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子女 儒学家训下汤一介一门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汤用彤对时势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比如他的学生向达——在一份文件中,被定义为“硬骨头”——被划为“右派”,汤一介写道,“他本可推托生病不参加批判,但领导找他,也就答应了”。学者赵白生认为,“杨沫(的儿子)也写过《忏悔录》,但真正能做到忏悔的是汤一介,他敢于把家人的孤陋抖搂出来。”
1963年“五·一劳动节”,汤用彤登上天安门观赏焰火,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次年,汤用彤病逝。他断然不会想到,“文革”爆发后,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的儿媳、汤一介妻子乐黛云,在某篇文章里写道:“我真是从心里庆幸他已于1964年离开这个他无法理解的世界。”
这或许也是汤一介当时“无法理解”的世界。1943年春,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二时,同学余绳荪拿来一本《西行漫记》,“大家一起读”,越读越感兴趣,虽然对“革命”一点不懂,但觉得延安“一定很有意思”。余绳荪提议不如去延安看看,于是,汤一介从家里偷了一支金笔、一个金表等,另一位同学偷了副金镯子,卖了一部分,五六个人相约而行。结果,到了贵阳就被抓了起来,关进了警备司令部。
商量该怎么办时,想起箱子里带着《西行漫记》。“不知谁看到我们住的小房间的地板上有不少缝隙,我们就把《西行漫记》撕下,一张一张由地板缝隙塞入地下。并且大家商量好,都说我们因对联大附中不满要到重庆念书。”
被教务主任接回昆明后,汤用彤并没有责备汤一介,而是联合几位家长写信给校长,“对联大附中提出了批评”。多年后,谈及这段“西去延安”的经历,汤一介说:“正是由于我没有去成延安,我才有机会在北大念书,也才能在北大遇到乐黛云,我们才能结合在一起……”然而,1957年,乐黛云被打为“极右派”,“文革”甫一开始,她又成了“翻天右派”,汤一介则是“走资派黑帮”。
值得一提的是,最初,汤一介“真心认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站到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了;乐黛云写道,“我们真的从心里为这次‘革命’欢欣鼓舞”。
“文革”中,汤用彤珍藏的成套佛经,每函被抽出一本检查,有去无回。十年间最窘迫的时候,汤一介卖掉父亲送他的一套武英殿版《全唐文》,得到六百元。救了燃眉之急,他还不时“呆呆地看着那一格空荡荡的书架”,“满脸的凄惶”。
与此同时,整个事态的发展,越发不可收拾。汤一介要接受批斗,每天还要在校内劳动,或在广场上拔草,或清扫马路等。之后,他和乐黛云、儿子汤双,与北大两千余名员工一起,下放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
“文革”前后,汤家和冯友兰家是邻居。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目标很大,每次被批斗时,汤一介往往也要“陪斗”。他最怕冯支持不住,由凳子上掉下来,没想到“却像一块磐石一样,站着一动不动”。“文革”后问起当时的想法,冯说:“当时我什么也没听见,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两人相对大笑。
直面历史,重燃思想火焰
与彼时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汤一介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1949年之前,他为追求真理,探讨人生意义,拥抱了哲学。1949年后,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生活给了我这样一个错觉,好像通往‘真理’的门大开着,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掌握真理,只要你熟记那些由前苏联输入的教条。”
此后,汤一介积极阅读、宣传马克思主义。1973年,刮起了一场所谓“反右倾回潮”风暴,他担心再次受到批判,正好北大相关部门要把一些“熟悉孔孟之道”的教员调到“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中,便“很高兴”地加入进来。没想到,掉进了“梁效”这个深渊。
因为有躲过批判的“私心”,在“两校大批判组”,汤一介很卖力。另一部分人“批林批孔”,他和学者周一良等人,主要编材料,包括参与《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写,有时到各处去宣讲。江青曾让他们到林彪住所查看他的图书,要找一些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话,却发现其藏书竟有七万多册,使他们“吓一跳”。
在“批判组”,汤一介和其他人一样,都在“紧跟”、“迎合”。1976年,毛泽东去世。他第一个想法是,“我们不知应该跟谁了”。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他被没完没了地审查,两年后,“渐渐地有了一些领悟”,到80年代初,“较为彻底觉悟了”。
这段历史,汤一介几乎不在人前提起。在遗作《我们三代人》一书中,他开篇即说“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接着用1.2万字的篇幅首次诉说个中细节,连乐黛云都大感意外。新书出版座谈会上,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张耀南说,“……面对问题,他不是怪罪环境,而是充满自责,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上‘罪己’的传统,放在中国整个文化背景下来理解。”
如何面对权力,是儒家的根本性困境。“觉悟”之后,汤一介“再不说那些违心的话”,他要找回“自我”,“恢复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在袁伟时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办中国文化书院,标志着汤一介自我的觉醒。书院编选书籍,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办讲习班,是当时推动“文化热”的代表性力量。
郭齐勇参加过第一期讲习班,梁漱溟、冯友兰等人来上课,他感觉“很兴奋”,“当时我们对自家文化的理解还是教条的、批判的,这期讲习班给我们触动很大,扭转了我们的一些看法。”
1983年,汤一介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旨在破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模式”。此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纷纷面世。晚年,汤一介最投入的是《儒藏》的编纂工作,主持这项全面收藏儒家经典的巨大工程,他形容自己“非常小心,战战兢兢”。
去年1月,汤一介还结集出版了《瞩望新轴心时代》,从西方文化反观中国,学者杜维明评价他,“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全球化谱写了发人深省的乐章”。 正是在该书发布会上,他觉得自己“一生中间最有创造力、思想最活跃的时间被浪费了”,希望“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发生”,因而接连强调要“让大家自由思想,让大家自由讨论,让大家自由发挥潜力”。
当年9月,汤一介去世。紧跟祖父、父亲,他的墓碑上镌刻着:“确立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使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反本开新中,汇通中西古今之学,重新燃起思想的火焰,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责任。”
对于“生死”,大概在二十岁时,汤一介就参悟过。在一首题为《死》的小诗中,他写道:“春天死了/来的不是夏日/母亲生我/在世上必增加一座坟墓。”
记者 吴亚顺
(本文参考了《我们三代人》、《汤一介散文集》、《乐黛云散文集》、《汤一介学记》、《汤一介传》、《燕南园往事》及《跨文化对话》第34辑汤一介纪念专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的乐黛云演讲速记等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