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王雪儿 王逸舟、王在邦:中国:危机外交2008
对中国危机外交的解读,也是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交的认知
今天,中国外交面对的已经不完全是传统危机的挑战了。过去,传统的挑战是军事冲突和“擦枪走火”事件,台海危机和中美撞机事件就是最典型的。现在,危机外交概念的外延大大扩展了,它不仅仅指国家关系之间的危机,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国内危机也被纳入外交范畴。
王逸舟:过去,中国不太愿意说“危机”这个词。斯大林曾经说,只有资本主义有危机;我们过去也讲,社会主义只有人民内部矛盾,内心里不太愿意承认在一个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制度下也存在发生危机的可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台海危机;1997年亚洲的金融危机给中国人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
它告诉人们,危机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情,我们这里也可能发生危机或被卷入危机,应对得好,我们可以增长本领,否则就会被危机击垮,或者遇到很多麻烦。最近几年,有关应对危机,特别是外交应对危机的讨论在逐渐增加,而今年又是非常突出的。
我作为一名研究者,意识到危机、听到危机这个词,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感觉,中国学界真正意识到“危机”的概念并加以研究,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这些年来,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对危机的思考,都在一步步加深,危机现象已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研究领域。
我还要强调,我们现在实践做得不错,例如,前段时间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危机中,中国对分寸把握得很好、平衡得很好,但又是有距离的,对北约有批评,对俄罗斯有同情。
出现重大危机是比较少的。碰到危机的时候,学界有时会比较极端,但外交部门的处理总的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例如,1999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学界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判断,认为这可能是美国军工企业的阴谋、美国的火力试探等,这些判断现在看来是有失公允的。而当时外交部门很冷静,没有将危机引入两国关系全面破裂的阶段,而是使之最终走到比较平和的状态。我认为这与改革开放总的精神是相符相承的。
今天,中国外交面对的已经不完全是传统危机的挑战了。过去传统的挑战是军事冲突和“擦枪走火”事件,台海危机和中美撞机事件就是最典型的。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会使两国关系特别紧张,处理不好就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现在的危机不仅仅是传统危机,今年的冰雪灾害、地震灾害、奥运前遇到的某些干扰和抵制以及目前的金融危机,都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的危机。今后,这些危机可能会更多、更频繁,这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后果之一。
王在邦:危机外交,我们过去也是一直在研究的,只是大家没有把它概念化。今年的危机比较多、比较严重,所以危机外交再次引起人们关注。总起来看,我们在外交领域的危机处理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操作起来已经得心应手。
从概念化、理论化的角度看,危机外交的逻辑与历史起点深远。各个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实际上就包含着应对国家关系危机的考虑。早期国际关系史上互派大使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处理危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危机外交是外交的一部分,更多侧重于国家关系中双边或多边的危机。
例如,欧洲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当时的外交更侧重于预防和处理国家关系危机。早期,君主代表国家,外交官服务的对象是君主。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发展和成熟,外交官就代表民族、代表国家,但实际上处理的危机也还是国家关系的危机。
现在,危机外交概念的外延大大扩展了。它已不仅仅指国家关系的危机,国内的重大突发事件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国内危机,也被纳入了外交范畴。
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时代变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全球化,很多问题超越了国界,国家利益边界大幅度外延,近年我们的海外人员遭遇绑架、暗杀或者抢劫等也被纳入危机外交的范畴。过去安全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不涉及公民在海外的安全,而现在随着形势的变化,外交关注和应对外部利益危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信息化时代,危机外交更具紧迫性
首先,媒体舆论信息的传播超越了传统外交领域的套路。其次,全球公民社会更加成熟。最后,是记者平民化。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危机外交就体现了最新的外交转型。汶川地震后政府的举措之所以赢得好评,原因之一是我们果断地接受了外援,允许军机降落,而且像日本这样的敏感国家的援助我们也都接受。
王在邦:我们处在信息化时代,危机外交比任何时代都更具紧迫性。
首先,媒体舆论信息的传播超越了传统外交领域的套路。某地出了事,也许国家的外交部门还未得到消息,网上就已经迅速传播。传统的外交套路反应不过来、滞后,从而使危机外交比任何时候都更具紧迫性。
其次,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成熟。全球公民社会有内在利益的互动,一个地方出现危机,可能在别的地方得到同情,这些同情者会通过自身的行动对本国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因此,普通的社会问题、民生问题,也可能上升到国家关系领域,这也使得危机外交的联动性与压力大大增强。
最后,是记者平民化。报道危机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不再是职业记者的专利。事情发生后,现场目击人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很快将消息、照片和视频在网上公布出来。记者平民化,评论随之社会化,什么人都可以参与评论,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发表意见。信息化时代的这些特点,不仅对外交工作,对国家决策、对国家领导人的压力和挑战也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背景下,危机外交面临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一句话概括就是,危机外交体现了我们时代外交最新的特点。战争和大的冲突越来越少,国家战略的重点已经不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当然,局部冲突也有,但不至于像世界大战那样重大,因此,一些本来属于局部的问题就被放大,原来不成为问题的,现在已经成为引人关注的问题。所以,危机外交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体现了最新的外交转型。
