间?是不是觉得和亲人在一起团聚因难得而觉得时光短暂? 彭梅魁:我们都没有了父亲,见到伯伯,伯伯又对我们这么好,都想在那里多待一会儿,不想回学校,那天晚上我们都没回去。

伯伯说你们就住在这儿吧,我们想就这么间屋子,往哪儿住啊。

伯伯说,我们搭地铺睡,把被子什么的都铺在地上。伯伯要跟我们一起睡地铺,我说您岁数这么大了,明天还要上班,还是上床去睡吧。我们睡在这儿陪您就行了。伯伯说今天大团圆,一律平等。

他还说我现在睡在这儿就不错了,战争年代哪有这样的地方睡啊。我们几个都睡下了,伯伯没睡,挨个儿给我们盖被子。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 记者:不久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了,彭老总奉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

你们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再见面? 彭梅魁:是很长时间没再见面,因为伯伯去了朝鲜。再到后来大概又叫过我两三次吧,要我去见他,我想我一个人去不好,就去找了彭爱莲、彭秀兰、彭康跟我去了。

去了以后伯伯问我们有什么难处啊,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啊。还嘱咐我们,你们要是没有特别大的困难,就不要去找别人。要是真有困难克服不了的话,就去找帅妈妈,就是中组部帅孟奇。

但是我们姐妹从来都没有找过她,我们这些人都是很能吃苦的。 记者:您在北京上完了中学之后又上了北京医士学校,后来参加工作。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因为与彭老总的关系而受到别人的照顾啊?您跟彭老总的这种关系外人知道吗? 彭梅魁:我是被分配的,自己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

学校里当然是知道的,但我们在学校从来不说这些事。1956年我被分配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在厂子三年,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后来我穿了一双皮鞋,那是我伯母浦安修送给我的,同事们就问我这鞋是谁给的?我就说我捡的。

后来,是在1959年9月吧,我听我们厂子的党委副书记传达庐山会议的文件以后,我才说出了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在此之前大家不知道我跟彭德怀有亲戚关系。

割舍不掉的亲情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一下成了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他从中南海搬进了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在这个小小的院落里。他继续探询着久思而不得其解的有关人民公社、“大跃进”问题的答案。

彭德怀亲自开荒种地,执著地用实践检验着自己的观点。 虽然彭梅魁百分之百地相信党,和伯伯在政治上划清了界限。但是在生活上,她一直照顾着孤单的伯伯。 记者: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彭老总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并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

在彭老总一下子被打成“罪人”的时候,您却主动向单位说出了您和他的关系。

当时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有没有考虑过您这样做的后果? 彭梅魁:我是党员,党支部向党员干部传达庐山会议文件内容,说彭德怀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我听了很难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他们说的话我句句都信了,这是党的话啊,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回来以后一夜没睡觉,我老伴不是党员,这是党内的秘密,我没跟老伴说。我相信党的话,但是自己有一个疑问:伯伯对我们这么好,伯伯工作了这么多年,平江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认为我只能从政治上跟他划清界限,我不能现在就不管他了,这样做我就缺了人性。

第二天我就去找我们党委书记,跟书记说我是彭德怀的亲侄女。

这是我第一次跟别人说起我和伯伯彭德怀的关系。然后我就问,伯伯没儿没女,对我们这些侄儿侄女关心得非常周到,我今后还能不能去看他?书记很爽快地说,你能去看,他不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当时就放心了。

记者:您后来去看彭老总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好吗?他有没有向您说起他当时的状况? 彭梅魁:9月我到中南海看伯伯。平常伯伯都是坐在办公桌后面,这次他在屋里的沙发上坐着。我一进去就喊伯伯,但声音好像有点噎住了。

也许他听见了,也许没听见,他也没喊我,也不和我说什么。我就到那儿自个儿坐下,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也没流眼泪。我就用牙齿咬着嘴唇,在那儿待着。 伯伯就说,梅魁,我名誉不好,你也知道了,你以后不要到我这儿来了,以免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进步。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我握着伯伯的手,说我走了,伯伯跟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要到我这儿来啦,我很快就要搬家了,要搬到清华大学和颐和园那一带。就这样,我走了,一句话也没跟伯伯说。

这个时候,尽管彭德怀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亲情、温暖和欢乐,但是为了不使孩子们心灵蒙上一丝阴影,彭德怀内心怀着无法诉说的苦楚,选择了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表达他对后代的爱心。 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