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铮摄影作品 顾铮:作为新学科领域的摄影史:历史、现状与反思
可喜的是,国内已经不乏从基础史料做起的努力,而且已经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2007年,上海图书馆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全二册),收入1000多张历史照片。公立图书馆把其收藏整理并公开,体现了资源共享的原则,是值得鼓励的举措。
一个最新的成果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棣编著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2009年)。不过这只是由当事人所撰写的摄影断代史,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更多人的投入才能确保更具学术性的成果的出现。
而中华书局去年出版的由李媚、王璜生、庄文骏主编的《庄学本全集》(上、下卷),收入了中国民族志摄影大师庄学本的3000多张照片与40万字的日记等文字资料。这部全集已经引起国外学界的关注。
与此全集出版的同时,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庄学本回顾展,也是一个具摄影史研究性质的大型展览。而此前出版的王雁编著的《沙飞摄影全集》(长城出版社,2008),也属于对沙飞摄影工作的基础性史料整理工作。另外,像2009年6月在澳门博物馆举办的《凝光撷影——摄影术的发明暨中国澳门老照片》,就是一个结合了摄影术发明与地域传播的与中国摄影史相关的学术性展览。
这个展览的许多作品,来自法国的尼埃普斯(Nicéphore Niépce,摄影术的发明者之一)博物馆,同时也获得收藏大量中国历史照片的法国居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支持。
上面这些努力说明,只有从坚实的史料出发,才会有可能产生、引发比较可靠与充实的摄影史研究的展开。
而具体的摄影史研究,尤其是个案性质的研究,虽然为数鲜少,但去年出现的晋永权的《红旗照相馆》(金城出版社)是为突出成果。他虽然不是学术体制内人,却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之下,对于发生于1956年到1959年间的这么一个有限时段里的有关新闻摄影是否需要"摆拍"的"中国摄影争辩"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多视角研究。
我个人认为,《红旗照相馆》是一个较好的学术示范,尤其对于那些已然开始要对摄影史贸然"下手"的学者而言。
与其以稀松的史料或二手再二手的"史料",来敷衍、突击出看似堂皇的"中国摄影史",还不如以扎实的史料就有关现象或某个"小事件"展开切实的个案研究来得有价值。而且,以这样的众人拾柴、集腋成裘的方式,争取逐渐形成一个好的研究氛围、形成有共同价值观的学术兴趣共同体,通过耐心的学术积累并最终形成一种水到渠成的学术成果,也是一种负责的摄影史书写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如何解读材料当然是摄影史研究的重点所在,但这并不意味可以容忍不从基础材料出发,仅仅从一些任意拼凑的材料就大加发挥的"小聪明"。如何平衡好发掘第一手材料与展开独到解读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
此外,像2009年7月底在昆明召开的第16届世界人类学大学上,一个有关庄学本民族志摄影的专场研讨会,吸收了包括艺术史、人类学、民俗学等多个领域的中外学者参加,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并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而目前一些注重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刊物,似乎要比摄影类杂志更关注有关摄影(包括摄影史的)的研究。比如去年改版的《上海文化》、《艺术评论》等就已经刊出一些相关的研究文章。如姚玳玫发表于《艺术评论》上的有关丁玲的私人照片的研究,就是跨越了文学与摄影这两个领域的研究。
在国外,对于中国摄影史的研究也开始进入相关学者的视野。一个最新的例子是,在2009年4月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召开的"摄影在中国形象形成过程中的角色:1860-1945"的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的14位文学史、艺术史、人类学、社会学的学者,就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摄影影像的内容、生产方式、传播机制及其社会和文化意义发表了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
这个会议的召开,表明对于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兴趣已经不再为艺术史研究者所独有,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领域的学者中,都已经有人对中国摄影史展开研究,这同时也显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已经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新领域,并出现了展开跨学科性质的研究的新可能性。
又比如,在日本,以神奈川大学的孙安石教授为召集人的"《良友》画报研究会",至今也已有7年的活动历史。创办于1926年的《良友》画报,是中国摄影画报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吸引了海内外众多的研究者的目光。
这个研究会的成员定期召开会议,报告成果,交流信息,促进研究的展开与深入。他们还在逐步地将《良友》画报做成数据库,争取将来被公众分享。"《良友》画报研究会"已于2007年在日本的《亚洲游学》杂志上发表一个有关《良友》画报研究的专号,而且也没有迹象显示这就是这个专项研究的结束。
而就笔者有限的个人接触,目前也有不少国外研究生的硕士、博士论文是以中国摄影为题。这包括了至少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是纯摄影史的研究,另外一种是在跨学科研究视野与框架中对于中国摄影的历史现象的研究。
而如果要着眼于未来的摄影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在此不得不提出摄影史教育这个问题以为本文的结束。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摄影史课程是不是只能够、只应该在设有摄影院系的高等院校中开设?摄影史为什么不可以作为一种人文教养被有机地组织进现在被叫得震天响的"博雅(或通识)教育"中?学生对于摄影史的研究兴趣的萌动,也许就产生于有机结合进人文课程中的"摄影史"课程。
并不一定只是摄影专业的人才需要了解摄影史。因为作为一种培养人们拥有创造与解读摄影影像能力的"摄影教养"(Photo Literacy),也是总体意义上的人文教养的有机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