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
程维高生前,笔者曾与他有过几次交谈,时间是在2008年秋,在他常州的家中进行。程维高时年76岁。以下为部分摘录。
“笨了一辈子”
向南:我看到你家大门上有“愚园”两个字,是有所指的吧?
程维高:我是笨了一辈子啊,我这个人不聪明啊,所以才叫“愚园”。(大笑)
向南:你是怎么从河北回到常州的?
程维高:我是经过中央批准,离休,异地安置。我们省部(级)以上干部,要回到原籍,都要经过中央批准的。因为江苏这个地方是经济发达地区,想回来的人特别多。我是申请退下来回常州,关系还在河北啊,用车,秘书、驾驶员都是河北配的。(常州)气候条件、人际关系,我都比较适应。北方则是另外一种风格,我们适应不了。我退下来以后,经中央批准,就回来了。
向南:谁照顾你的生活?
程维高:现在在我家照顾我的有老婆、女儿,还有驾驶员。驾驶员他们夫妻两个都是退休工人,我雇驾驶员做做饭,他老婆带带孩子,我的小外甥,她也带带。我家里有三个工作人员,一个是共产党养的,两个是我自己养的。
向南:你平时都做些什么呢?
程维高:我不像汤书记(指汤永安)那样喜欢钓鱼,我喜欢看看东西,听听音乐,看看电视剧,我也不喜欢打牌打麻将。
现在我就是看看《河北日报》、《常州日报》。我去上海看病,看到《解放日报》办得不错。我经常看《河北日报》,要了解一下河北的情况啊,对河北还是非常关心,也有感情。我不经常出去,我身体条件不够,出去的话,也造成很多麻烦。
年纪大了,就是想静。我的心情没有问题。像我现在生病,从去年冬天,春节前后,发现病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哪一天睡不着觉的,睡得着觉,吃得下。我什么事都安排好了。突然走的话,都无所谓。我跟我老婆都商量过了,不光是我的后事,家里的财产啊,都交待了。
向南:你的病怎么样了,严重吗?
程维高:我是肺癌,早期。是今年年初发现的。他们认为我的基础病比较多,年龄也大了,不主张开刀,内控综合治疗,化疗、吃药,效果不错。我已经做了4个疗程了。两个疗程做下来,就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上海一个医院专门给我配了中药,我现在还在吃。
我年轻时候身体不错。这个病是很偶然的。我没什么遗憾,也没什么追求,我们这些人,干工作的时候,什么都没想到过。后来我当省委书记,我觉得莫名其妙的,我怎么当了省委书记呢?自己都不能理解。就这么匆匆忙忙的,弄上去了。出身也非常低微啊。真的,没有什么。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呢?能公平公正的,现在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太多了。
我在河北当省委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到农村去调查,是个贫困县的贫困乡,我在那里住了个把月,到最后几天了,我开放,所有老百姓要来找我谈事,我说过来谈好了,排队,登个记,后来我就发觉一个道理。农民虽然这么苦,苦都受得了,气受不了,一点点小事情,只要上面处理得不公正,他就过不去,实际上事情很小很小。
我跟他们接触以后,就得出个结论:中国的农民,能够忍受贫困,不能忍受不公正。我觉得当官的,执政的,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公平公正的问题。和谐不和谐啊,团结不团结啊,关键就是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在任何问题上面,要公正。
反思下台原因
向南:听说你写了回忆录,进展如何?
程维高:我有书面的东西,20万字,我的一生,包括这个案子,都写了。但不能给你看,有很多机密,还没到这个条件。等我闭眼睛的时候,我再处理。我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关键是在我的一生中遇到的这些事情,给现在活着的人,能有一点启发。
我是找了一个人来写的,他文笔不错。我花钱,一万字一千块钱。他跟我每个星期用半天时间,就在你坐的这个地方,我来说,他回去后整理。基本上每个礼拜有这么一次。两年时间,没有特殊情况,如外出、过年了要休息下,就一直坚持下来。
你知道,写回忆录的人很多,最不好的,就是为自己歌功颂德。我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写的,就是想告诉大家,我的一生哪些是做对了,哪些是做错的。不算处理我的这个事情,我的一生也是做了很多错事啊。你说坑害老百姓、坑害国民经济的事情,如大炼钢铁,那时候我也是积极得不得了啊。
把锅碗瓢盆都献给国家,去炼铁炼钢,后来把国民经济搞的一穷二白,搞到崩溃的边缘,这些都有我们的责任啊。那时候我们是自觉地搞,(上面宣传)毛主席一句话顶一万句,(我们)没有意识到错,当时还以为是对的。现在你还以为是对的?你要告诉大家,是错的,违犯客观规律的。所以回忆起来,我们干了不少好事,也干了不少错事,干了不少坏事,你不能不承认啊。
我觉得(我的回忆录)还要修改,反思的这一部分还不够,不深刻。故事有了,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啊。我对给我写书的这个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你给我回答,我这个人原来是一帆风顺的,都是向上的,虽然有挫折,虽然有左的,(但是)敢于冲啊,为什么一下子就下台啦,什么原因?你给我分析分析,从政治上、历史上、个性上(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已经把题目交给他了,他在思考。
“我没见过郭光允”
向南:你知道郭光允写了《我告程维高》这本书吗?
