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三姐妹 彭德怀妻妹浦熙修的孤独岁月 新闻记者却做旧闻

浦熙修,江苏嘉定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是中国有名的进步记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在重庆和南京任《新民报》记者、采访部主任。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为宣传中共坚持抗战和揭露国民党反动面目,浦熙修写了大量的新闻和特写,被称为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

1947年,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群众运动,制造了五二○大血案。浦熙修不顾个人安危,坚持报道事实真相,1948年被国民党当局以共产党嫌疑为借口逮捕入狱,在狱中仍与共产党员一起坚持斗争。建国后,浦熙修却历经劫难,直至生命尽头。

到北京,老记者有了新问题

1949年6月,浦熙修独自一人从上海来到北京。那段时间,浦熙修心情特别舒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照得都睁不开眼”。到了北京之后,浦熙修有三个报馆可以选择:《光明日报》、《新民报》和《文汇报》。浦熙修曾经在《新民报》工作过,再加上过去的老板陈铭德也非常希望她过去,于是她先去了《新民报》。

后来她觉得《新民报》在北京的劳资关系比较复杂,就从那儿退了出来。《光明日报》她也去过,但又觉得《光明日报》是党派报,而她是自由惯了的人,所以没过多久,她就觉得不能适应。

这时正好《文汇报》的老总徐铸成邀请她到《文汇报》,她也觉得那里可能更适合自己,于是最后选择了《文汇报》。1953年,《文汇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报纸,渐渐失去了先前的光彩。

在党报的《解放日报》、经济类的《新闻日报》和市民读物的《新民晚报》间,它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1956年春天,《文汇报》被迫停刊,变成了一张《教师报》。浦熙修当时非常丧气地写信给章伯钧说:“《文汇报》改教师报已确定,从地方报纸来到中央,注定是三日刊的命运”,“我现在不求什么了,只想把文章能够写好”。

不久,《文汇报》再次复刊,浦熙修担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此外,她还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委员等职。

这期间,她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但是这时的《文汇报》毕竟不如从前了。浦熙修以前在《新民报》是以跑独家新闻和专访著称,到了《文汇报》后,她也跑了一些独家新闻,后来中央规定重大新闻必须统一用稿,她就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了。

错划为“右派”,身心受挫

《文汇报》的复刊是“鸣放”的产物。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浦熙修也因与罗隆基的特殊关系而难逃劫难。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说:“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

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这个“右派系统”“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尤其是《文汇报》编辑部,它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当然就是由浦熙修“挂帅”了,而且“帅上有帅”,主帅就是罗隆基。

此时浦熙修在东北采访,罗隆基也正在国外访问。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浦熙修无法接受。她对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解放前住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经常打电话给她,就党不便出面的问题,跟她商量如何用新闻的方式发表。

带着这种感情,浦熙修从来不曾对党有过怀疑,她觉得既然共产党说她错了,那她肯定就错了。但是她错在哪里呢?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想与罗隆基划清界限,却被攻击为“两面派”。在众人皆言存在着一条“罗—浦—编辑部”黑线的情况下,她精神上彻底垮了。

在文汇报社党组、浦洁修和浦安修的一再劝说下,她被迫“交代”了罗隆基给她的“使命”,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他们还逼她找出过去的日记、信件,并用上面大人物划定的政治公式帮她在其中查找问题;又将找出的问题往这个公式里套,来说明她的错。

在当时“党是绝对正确的,有错就是自己的”这一思维模式下,浦熙修一次次地写检查,真心实意地按照党的要求检讨自己,“揭发”罗隆基。此后,浦熙修还公布了罗隆基的一些私人信件。

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翌日,即7月2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被迫把罗隆基给她的信中的若干内容念了出来。浦熙修的女儿袁冬林回忆说:“随着运动的深入,‘交代’、‘揭发’的问题越来越多,假的似乎也成了真的,以至于连彭总、三姨对娘的‘问题’都很生气。

对在反右中娘的这种表现,现在有个别年轻学者质疑:‘浦熙修受到的威胁和逼迫到底有多大?’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决非是受到‘威胁’、‘逼迫’而‘交代’问题这么简单。在那个年代,党的威信很高,娘又是那么相信党,当组织与周围群众全说你‘错’时,你就只能自己找‘错’了。”

1959年11月,浦熙修被摘去了右派帽子。当时她感激地说:是党和民盟组织使我从右派的泥淖中爬了出来,从而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

被逐出新闻界,作旧闻记者

浦熙修摘去右派帽子后,离开了《文汇报》。从1960年到1965年的6年里,浦熙修一直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她最初主编《文史资料选辑》,先后担任文教组长、副组长。她说:“新闻记者当不成,当了旧闻记者。”这以后,“硬气”的浦熙修变得不愿多见人,话不多,活动圈子也小,甚至在政协开会,见到周总理也躲着走。

这期间,浦熙修读的书和思考的问题都很多。据她女儿袁冬林说,她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并反复阅读《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为写好文化史,她阅读了《史记》、《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书;为了掌握收集材料的办法,她阅读了《达尔文的生平及其书信集》。

浦熙修觉得鲁迅的杂文对自己的业务有帮助,为此还阅读了《鲁迅全集》,其他书如《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一些人物的传记也在她的阅读范围之内。之后,她终于悟出:“当时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东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涡中,却不懂得政治。”

身处逆境,执着追求自己的信仰

解放前,浦熙修曾经多次提出入党要求。解放之后她也提过入党的事情,得到的答复是:五年之后再说吧。入党不成,浦熙修的内心感到很压抑,政治上感到非常失落。

从浦熙修留下的日记可以看到她当时的思想脉络:1962年10月28日(星期日):“许久以来——一年、二年、三年,或者说从反右以来吧,在心中有个想法,这个想法在最近半个月又比较明朗起来,今天更增强了一些。”接着又写了三次看范长江的情况:“第一次(1952年或1954年)曾经和他谈到入党的问题,他告诉我五年后再说吧,那是为了罗的问题;第二次仅谈《文汇报》复刊问题,是钦(钦本立)约好,而我随去的;这次(第三次)我是为了文教史料组稿问题,而向他请教关于科学界人士撰写史料的问题,然后谈到我最近的心情,但我没有谈到我还有入党的打算,而只谈我以后如何把工作做好的问题。

”“沈大姐(沈兹九)鼓励我申请入党,今天长江同志的话使我觉得必须要照此做去。

我最近必须要找个机会提出来。”浦熙修曾在青岛学仰泳,她记下了那时的心情(1964年8月8日,星期六):“仰卧海上,天是无限的宽阔,与过去只能在沙上睡睡又是一个意境了。如果能自由仰伏,那又不知要如何舒适了。

我这一叶之身,遨游于广阔的天地之间,享尽自然所赋予的美妙了。在整个社会之间,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掌握了唯物辩证法,那就也享受到这种美妙了。在这个伟大的社会中,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生命虽然是有限的,服务也就是无限的了。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永葆美妙的青春,我愿意在今后一二十年中达到这样的境界。我有幸生在毛泽东时代,我愿意永远追随许多先进的马列主义战士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被划为右派后还会想入党?有人说,这是“愚忠”,但这不正说明那一代人对终生所追求的理想的执著吗?“文革”中,浦熙修在劫难逃,再次受到批判,亲人被迫离开身边,一个人住院,却又得不到治疗。1970年,浦熙修在北京孤独去世。聂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