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八宝山革命公墓:谢富治骨灰曾被请进又被请出
【中国新闻周刊网10月16日综合报道(记者 秦悦)】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近日发了一则通告,该通告称“截至2013年9月底,革命公墓骨灰临时存放室已经存满,无法继续接收逝者骨灰存放。”这则新闻将这个颇具神秘感的地方再次纳入公众的视野。事实上,对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但知之甚少。有学者曾指出:八宝山是”中共历史的一个缩影“(舒云)。
■名字与历史
从北京长安街西行15公里,在石景山路北有一座门楼,门口有两尊石狮子并四棵古柏——这就是著名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八宝山革命公墓原来名叫北京市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于1970年提出:八宝山葬有全国的烈士和中央领导人,不仅仅属于北京市,批准更名为八宝山革命公墓。
八宝山因盛产红土、青灰、马牙石等八种矿产得名,山南有一座明朝永乐初年建的褒忠护国寺,是明清两代太监养老的地方。
1946年,国民党政府将之改建成忠烈祠,安葬抗战中牺牲的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38位国民党将领(解放后迁出)。
1949年12月,周恩来建议筹建革命公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到八宝山褒忠护国寺旧址察看,经北京市政府报政务院批准,组成公墓筹备组,从第四十八代住持手中买下寺院及150亩山地。
1950年7月动工,到1965年4月,建成中央领导、省军级、地师级和县团级墓区,编号一、二、三墓区。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实行火葬,原褒忠护国寺第一、二进大殿及配殿改建成骨灰堂,划分为11个室。中一室存放有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陶铸、谭震林、廖承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骨灰,也有陈赓、谭政、王树声、许光达、罗瑞卿、萧劲光等大将的,有李宗仁、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的,还有文化名人以及外国友人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48座陵墓被严重破坏,不少墓石被“涂鸦”,被推倒。1984年,八宝山革命公墓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市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2005年4月,扩征八宝山北面的260多亩山地,以墓园文化为核心,增设资料室、展览厅、影视厅和雕像区,集安葬、悼念、瞻仰、教育、文化旅游等多项功能为一体。
八宝山革命公墓《业务办理须知》显示,骨灰存放范围为司局(师)级以上干部(包括工资改革前的行政十四级以上干部)。“简单说就是组织部门任命的局级、部队的师级以上的干部,都可以申请。”北京市殡葬管理处负责人向北青报记者解释,“只要级别够,一般申请了都能审批通过。”
资料显示,1951年颁布执行的《革命公墓安葬暂行规则》规定,牺牲或积劳病故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工作人员,经过申请批准后,均可安葬在革命公墓。而干部的级别,最初定为“县级以上及革命军人团级以上”。1992年,革命公墓安置骨灰者的范围由县团级调整为司局(师)级以上干部。(10月15日《北京青年报》)
八宝山现共有三个墓区,进入正门后的大道两侧分别为二墓区和三墓区——它们占据了公墓最显著的位置,是在一墓区形成后扩展而成的。这两块墓区主要以级别较低的县团级干部为主,安葬的是530多位逝世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人士。
其中也不乏科学、教育、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如在西侧二墓区就有林徽因、徐悲鸿、闻一多、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等文化名人。这些人物和他们颇有些个人风格的墓碑夹杂在大面积的多以五角星和党徽为碑面、以戎装为遗像的革命者墓碑中显得格外特殊。
据北京市殡葬管理处黄峭泉主任介绍,八宝山革命公墓建成之后并没有根据逝者身份进行专门分类,仅是按逝世的先后时间顺序依次建墓。如1955年4月离开人世的林徽因,其墓旁就是一位同年6月去世的森林工作者。二、三墓区的墓碑朴素庄重,形式统一,每块占地一平方米左右,墓盖以水泥制成,墓碑为汉白玉石雕刻。据园内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墓下安葬几乎都为遗体,而不是骨灰。(2005年4月7日《南方周末》)
骨灰堂按级别分类
4月5日,记者进入位于公墓中部的骨灰堂,发现这里是公墓中祭奠人群最密集的区域。家属纷纷从室内拿出骨灰盒重新打理、擦拭和更换新的党旗,并接受阳光的照射。每个骨灰堂都是独立的仿古建筑,传统的屋檐门窗雕刻给骨灰堂增添了许多古香古色的感觉。
1960年代,中国提倡共产党员一律火化,即后来人们所说的“死不占地”。毛泽东带头在倡议书上签字,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先后签名。在这一背景下,八宝山革命公墓又将原护国寺殿堂改建为革命公墓骨灰堂。目前为止,骨灰堂占地2400平方米,共有骨灰室28间。
进入骨灰堂大门,最先看到的是“红军墙”,墙面镌刻着“弘扬红军精神,建设伟大祖国”。记者看到,这面墙上的编号已达到1058号,距最后一个编号1135号,剩余空间不足100个。1988年以后,由于骨灰堂骨灰寄存空间紧张,骨灰堂院内开始建起骨灰墙。11面骨灰墙分别位于骨灰堂北、西、东三面,在大约一百米的狭长通道两侧,密密麻麻布满鲜花和遗像。
骨灰室中历史价值最高的当属中一室,又称骨灰安放一室或瞻仰厅。据曾瞻仰过此厅的人描述,骨灰堂一室没有奢华的装饰,但却充满庄重静穆气氛。迎面正中的一座骨灰盒(101号)是朱德元帅。紧挨着朱德的是彭德怀元帅(102号)。陈毅元帅的骨灰盒也安放在这里。而贺龙元帅,这位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的骨灰盒,据说恰好安放在81号位置上。
一室还安放了董必武、陶铸、廖承志、李富春、许光达、陈赓、徐海东、林伯渠等已故领导人的骨灰。此外还安放着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起义将领傅作义、陈明仁的骨灰。虽称为瞻仰室,但这里并不对外开放,仅接待家属。