程维高:那个事,啊。我没见过他,他也没有见过我,95%以上是无中生有,还有百分之几,是有这个由头,有这个事情,(夸大)编造出来的。
向南:这本书在书店里还在卖。
程维高:让他去卖好了,有什么关系,无所谓,无所谓。好多朋友都劝我,不要理他,你这么大的一个干部,跟这样一个小科长,来打官司啊,划不来,你不要理他就是了。他也没见过我,他哪里能晓得这么多的事情啊。
郭光允现在石家庄,没有人理他。他这样做,不了解情况的人都说他是反腐英雄,了解他的人根本不理他,不睬他,他在河北省没有一点市场。
向南:外界都认为是你打击报复了郭光允。
程维高:李山林是(石家庄市)建委主任,郭光允是建委下面一个什么站的站长(定额站站长),李山林要处理他了,他就到处告状,他把我连在李山林身上,好像这个事情就搞大了,他(就)能成功了,后来他就到处写匿名信,到处告状。我就叫政法部门查这个事情,这封信到底是怎么来的,后来省政法委、省公安厅讨论,(是)这么个情况,(因为)也涉及到我,不要重处理,要轻处理,我也赞成,劳教是行政处理,后来劳教去了。
而且这个事情,是当时的一个(省委)副书记最后做的结论,做了结论之后,他找到我,跟我讲,我(就)说可以。这个事情涉及到我啊,在手续上就不够了,应该由这个副书记提交常委会通过,那么就不存在缺陷了。
得罪了一批县官
向南:你当时是怎么到河北工作的?
程维高:我在这里(指常州)做市委书记一年多,之后就把我调到南京去了,在南京干了3年,就把我调到了河南当省长,接着又把我调到了河北当省长。当时是河北省长岳歧峰、河南省长程维高、辽宁省长李长春三个人调换,李长春去河南,岳歧峰到辽宁,我去河北。
我当初到河北去的时候,河北的政治环境非常差,它形成体系了。我当省长的时候没有权啊,后来我当省委书记了,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理这一套,那就得罪了很多人。(当时底下的)县委书记与县长很多都是省级领导干部的秘书,还有驾驶员,都是原来领导身边的人,干工作哪里能行呢。
所以我当省委书记后,有一条: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到县这一级,不能当正职,先当三年副职,三年副职下来,看群众公认不公认,公认的话,再转正职。就这一条,他那些领导干部,有的退下来,有的还没有退下来的,(身边人)就下不去了。原来在他们身边干几年就是副处级,副处级就下去,就到县里当正处级了。就这一条,得罪了一批的县委书记、县长。
而且我还考试,所有的县委书记、县长我都要考试,当面验证。我听了八九十个县的汇报。我过三个礼拜,过一个月,就找一个县汇报工作,结果他紧张得不得了,因为他不懂得。一汇报就弄出笑话来,比如一亩地玉米要用多少水啊,他会说大概用800方水吧。
一亩地是600多立方米,一平方米就要一方半水了,可以做游泳池了。我说胡说八道,我把计算器放在旁边,他们懂不懂,我一问就清楚了。你是一个县的领导,几十万人交给你啊,他们的经济发展、生活变化,都靠你们的,你们只想当官,只想捞钱,什么事情都不懂,什么事情都不能干,我不拿掉你干什么?我为什么免掉你的县长、县委书记?我们从来都不认识,我们也没什么仇恨。
他们有的听说我要让他们来汇报了,紧张啊,几天几宿不睡觉,而且市委书记、市长,还有专员,练习,他们不知道我会提什么问题啊。我一下免掉多少人。这些被免掉的县委书记、县长当然不服气,就是他们在告状。
不光是他们这些人,还有一批调整下来的,有的是到年龄了,有的不到年龄,工作不适应,我就采取各种方式把他调下来。因为这些人都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成长上升的时间,给我这么一弄,升官梦都没有了,都是恨得不得了啊。
向南:你在人大主任职位上,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程维高:我在河北当了3年省长,7年省委书记,还有5年省人大主任,最窝囊的是5年人大主任。我这个个性(怎么)能当人大主任?你玩玩可以的,真干不行。那时候我当然还想干工作,我的年纪也不大。
执法得正确不正确,人大不是要监督吗?我(就)弄了一个执法监督,在人民来信里面,排了个队,大概排了十几个案子吧,有的是判死刑的,有的是判死缓的,有的是判重刑的。因为重刑都到省高院了,我一弄,省法院不接受,不理睬。
不理睬怎么行?我把所有法院的院长、副院长、人大的主任、副主任都找来集体谈话,一集体谈话他没办法了。他不能讲这个话:你只能总体监督,不能个案监督。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说说,但具体的案子你怎么监督呢?我就不理这个茬。
对,我就支持你,不对,我就否定你。我请了三四十个法律方面的专家,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给我审,(其中)有五个案子,该判死刑的,他不判,判死缓,该判死缓的,判死刑,该判重刑的,他判轻了,该判轻的,他判重了。我让专家对这五个案子进行评了。专家看材料,发表评论意见,也没办法,只好结案。这还得了啊?他们马上反映上去。后来这个我(就)不搞了。
向南:从政这么多年,现在回头看,对哪一段的经历记忆最深刻?
