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革命 学者冯天瑜:将辛亥革命置于历史长河中展开研究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首届荆楚社科名家 冯天瑜
关于辛亥革命研究前瞻,谈四点看法。
第一,要将辛亥革命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来展开研究。其一就是把辛亥革命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权贵夺权等改朝换代形式进行比较,考察其异同。辛亥革命不同于旧式农民起义、贵族夺权(所谓“汤武革命”),它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革命,它不是要推翻前面的皇帝来做新皇帝。孙中山反复论述此一要义。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全然摆脱中国固有意义上革命的传统。
以往我们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只强调了它与旧式革命差异性的一面,忽略二者联系性、类同性的一面。其实,辛亥革命不少参加者(从革命党人到黎元洪)往往是从改朝换代,做新皇帝的视角看待这场革命的,我们以往对此的关注揭示得不够。必须把辛亥革命与中国整个的历史传统联系起来研究。
第二,要将辛亥革命置于国际背景下展开研究。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作比较,跟日本明治维新作比较。这样的工作做下去,会有新的收获。
第三,要充分利用固有史料,开掘新史料。以我们湖北的学者而言,在开掘新史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碑刻搜集整理、民间文献搜集整理、日本领事系统及军部涉华文献搜集整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踏查报告文献搜集整理,都有新收获,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不要认为辛亥革命资料都差不多穷尽了,恐怕不是这个情况,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还大有文献开掘的宝藏在。我们放开视野,认真下功夫,就一定会有收获。
第四,史学观有待提升。例如走出“革命万能论”和“革命否定论”的两极判断,还原辛亥革命的历史本真,对它作出一个更准确的、更有历史深度的把握。
前几十年流行“革命万能论”,把革命看作历史进步的唯一形态,渐进式的改良被否定。这是很有问题的一种历史诠释。时下出现另一极端的论说,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革命,包括否定辛亥革命,认为如果按照清末十年新政的路子走下去,中国就好了,辛亥革命打断了近代化建设进程。
上述两说都是极端之论,其失之偏颇的原故问题在于:忽略了历史发展是渐进与突进交替进行的事实,这两种形态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真正的革命不是少数阴谋家挑动起来的,它有其必然性,是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被统治的历史当口爆发的。
张之洞1909年病危,摄政王载沣探视,交谈几句,载沣辞别后,张之洞哀叹“国运尽矣!”此语正表明清朝“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被统治”的情形,也表明“清末新政”难以为继,预示着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如果今之论者置此不顾,指斥辛亥革命如何如何不该引发、如何如何打断清末新政,岂非痴人说梦。
由此可见,无论就史料开掘,还是就史观提升而言,辛亥革命的研究还任重道远。
把辛亥革命研究引向深入
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曾婕
第一,准确把握辛亥革命研究深入推进的正确方向。
辛亥革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而且成果越来越多,坚持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非常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让史学研究体现时代特色,体现时代精神。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将辛亥革命的研究放在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国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历程中考察。
青年学者,应该多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的论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该吸取养分。历史不是割裂的,研究辛亥革命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研究辛亥革命也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的进步,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第二,准确把握青年学者成长、成才的正确方向。
要有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研究内容要具有国际视野。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但它的发生和发展又和亚洲各国乃至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深刻影响着亚洲的政治格局走向,因此辛亥革命研究在内容上必须有全球意义。再者研究方法要有国际视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要学习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
要有创新精神。辛亥革命的研究必须与时俱进。现在是信息非常集中、非常便捷的时代,为研究带来方便,但要避免抄袭。要以创新的思维、前瞻的眼光、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去发现别人容易忽视的问题,去提出和研究新的课题。
研究的创新还必须结合实际,脚踏实地思考时代问题,要善于把先进的学术理论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要在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史学理论的创新,从而呈现学术研究的中国特色。要虚心学习前辈严谨的治学精神,同时要有赶上和超越前辈的信心和志向。“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也是前辈对青年学者的期待。
培育学术骨干 延续“辛亥”学脉