以前,外交是为君主或者为国家服务的,现在的外交强调以人为本,为老百姓服务。汶川地震后政府的举措之所以赢得好评,原因之一是我们果断地接受了外援,允许军机降落,而且像日本这样的敏感国家的援助我们也都接受。过去,我们是从来不接受外援的,军用飞机入境手续就更加繁杂。
现在,政府执政以人为本,一切以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为重心。为了救灾,所有外交程序都是一路绿灯,这是几十年来中国外交的最大转变之一,是一个新突破。另外,我们的手机都是全球通,不管到哪个国家,短信随时显示驻在国使馆的领事电话,这就是我们外交为民的反映。所以,今年危机外交的鲜明特点就是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危机外交的转型,也促进了危机的解决。
理性和自信,是开展危机外交的重要心理支撑
中国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GDP,更体现在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就包括外交领域。政治家们不再是过去那种好像觉得心里满满的、认为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一切党的文件都有指导方针的态度,他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比他们想象的复杂,比各种各样的文件、指南和方针政策都复杂得多。
王在邦: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外交是一个需要认真总结的领域。中国的发展不仅体现在GDP,更体现在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就包括外交领域。一般我们所说的国家的综合国力,还不能体现出国家能力这层含义。比如说危机反应能力,综合国力指标里面是没有这个内容的。美国的综合国力很强大,但面对卡特里娜飓风时,国家能力就表现得较弱。所以,国家能力是比综合国力更大的一个概念。
王逸舟:现在国际上普遍承认,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外交是干得不错的。虽说跟国外一些同行相比,我们的理论还不够丰富、有所欠缺,但是中国的实践,中国外交部门和最高层在应对大事、危机和不确定性的时候,是表现得很好的。
政治家们不再是过去那种好像觉得心里满满的、认为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一切党的文件都是指导方针的态度,他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比他们想象的复杂,比各种各样的文件、指南和方针政策都复杂得多。现在领导人有这个意识,外交部门和军方也有这个忧患意识和对不确定性的意识,所以,在面对各种危情的时候能够临危不惧,虽然有风浪和麻烦,但最终还是挺过来了。好的思想准备和精神状态是前提之一。
在3.14西藏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前后,国际社会有许多抵制北京奥运的声音,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说不来中国参加奥运会、残奥会开幕式或闭幕式的人,在他们各自国内就招致了批评,于是很多人想法弥补。他们态度的转变,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不能否认,中国自身的实力、中国外交的有效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而30年前,我们没有这个实力。此外,还有外交官的辛勤工作,例如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网民对傅莹大使的好评不是今天才有的,前段时间也一直有很多好评,我们有很多外交官都在做类似的工作。中国外交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样有弹性、更能够面对各种危机和不确定因素,是值得很好总结的。
王在邦:我们有很多优秀外交官。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就曾深入到美国各个州,甚至社区,与商界朋友和普通美国人接触。王毅在日本,也是这样。
王逸舟:王毅出使日本期间正值小泉当政,中日关系处于低谷,王毅与日本商界、民间很多普通百姓交朋友,与一些有残疾、特别困难的人群及老人也进行广泛接触,为他们提供帮助,这无形中减缓了小泉造成的两国关系的尖锐性、对抗性,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好的润滑作用。
中美之间的几任大使也都是这样的。杨洁篪任驻美大使时,布什总统父子都很欣赏他。重大危机的时候,他表面上不张扬,但下面忙碌得很。他跟美国几任总统的私人关系都很好,其中原因就包括在重大危机时与他们建立起来的个人友谊。
王在邦:李肇星任驻美大使期间,在美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引发中美两国关系危机时直接与美国名嘴交锋,也是很有影响的。
王逸舟:关于今年5.12汶川地震的危机处理,外界评论将中国的处理方式与美国面对卡特里娜飓风时的作为进行了对比。虽然美国后来也投入了很大力量,证明了美国的实力,但是在灾害初始阶段,美国的处理受到许多诟病,人们指责灾难发生后布什总统还在休假、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协调不力等。
另外,也有评论将中国的这次救灾行动与缅甸洪灾后的情况进行对比。中国政府的作为、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对灾区的视察与慰问,令老百姓很感动,也带动了原来比较官僚的一些部门,促使它们以更加高效、更加以人为本的方式采取行动。
王在邦: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面对一系列危机,我们的媒体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进行了客观报道,这虽然不是外交问题,但是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真实就是力量,真实才有力量。
西藏3.14事件前后,中华民族经历了从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以来最为严峻的洗礼,这是一次民族灵魂和民族精神的洗礼。在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时,我们的做法总体来说是冷静的、沉得住气的,因为在西藏问题上,我们本身是做得够好的。外部的干扰对于我们老百姓的心理伤害很大,民众的反弹很厉害,民族情绪也很强烈。通过处理这次危机,我们在争夺话语权方面有了成功的经验。
奥运会是隆重的体育盛事,奥运非政治化是大家共同接受的概念。我们抓住了这一点,扭转了不利的局势。我们没有跟着西方舆论的步子起舞,没有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一些领导人、外交部发言人及胡锦涛主席的特使访问法国时的表态都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能够看到,在处理危机过程中,中国的外交更有自信了,这不仅仅是我们具备了处理这些危机的能力。理性和自信,是我们能够开展好危机外交的重要心理支撑。果断接受外部援助,这就是自信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