程维高:还是南京。南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像河南与河北(那么复杂),比较简单。在南京能干成事情。我在那里干了三年市委书记。我当时也比较年轻,不被人家重视,看不起,不为人看好,但还是做了很多事情。
李真:向上反映的政治渠道
向南:现在你怎么看李真这个人?
程维高:开始的时候,我跟李真关系很好。他这个人非常聪明,逻辑能力特别强,分析问题的能力特别强,也很年轻,说话也很冲。他原来是副省长的秘书,后来就把他调到我身边了。那个时候我还当省长。当时我之所以重用他,是他靠近我了。
我一到河北,就对很多事情都看不惯,我要(向上)反映啊。他这个孩子,当时当工业副省长的秘书,经常跑北京,非常活络,简直是不得了,我就通过他来找人,来反映情况。应该说,他当作我政治上的向上反映的这个渠道,应该是有贡献的。
后来他太猖狂了,最厉害的一次,是我在西柏坡蹲点,在村里面住了10天,那时候我是省委书记,他伸手,要下去,那天晚上睡觉之前他找我,要求我给他安排,要下去。我说下去好啊,像你这样的人,你去锻炼锻炼,去做实际工作是很好的,最好到乡里面去做乡党委书记。
这个是跟他开玩笑了,我说不行的话,你到市里面去,去当一个副市长。当时他跟我,也是副厅级了,是(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嘛。我说你去干干,到哪个地方去做做实际工作。他不愿意,说要到保定,去当个副书记。
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说保定靠北京,场面大,保定是个老城,1100多万人口,政治情况复杂,便于他了解情况向我反映。我说怎么行呢,我说李真啊,现在你虽然是副厅级,保定市委副书记也是副厅级,但是,人家从副市长到常委副市长再到副书记,要奋斗多少年啊。
我说你这个年轻人,凭什么?你也不像个党委副书记的样子啊,你的外形,你的为人,不像当副书记的样子,不像做党委工作的样子啊。我说我怎么能一下把你提到那里呢。
(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呢?在保定当几年副书记,然后当书记,很可能就进到省委常委了。他有打算的,我看得出来。我说怎么可能呢。他就跟我吵架。后来他觉得在河北省不行了,从地市到省这条路不通了,我把他堵死了。他就到国税局了。
向南:你曾经很欣赏他吧?
程维高:怎么说呢?在一段时间里,他确实工作很好,他起作用。但是后来很猖狂了,我也听到很多反映,我说你早点离开我好,所以后来他自己通过关系混到国税局去了。他找好以后,要走了,我说好好好,国税也是经济工作的一个方面。
他做局长的时候,我还是省委书记。他离不开我啊,他既要对我有要求,得不到满足,但又不能离开我,他离开我影响力就小了。他虽然后来不是我的秘书了,国税局不属于河北省管,但他处处还是利用我的影响。
他们查了我4年,就是从李真的案子开始的。他就想不到李真在我身上没有一分钱,都出乎意料啊。李真当国税局长以后,第二年,完成任务了,他给我两套西装,四件衬衫,我都没有拿。他是让我到北京的指定的制衣厂去做的,第一我没时间,第二我也没有需要,我连几套西装都没有吗?这是一个,第二个,河北省有个阳光大酒店,很豪华,它的菜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他就送了一张卡给我,说随便什么时候,你可以到这里来消费,我说我要你这个卡干什么啊,我说我请人家吃饭,共产党付钱,都是人家请我吃饭,不用我花钱。
这个卡好多人都拿了,在那里消费。这个事情他们都找不到我。
向南:你认为是李真害了你吗?
程维高: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人后来枪毙的时候,我说活该,(他)心机太重了!
(2003年11月13日,有“河北第一秘”之称的李真因受贿、贪污等严重罪行被执以死刑。对于李真事件,笔者了解到,程维高的自省是:
“李真最后走上经济犯罪的不归路,完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但我做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发现李真身上的严重问题和品行不端时,没有做应有的坚决斗争和严肃处理,这是我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重感情,缺乏原则,管束不严的表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