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先驱郑正秋 郑正秋 中国电影之父

“号外!号外!明星影戏学校大量招生。”1922年盛夏,火热的上海城里,市民奔走相告。报名第三日,南京路、贵州路等路口,报名现场依然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面容清癯、身材瘦弱的中年校长见此盛况,喜形于色,禁不住大声说:“中国电影大有希望,大有所为。”

创办第一所明星影视学校

“麻烦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就一次!”校长循声望去,见一少女正在哀求工作人员。原来,少女自小喜爱文艺,明星影戏入学考试时由于过度紧张,发挥失常,差几分达录取线。校长记得,在表演环节时,感觉此少女长着一副悲剧模样,便有些另眼相待。见此,他对工作人员说,再给她一次机会吧,不行人家也甘心。后来,少女不负校长所望,不但面试顺利通过,还成为大名鼎鼎的悲剧影星,这位少女便是阮玲玉。

这位平易近人的校长叫郑正秋,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电影之父”。在他短短47年的生命里,不但创作编导了50多部影片,还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明星影视学校。除了阮玲玉,郑正秋还培养出艺坛名人“民国影坛皇后”胡蝶和蔡楚生。新中国成立后,由郑正秋执导的《渔光曲》成为国际上首次获奖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不从商也不从政

1888年12月4日,郑正秋出生于广东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因当时正值秋高气爽,故取名正秋。祖父郑介臣赴沪经商,开了一家郑洽记土栈(专门批发鸦片的商店),从而成为一方巨富。身为“富三代”的郑正秋从小多病,气急、腰痛成了久治不愈的痼疾;14岁那年,又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肾结石,后来虽然把结石排出体外,但新增了咳嗽等病。

因身体原因在上海育才学堂肄业的郑正秋,奉父亲郑让卿之命进了郑洽记土栈,成了名副其实的“少东家”。

然而,1903年,郑正秋返育才学堂观看新剧《张文祥刺马》,被新剧迷住,遂无心土栈的生意;次年,郑正秋奉父命前往湖广总督张之洞处报到任职,仅仅两年便“洁身而返”。从此,他决心不走父亲安排的经商或从政之路,一门心思钻入戏剧和电影艺术中。

1911年,从事过一段时间话剧创作的郑正秋,花一个多月创作了一部新剧《铁血鸳鸯》。由于此剧与当时市场上其它剧本反映的内容差别不大,所以没能吸引观众的眼球。失落之际,就职于美国亚细亚影戏公司的好友张石川邀请郑正秋一起拍影片。

当时的中国,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已告结束,新旧思想的斗争日益激烈。虽然“民主”口号天天在喊,但买卖婚姻、虐待妇女等不平等现象比比皆是。1913年9月29日,郑正秋自编自导的音乐故事片《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诞生。

作为我国第一部国产故事片,该片在内容上直接揭露了包办婚姻的危害,在表演形式上融入了戏曲、杂技等剧种,且以浓郁的潮汕地区音乐为背景,受到上海观众交口好评。《难夫难妻》为中国电影事业开了个好头。

编导中国第一部艺术片

由于种种原因,郑正秋并非一炮而红。沉寂十年后,郑正秋于1923年编导了我国第一部艺术片《孤儿救祖记》。这部由他儿子郑小秋主演的电影一经公映,便好评如潮,半年内全中国数不清的影院都疯狂放映。《孤儿救祖记》掀起了国产电影创作的高潮。

1934年春节,由郑正秋编剧导演、胡蝶主演的有声影片《姊妹花》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演。影片揭露了贫富悬殊、军阀混战、农民破产等社会现实,“是一部替穷苦人叫屈的影片”(郑正秋语)。据载,《姊妹花》令现场观众如痴如醉,大呼“过瘾”;首轮影院连映60天,二轮影院连映40天,播放范围遍及内地18个省以及香港和东南亚,创当时中外影片上映地域、场次、观众人数、票房的最高纪录。

此后,体弱的郑正秋又以长期积累的创作经验,带病宣传抗日,编导了《自由之花》《春水情波》等反响极好的影片。

“身后惟留兰桂香”

1935年7月16日,郑正秋在上海因病辞世,享年47岁。闻此噩耗,作家田汉从南京立马送来一副亲笔题写的挽联,其中有“谁人抒国难,正火热水深,老成凋谢,身后惟留兰桂香”诸句;上海30多个团体、2000多人参加追悼会;出殡当天,上海万人空巷,人们都站在路边默哀,胡蝶、蔡楚生等学生亲扶灵枢,把这位“中国电影之父”送到潮州八邑山庄(旅沪潮人亡故安葬墓地)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