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博文 图文:对话王受之:新都市主义下的新城建设

     设计理论和设计史专家,中国当代设计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是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设计理论界中公认的学术权威。

     研究涉猎广泛,几乎包括了现代设计的所有范畴,如现代建筑、城市规划、室内设计、环境艺术、娱乐设计、文化创意产业、时装设计、汽车设计、工业产品设计、平面设计、插图、动漫画等等。其研究著作之广泛、深度,目前在业界难望其项背。

     主要著述:《世界现代建筑史》、《世界现代设计史》、《城市史》、《白夜北欧》、《巴黎手记》、《骨子里的中国情结》、《历史中构筑未来》。

     1月14日,由本报联合汉阳区政府共同举办,金地集团武汉有限公司协办的“伟大的城市化进程”全球高峰论坛在汉举行,著名设计理论和设计史专家王受之先生受邀出席,在论坛上分享了他关于新城建设的独到见解。

     会后,王受之先生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才思敏捷,妙语连珠,睿智犀利……与四年前在武汉初次见到先生一样,他的演讲或谈话总能给人醍醐灌顶般的感受。

     新都市主义情结

     作为一名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知名学者,王受之的研究不只停留在学术、言论领域。由于与城市规划部门,以及万科、金地、龙湖等大牌地产商的合作,他所着力推行的“新都市主义”理念正在得到广泛实践。

     倍受王受之推崇的“新都市主义”理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其宗旨是创造最佳人居环境,强调对住宅物质指标以外的巨大需求,紧凑型城市、社区感、尊重自然等等都是新都市主义的显著标签。

     城市化进程的步伐使得旧城改造不可避免,王受之指出,在旧城改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留旧城的质体,“我们需要对老城区进行妥善的研究和保留,而不是推平再来。在国内一些城市,传统建筑毫不留情的拆除常常令人痛心疾首。

而一些被保留下来的古建筑,也是孤零零地立在那里,面对四周鳞次栉比的高楼,如同熊猫般关在笼子里被人观赏。城市是有机的整体,城市的文化保护应当成片,应当是保护一个‘活人’,而不是去仅仅保护一个个的‘器官’。”王受之呼吁。

     步行的记忆

     “新城区的建设有必要按照旧城区的尺度来做。”王受之说道,在其看来,这样能够还原人们“步行的记忆”。“如果在北京逛街,人们很少会选择去长安街,因为尺度太大了。”王受之阐述:“尺度在旧城里是最精彩的回忆,例如幼时步行去吃一碗热干面的记忆,这样的记忆是美好的。如果城市建设能够重新构筑步行记忆,那我们的城市设计才是成功的。”

     在其看来,中国的一些城市在规划方面还存在欠缺,“最常见的就是‘摊大饼’,在功能布局上缺乏人文关怀。”“简单的将地块拆分,分给不同的开发商来建设社区,而缺乏整体的生活配套规划。”

     相比于超级大都会,王受之更推崇由一个个小社区所构成的小城镇。“中国人口多,小城镇不可能,但是城市规模还是要限制。”“一个区域要具备五种功能,居住、商业、娱乐、交通、运输、就业。

”他重点指出:“一个区域如果没有就业的功能,就会是一座睡城。”在其看来,武汉四新新城板块依托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再加上水系丰富的良好自然环境,如果规划建设的好,将是“武汉郊区城市发展的希望。”

     规划的持续性

     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不尊重历史、盲目拆迁、缺乏人文等等,在王受之看来是历史造成的遗留问题。“解放后,在高等院校的大调整中,将建筑设计类的学科全部划归到理工学院,学科培养缺乏基础的人文知识体系,培养出来的从业人员大都喜欢量化,排斥非量化。而在西方的建筑设计学院,艺术、文化类的学科则是重要的学习课程。”

     此外,“西方国家的城市规划是立法行为,规划变更只能通过议会修正案,确立前要经过反复地论证,一旦确立就不能随便更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西方的很多城市规划都经历了百年以上的历史,例如纽约的规划有一百多年,曼哈顿的规划有两百多年。

”“而在中国,很多的城市规划都是行政行为,老百姓基本没有参与其中,导致的结果就是规划经常改,经常变,走了很多弯路,而且还要不断的交学费,20年就落伍的城市规划很常见,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对中国城市规划中的“短视”现象,王受之深表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