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教父 中国电影教父吴天明
人物档案 吴天明,1939年10月25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西阳镇。196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训练班。1974年进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进修导演。1979年凭借与滕文骥联合执导的《生活的颤音》崛起影坛,之后以《没有航标的河流》受到瞩目。
《人生》、《老井》、《变脸》等代表作成就了其艺术创作的高峰,其中《老井》、《变脸》先后在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奖。1983年起,担任了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
他是“第五代导演教父”,提携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顾长卫、黄建新等后辈,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激荡30年。 没有吴天明,就没有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界支柱的第五代导演;没有吴天明,当代的中国电影史就失去了浓彩重笔的华丽篇章。
2014年刚刚过去3个月,已经有数位电影人猝然而去了。且不说好莱坞的老牌影星秀兰·邓波儿,演技派的大咖、正当壮年的奥斯卡影帝菲利普·塞莫尔·霍夫曼,法国电影新浪潮的主将之一、以《广岛之恋》而传世的法国导演阿仑·雷乃,还是一手打造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电影大亨邵逸夫,以演《倩女幽魂》中燕赤霞而闻名的黄金配角午马,单单内地电影人中就有几位驾鹤西去:第六代导演路学长,饰演白毛女的老电影人林白,电视剧导演袁牧女,还有3月4日在京辞世的中国第四代导演、西安电影制片厂原厂长吴天明。
“西部片”崛起
吴天明算是大器晚成的导演,40岁才和滕文骥联合执导《生活的颤音》和《亲缘》,直到44岁才开始独立执导影片。在此之前,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当过演员——要不是2011年张杨导演邀请他重新出山,出演了《飞越老人院》,并凭借角色获得第六届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提名,我们几乎忽略掉了他演员的身份。
1983年,吴天明独立执导了他的第一部影片《没有航标的河流》,描述了“文革”时期在潇水(湘江上游最大的支流)上放排的3个工人的故事。
他们随着江河漂流各地,遇到各种人与事,在不同的环境中遭遇残酷的命运。这些故事虽然不动声色,却充满了扣人心弦的情节。
在吴天明早期的影片中,我们更熟悉的是根据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改编的同名电影。在这部电影中,吴天明讲述了渴望从农村回归都市的知识青年高加林,在盛行“走后门”的社会处处碰壁,不得不重回农村的故事。
在这部影片中,吴天明不仅开始直面人生,而且开始面对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并且自然地将人生与黄土地联系起来,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个艺术整体。有影评人评价说:“(《人生》)第一次把西北黄土高原那幅大自然的雄浑之美和西北人民的善良质朴、博大之美融为一体,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第一部‘西部片’。
” 20世纪80年代,吴天明的电影创作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没有航标的河流》到《人生》再到《老井》,吴天明完成了他的电影创作的三级跳。
《老井》作为吴天明最重要的一部影片,不仅是因为它获得了国内国际诸多大奖,更因为它是第四代导演中的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影片。
电影评论家戴锦华说,第四代电影艺术家是失去了神话庇护的一代,他们登场于新时期大幕将起的时代,他们的艺术是挣脱时代纷繁而痛楚的现实政治,朝向纯粹的电影艺术的一次“突围”。所谓精神上的“突围”,其实多少有些悲壮的意味,这种悲壮同时预示了第四代导演面临的一丝困窘之境。
《老井》就是其中完美诠释第四代精神“突围”的影片。 影片《老井》所讲述的当然不单是打井人的故事,而是“对水和爱的渴求”。
既是打井故事,又是爱情故事;既有人与自然的斗争,又有人与社会的斗争;既包含集体主义的主题,又包含个人主义的主题;既有对文化精神的颂歌,也有情感悲剧的哀悼;既有历史的主题,又有人道的主题。正是水的渴望和爱的渴望、生存的渴望与自由的渴望之间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造成了影片《老井》巨大的艺术张力和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第五代导演的伯乐
正是通过《老井》,吴天明与张艺谋结下了师徒之缘。吴天明曾回忆说,当年他拍摄《老井》,借调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青年摄影师张艺谋来掌镜。选角之初,吴天明希望男主角“孙旺泉”照着张艺谋的样子找,“外形要像太行山的石头,硬朗、结实、有棱有角,气质要深沉,质朴中有股阳劲”,然而久寻不得。
最后,吴天明决定干脆就由张艺谋出演男主角,其中一个条件是,拍摄完之后,张艺谋可以自己做导演。
1988年,吴天明和张艺谋带着《老井》参加了东京国际电影节,一举夺魁,拿了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奖。台湾的电影学者焦雄屏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在会场上一直拍手,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回来不到半年,张艺谋就拍摄了发轫之作《红高粱》,第五代导演横空出世。 《老井》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吴天明就基本确定了以张艺谋为主的《红高粱》的拍摄班子。
这在当时可谓是撼动了经年不变的选拔机制。“当时,一个导演需要3年场记、3年助理、3年副导,9部戏,至少十年的实习,张艺谋只是摄影出身,肯定有争议。”但吴天明豁出去了,“做什么事,都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所以,我不管那么多了。
” 在拍摄《老井》的过程中,已经瘦骨嶙峋的张艺谋拿着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来找吴天明说,他想拍《红高粱》。吴天明爽快地答应全力支持。
