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福初生物安全【生命与健康】生物科技发展给国家安全带来什么影响

2017-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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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科技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技术直接催生和推动以新兴科技为标志的新型经济发展,也间接影响着国家安全

科技的发展从来都是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技术直接催生和推动以新兴科技为标志的新型经济发展,也间接影响着国家安全的观念和格局。21 世纪被称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世纪,生物科技研究的触角全面介入生命微观领域,促进了宏观经济的进步,为世界各国医疗、制药、农业、环境保护等行业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对国民经济、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创新体系产生着日益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并且因生物经济的推动而表现出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必将极大地改变并推动人类社会的进程。

然而生物科技是把双刃剑,带给人类的并不仅仅是福祉,还蕴涵着相当大的现实或潜在风险。世界著名宇宙学家斯蒂芬·霍金认为“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物理方面而是来自生物方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自20 世纪后期以来,几乎所有关于伦理的纠纷和争论都发生于生物科技领域。梅毒危害试验、试管婴儿、基因身份证、基因治疗、制药公司的基因垄断、器官移植技术、干细胞技术、组织工程技术、克隆技术等在社会伦理、法规管理等多个层面引起巨大争论。

现代生物技术虽然有助于疾病的早期诊断与预防,但也带来了如何保护个体的隐私权、就业权、保险权等社会问题。社会如何对疾病的风险人群或个体提供法律和道德的保护与支持,需要生物医学界与法律界、社会学界以及社会公众共同面对。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生物技术研究和产业机构的意外泄漏事故不仅直接导致了工作人员感染,也极大地威胁着环境和公众健康。近年来,各国新建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大量涌现,且发展趋势不减,但由于监督缺位和管理不善,导致生物安全风险不断增加。

炭疽杆菌、口蹄疫病毒、Q 热立克次体、SARS 病毒的泄漏事件是其典型代表。早在1975 年,美国的一些生物学家就指出,重组DNA 技术可能对环境和人类造成巨大风险,实验室内的基因切割、连接、修饰等工作产生的基因工程菌株在鉴定为无害或确定安全等级之前,都存在着可预见或潜在的生物安全因素。

合成的工程微生物可能从实验室泄漏,危害人体健康,甚至被不正当使用。合成生物学也有可能被“生物黑客”或生物恐怖分子恶意使用,对人类造成很大威胁。

随着生命科学范畴的不断拓展,对生命本质的探索成就斐然,生物技术的两用性更加突出。合成生物学、基因组学、神经科学、医药科学及相关技术的最新进展使人工合成病原体、人造生命、非致命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

出血热病毒、鼠疫杆菌和鼠痘病毒的基因改造,丙型肝炎病毒和登革热病毒的基因整合,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人工合成,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再造,提示利用现代生物技术不仅可以大大加快生物进化的速度,而且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地球上几十亿年来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病毒和细菌,生物安全的风险系数和防范难度将进一步增大。自然疫源性微生物的威胁本已难以应对,而生物技术改造或创造的新型病原体将对生物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

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生物相关领域技术的合作与交流,同时,也使防范生物扩散变得更加困难。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以及人才流动的国际化,加之秘密贸易、走私等渠道,使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生物两用设备扩散的可能性增大。

当前,不仅国家、政府特殊实验室可进行新型病原体的改造研究,非政府控制的实验室以至于恐怖分子控制的实验室也具有进行类似研究的能力,特别是在正常民用生物技术研究中,可能意外研制出危害巨大的新型人工病原体。

由于医学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共同推动,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有可能用于开发新的人造生物剂,未来甚至可能制造出高致命性的非病原体。所有这些提示疾病威胁的范围相当宽而且变化迅速,新传染病在未来还会不断出现,任何“防控清单”和“威胁谱”都将失去意义。21 世纪人类将被动地进入与传染病作斗争的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免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