实际上,整个骨灰堂都只对家属开放,他们凭骨灰存放证到这里祭奠亲人。管理人员说,不对外开放的原因,一是为了确保骨灰安全,因为曾发生过骨灰失窃事件,再者长期接触室外空气,对骨灰保存不利。
骨灰堂内28个安放室的存放规格亦有不同,除中一室外,还有九间安放室存放副部级以上干部的骨灰。记者进入的东1—3室面积大约二三十平米,室内安静恬淡,光线柔和。很多骨灰盒上放着鲜花、党旗。据工作人员介绍,这几间屋子,正部级要放置正面位置,副部级放在两侧。
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骨灰摆放完全按照生前级别,因此很多革命家、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因级别关系不能合葬,例如陈毅的夫人张茜因级别不够就不能和陈毅共同进入中一室。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也同样分属两地。(2005年4月7日《南方周末》)
■何人曾进?
被称为“八宝山第一墓”的任弼时墓
1950年10月27日,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任弼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葬在刚动工的东北半坡上,成为八宝山的第一墓。墓修得很大,有墓碑、墓盖,前面还有300平方米的“庭院”,以后八宝山再也没有这么“豪华”的墓地了。
“文化大革命”中,任弼时是少数几个没被“点名”的领导人,所以集体扫墓除了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到任弼时墓前。
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五大书记”中,另外四位都没有墓地。朱德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骨灰堂中一室。刘少奇、周恩来逝世后骨灰都没有留在八宝山。
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医院逝世。朱德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中一室,骨灰盒编号为101号。
罗荣桓元帅夫妇之墓
十大元帅中,罗荣桓第一个逝世。1963年12月,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中一室。2003年,罗荣桓夫人林月琴逝世,罗家儿女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第一墓区,并立了一块雕有父母半身塑像的大石碑。
1969年6月9日,贺龙在“监护”中逝世。专案组以王玉的名字将他的遗体悄悄火化,存放在老山骨灰堂普通骨灰盒寄存室的最底层。贺龙夫人薛明和子女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都不知道贺龙的骨灰存放在何处。
1974年9月底,中共中央发出恢复贺龙名誉的通知。1975年6月9日,贺龙逝世6周年,中共中央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落满灰尘的骨灰盒换成棕红色的楠木外罩,覆盖党旗,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中一室正面,遗像处是贺龙的一幅工作照。
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1月10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陈毅追悼会,毛泽东临时决定参加。在八宝山举办中央领导人的追悼会,这是第一次。陈毅的骨灰盒安放在骨灰堂中一室44号格子里。
1974年11月29日,一直被“监护”、深度昏迷两个多月的彭德怀在301医院逝世。按照彭德怀的遗愿,是想把骨灰埋在老家地下,上面种一棵果树。但专案组向中央报告后,将彭德怀的骨灰盒存放在成都东郊火葬场。
周恩来指示:要精心保管,不准换盒,以备查找。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恢复名誉。12月22日,中央军委办公厅出面,用专机把彭德怀的骨灰接到北京。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彭德怀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彭德怀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一室,骨灰盒编号为102号。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逝世。10月16日,刘伯承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致悼词。刘伯承夫人汪荣华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按刘伯承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到他战斗过的地方。10月21日,刘伯承的长子太行、四女儿雁翎、幼子太迟乘坐专机,将父亲的骨灰撒向太行山、淮海大地、南京、重庆,以及他的老家重庆开县赵家场等地。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逝世。追悼会后,中央领导人和家属护送灵车到八宝山火化。叶剑英的遗愿是回到59年前他和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牺牲的战友身边。10月31日,专机将叶剑英骨灰送往广州,暂时安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海内外十余万人前往吊唁。
1987年10月22日,叶剑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广州红花岗烈士陵园举行叶剑英巨幅胸雕像和骨灰安放仪式。胸雕像座下端是邓小平题写的“叶剑英”三个大字。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逝世。11月1日,中央军委遵照他的遗嘱,指示中央军委办公厅和总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陪同徐向前亲属,乘专机飞往徐向前战斗过的太原、太谷、祁县、临汾、长治、涉县、武乡、左权县等地撒放骨灰。徐向前的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他的故乡山西五台县烈士陵园。