拍完了《老井》,张艺谋就去到山东高密采景,回来发愁说,根本没高粱,30年前就不种了,想在那儿拍,那就得重新种高粱。但是,因为电影剧本还没有立项通过,根本拿不到钱。吴天明帮他想了一个办法,他把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几个主任拉拢过来,搜集了一下他们车间的小金库,再加上平时卖废品零零碎碎的钱,最后东拼西凑了4万多元,让张艺谋拿去高密种了几十亩高粱。
《红高粱》给吴天明带来的不仅是规则和资金的压力。
电影界有人在质疑张艺谋的资历,吴天明本人也被上级领导盘问。但吴天明扛住了压力,他一次也没有去片场。“既然让人家拍,就不要过多干预,不要去乱点评,应给他充分的自由。张艺谋一直以来活得很压抑,《红高粱》这部电影让他把生命的张扬发挥到了极致。
”吴天明觉得《红高粱》很好看,就去报名参加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结果这部电影摘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由此,第五代导演横空出世,真正被世人所承认。
张艺谋说,没有吴天明,就没有《红高粱》。 还有陈凯歌和何平。吴天明在陕北拍《人生》的时候,陈凯歌、张艺谋、何平3个人正在寻找《黄土地》的外景地,折腾几趟之后,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3个人也坐不起车,就拄着拐杖,像要饭一样,来西安电影制片厂找吴天明借点钱,混顿饭吃,后来就在吴天明那儿住着。
吴天明给他们几千元钱,还把摄制组的吉普车调一辆给他们用。
另外一件事发生在1985年,中影公司举办第一届中国电影展。当时,中影公司和西安电影制片厂有些问题,陈凯歌执导的《孩子王》也受了牵连,未被列入参展影片目录。西安电影制片厂决定为该片召开观摩会,在张贴通知时受到中影工作人员的阻拦。
吴天明让人把片子的放映时间、地点用英文写在纸牌上,并亲自举着纸牌到外国片商的餐桌前一一推销。最终,《孩子王》的发行权被14个国家购买,成为那次影展上的销售冠军。
电影剧作家芦苇与第五代导演合作最多,《霸王别姬》、《活着》这些剧本都是出自他手。芦苇说他当编剧也是得益于吴天明的栽培。芦苇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时期,刚刚进行了电影制度改革,实行了厂长责任制,吴天明的权力很大。
有一天,芦苇被吴天明直接叫到办公室:“你小子不错,写的剧本给厂里赚钱了。说吧,你想干什么,想当导演还是编剧?你想当导演,我就把你调到导演室;想当编剧,就把你调到文学部去。
”芦苇说,在哪儿等着都无所谓,只要有好东西写。又说因为何平想拍西部片,他想去体验生活,创作剧本。吴天明直接给他1000元,芦苇没敢要,最后拿了500元去体验生活。创作了《黄河谣》等作品,成就了电影编剧之路。吴天明后来还说:“500元钱弄个编剧太便宜了。”
“第五代”的影圈生态
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在《世界电影史》中特意提及了吴天明担任厂长时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实际上,所有第五代电影都是在这样的省级制片厂制作的。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安电影制片厂,那是中国中部的一个中型制片厂,在1983年吴天明接管之前一直没有什么成就。
吴天明曾是演员,于1979年开始做导演,后成了类似于第五代导演资助人的角色,他聘用年轻的电影制作者,并给予他们充分的创作自由。
超过1/3的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都出自西安电影制片厂。” “文革”结束后,北京电影学院于1978年重新招生,毕业生被分配到各地电影制片厂工作。其中有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厌倦上海、北京等大型电影制片厂里的复杂关系,更愿意去那些创作环境宽松、自由的中型电影制片厂。
作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以大度闻名,吸引了众多人才。
他不但领导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改革和振兴,使之面目一新且名声大振,还在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黄建新、周晓文等第五代导演的探索、成长和崛起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扶持和推动作用,有人称他为“中国电影的影坛教父”,重振了中国电影。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吴天明,就没有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界支柱的第五代导演;没有吴天明,当代的中国电影史就失去了浓彩重笔的华丽篇章。 大卫·波德维尔论及中国第五代导演时说他们受欧洲艺术电影的影响,与“文革”中的做法背道而驰。
“文革”电影使用了类型化的人物,这些年轻的导演更偏爱心理深度。不同于以简单的故事传达清晰的含义:“他们采用更复杂的叙事、暧昧的象征和生动而富于启发性的影像。
他们的电影仍然保留了政治色彩,但他们是在努力探索问题,而不是在重申既定的政策。” 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很少在经济上有良好的表现,因此,吴天明生产了更多面向大众的流行电影来平衡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损失。
此外,因为这些电影受到外国电影的影响,它们比其他大多数中国电影更容易吸引海外目光。通过出口第五代导演的电影赚来的钱有助于这一群体继续工作。
正是采用了这种以商业电影养艺术电影的方式,吴天明带来了中国电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次复兴。 吴天明生前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是在2013年年底,参加焦雄屏的专访。
吴天明与焦雄屏两人在1987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上相识,是多年的老朋友了。74岁的吴天明精神矍铄,侃侃而谈,振聋发聩之声不断。他在节目中直陈当下中国电影的弊端,批评中国电影商业化过程中缺乏精神内涵,看到垃圾电影还毫不客气地直接骂娘。
他说他去看《小时代》,影院里就他一个老头,剩下一堆“90后”看到偶像出来哇哇乱叫,他不明白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些什么。他说他要拍一部比《小时代》更有精神、更接地气的电影。他还幽默地说自己是“70后”,他打算至少要再拍8年,82岁再考虑退休养老。不幸的是,2014年3月4日,吴天明因突发心梗错过抢救时间,不幸逝世,享年7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