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教授、长江学者 朱英
作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湖北武汉,也是海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镇。数十年来,湖北武汉的学者不仅历经艰辛编纂了一套又一套大型辛亥革命资料集,而且出版了《辛亥革命史》、《武昌首义史》、《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等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并发表了数不胜数的辛亥革命研究论文,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
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和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经过专家严格评审,湖北学者入选的论文数量众多,仅次于拥有中国社科院和众多重点大学的北京。之所以能够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著名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与众多学术人才的汇聚。
湖北武汉不仅有章开沅教授、冯天瑜教授等驰名海内外的老一辈辛亥革命研究专家,而且还有为数更多在学术界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中年学者,全国性的学术社团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也一直设于华中师范大学,辛亥革命史研究成为湖北最为亮丽、最具影响的“学术名片”。
湖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同样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设。尤其是辛亥革命研究青年学术骨干的培育,事关本省“辛亥”学脉能否得到延续并发扬光大,称得上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工程。除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相关学术单位肩负起这一重任之外,特别值得称道的是1989年经湖北省委批准设立的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在这方面也付出了大量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该中心隶属于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省社科联的鼎力支持下采取各种措施,为研究辛亥革命的青年人才成长创造条件,帮助青年学者潜心开展辛亥革命史研究。
同时,还与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共同举办“辛亥革命研究青年学者论坛”,迄今已办至第七届。该论坛不仅使青年学者汇聚一堂,互相交流,切磋学术,还邀请知名专家学者进行点评,使与会的年青学人获益非浅,另还评选优秀论文,予以奖励,并在《辛亥革命史丛刊》发表。
更可喜的是,目前湖北省内各高校和学术单位中已有一批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青年学术骨干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精力充沛,其中多数还具有在国外留学或访学经历,如能不受当下急功近利浮躁之风影响,甘愿静坐学术研究的板凳,持之以恒,必将脱颖而出,取得更大学术成就,不仅使“辛亥”学脉绵延不绝,而且将成为新一代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著名学者。
从首义之区到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罗福惠
通过几十年来武汉地区几代学术工作者的努力,湖北武汉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上世纪的1957-1961年湖北省政协最早编辑出版了四辑《辛亥首义回忆录》,接着才有全国政协编纂1961-1963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1961年全国性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
此后,1981年、1991年、2001年、2011年连续四次高规格纪念辛亥革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均在武汉举行。
举例来说,1961年的学术会议,湖北学者入选论文3篇。1981年入选10篇,1991年入选14篇,2001年入选15篇,在这四次会议上,湖北入选的论文数量仅次于北京。而2011年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大陆入选论文104篇,湖北入选数达29篇,占比达28%。
从专著的情况看,1981年以前,章开沅、林增平两位先生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引入注目的研究成果。1991年前华中师大研究者出版了多本《辛亥人物文集》、《辛亥革命词典》、《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推进了辛亥时期的商会研究和其他群体研究;冯天瑜、贺觉非先生出版了《武昌首义史》;皮明庥先生出版了《武昌起义史》。
2001年左右,华中师大研究者推出了《张謇与近代社会》、《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癸卯年万岁》、《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等。
2005年左右出版八大卷的《辛亥革命资料新编》。
2011年华中师大学者推出了《辛亥文库》,除重印二三十种旧著,还新推出四卷本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严昌洪教授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出版,冯天瑜、张笃勤的《辛亥革命首义史》出版。从1979年以来,湖北武汉地区的学者们出版的辛亥革命研究成果约有五六十本之多。
多次学术会议的深远影响,丰硕的研究成果,加上开放交流的学术环境,使得国内外的辛亥革命史专家视武汉为辛亥革命的研究中心。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金冲及说:“湖北武汉不仅学术会议办得有特色、有水平、有影响,次次都非常成功,而且已成为海内外史学同仁公认和向往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著名的美国华裔学者何炳隶在参加了1981年的学术讨论会后来信说:“武汉会议学术成果累累,国际学人相处融融泄泄,真可谓非常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