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逝世。遵照聂荣臻的遗嘱,他的部分骨灰撒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墓区的一棵桧柏树下,树旁竖立一块汉白玉碑石,正面刻着聂荣臻80岁时写的诗句“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背面刻着“聂荣臻骨灰撒放处”。他的另一部分骨灰安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烈士陵园。
谁的骨灰被“请进”又被“请出”?
在“文革”中劣迹斑斑的谢富治,因为身体的原因才没有能够继续危害社会。1970年,谢富治经诊断患有胃癌。此后,他的活动明显减少,6月,其公安部的工作移交给了李震。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病死,终年63岁。
3月29日,谢富治的追悼大会举行时,天安门、新华门等处均降半旗志哀。悼词称谢富治的死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消这两人的《悼词》,并开除党籍。谢富治的骨灰匣也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盖的党旗。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
新中国诞生已经62年了,无数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与世长辞之后,他们生前不辞辛苦、献身事业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怀念。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却有一位前半生功勋卓著,但死后却被撤销悼词、开除党籍、骨灰请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上将——谢富治。(马儒)
外国人也进革命公墓?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里,还长眠着具有中国国籍或长期在中国工作的一些外国友人。部分介绍如下:
中国人民的朋友黄文欢,曾任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1979年,他因反对越南反华而受到迫害,辗转移居中国。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在北京病逝。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950年5月6日在伦敦病逝。1928年底史沫特莱来到中国。她是第一个向世界公正报道西安事变的人。1937年1月初,她借口战地救护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交谈。1937年10月,史沫特莱到八路军总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
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著作,向世界宣传了中国革命。在史沫特莱生命的最后,她完成了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她希望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1951年5月6日,在北京为史沫特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葬礼,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墓区,大理石墓碑上是朱德题写的金字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女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70年3月29日因心脏病复发在北京逝世。1908年,斯特朗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战时期她两次到中国采访。
在延安,毛泽东接见了她,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1958年,72岁的斯特朗第六次到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外界封锁和误解的年代,她向世界如实报道中国的建设成就,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作出了重大贡献。
斯特朗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墓区,大理石墓碑上是郭沫若题写的金字碑文: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之墓。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医生马海德于1988年10月3日在北京逝世。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祖籍黎巴嫩。1933年,他毕业于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10月,马海德到中国,1936年到陕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救治了大批八路军和解放军的伤员。1950年,马海德加入中国国籍,担任国家卫生部顾问,为发展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人民的朋友、白求恩式的内科医生汉斯·米勒,德国人,1994年12月4日因突发心肌梗死在北京逝世。汉斯·米勒于1939年获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到中国,为八路军救治了大批伤员。
1950年他加入中国国籍,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汉斯·米勒任北京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医科大学顾问,全国政协委员。他领导研制出乙型肝炎疫苗,为防治肝炎作出了重大贡献。
(综合《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党史博览》、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