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广州人宝贵的精神特质

继本报对广州人精神中的“诚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后,昨日又有不少市民纷纷致电本报,认为讨论广州人精神可千万别漏了“创新”二字。因为在广州的历史中,由广州人创新精神而引发的“威水”事例层出不穷: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诞生在广州,近代中国报刊的出版开始于广州,全国第一家超级市场最早在广州开业……凡此种种无不印证了广州人源远流长的创新精神。

为此,记者昨日兵分几路就广州人创新精神采访了多位人大代表、学者、创业者以及市民。

黄伟宗(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创新是广州人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州历史上的一种优良传统。省市领导曾用四个“地”概括广州的创新精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孙中山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策源地,珠江文化的中心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此外,改革开放之初的个体户、如今的民营企业、近年来在经济建设上对各种先进方法的探索和试验……这一切无不在体现广州人的创新精神。

将创新精神发扬光大,要克服广州人以往只注重创新实践,而不注重总结、不善于将经验理论化的缺点。同时,不应单单把创新局限在做生意上,而应扩展到文化上的创新,用文化来指导政府的决策。

钟逢干(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广州人的创新精神与广州的人文地理有关。首先,几千年来作为中国的通商口岸,广州人与外界交往的机会很多,从而也为广州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习机会,为广州人“创新精神”提供了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广州从前曾被称为“南蛮之地”,可见当时广州的自然条件是比较恶劣的。恰恰正是这种恶劣的环境造就了广州人勇于冒险、通过创新改善生活条件的特点。

何永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为什么广州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得这么快?这很得益于政府的创新精神,广州市政府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取得成功。从企业实践方面说,创新是企业竞争力。企业不断创新,才能从竞争大潮中脱颖而出。

黄国强(人大代表、广州市工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创新是民企的生命线。广州的民企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有的,比如做皮具和开餐馆。没有创新的民企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很快就会没落;有经常性创新的民企则能做大做强,广州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长隆集团的老板苏志刚,从卖猪肉开始,到香江酒家、野生动物园和夜间动物马戏表演,再到生态酒店———长隆酒店,无时无刻不在想下一步如何创新。

朱永平(人大代表、大同律师事务所主任):广州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先行一步,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交汇处。开风气之先历来是广州人极为宝贵的精神特质,要格外注意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促进全社会开拓创新精神的极大振起。

制度创新的前提是观念的创新。刚刚举行的正式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就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创新,体现了政府的选民意识。在观念创新上,我认为政府要有 W TO意识,当前重要是平等对待民营企业。(桂文、楚慧、洪浩、慧杰)

姚洪波(海归派,广州惠威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我是做音响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去美国考察市场,当时拿去了很多产品,但外国人看后说,你那些东西也许不错,但与这里的相比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市场就像一间房子一样,里面已基本住满了人,当然也有空间,但这个空间只留给那些有特别之处、有专长的人。

从那以后我们公司大规模引进国外优秀人才,开发从原理上就与众不同的音响。现在凡是国际性电子大展,人家不收钱都要邀请我们去,就是看中我们有新东西。对企业而言创新是灵魂。

黎名准(广州华南汽贸广场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我做生意的13年里,先后卖过家私,办过汽贸、鞋业城。每一次转变都是一种创新,每一次都是我没有干过的事业。创新并不是盲目的创新,我每次做投资的决定都是经过调查,听取别人的意见,做了决定就鼓起勇气去做,不懂的东西可以一边学,一边创新。企业创新的内容自定,企业发展大方向由政府定。

梁铮(状元坊时尚精品玩具店老板):如果没有广州人的创新,也就没有广州商业市场今天的繁荣。广州人不仅吃东西要“新鲜”,就连衣着打扮、玩具、摆设都要讲究新鲜,正是这种特性造就了一大帮做时尚一族生意的商人。做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就是能第一时间把国内外新鲜的玩意儿引进广州。

为何每次我都能赚到钱,就是因为我抓住了广州人爱“新鲜”的心理,先于别人发现新玩艺,先于别人把它们摆上货架,所以就会先于别人赢得更多的机会。

吴丹(华南师范大学学生):我觉得广州人尤其是广州的商人很有创新精神。例如像好几年前已经开始日渐式微的卡拉 O K,为何最近又重新火热了起来?就是因为有经营者对这种活动进行了“创新”。以前的卡拉 O K是不准携带食物的,而现在有的卡拉 O K则在店内搞起自助餐,让客人可以边唱歌,边开怀大食,而有的则索性在店内开设超市。敢于打破传统、力求创新,这就是广州商人赢得顾客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