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南和陈云的关系 重大历史关头的邓小平和陈云

1989年11月6日,实现“全退”不久的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这也是一个有力量的领导集体。在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和国家做了很多事情。

”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邓小平是核心,陈云是重要成员,他们相互配合、亲密合作,和李先念、叶剑英一道,推动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陈云和邓小平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重要领导人,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分别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前,在酝酿中共八大人事问题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开始时,毛泽东特意向众人介绍陈云和邓小平。

在介绍陈云时,毛泽东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

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 在介绍邓小平时,毛泽东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

”仔细比较,毛泽东对两人的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还说:“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今后要由他们“登台演主角”了。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二十多年后,正是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少壮派”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却仍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阻挠、拖延邓小平复出工作。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顶着政治压力挺身而出,提交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的书面发言。

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和赞同,会议最后对于全面恢复邓小平的政治地位提出了“水到渠成”、逐步解决的方案。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

1978年11月10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与会者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此时,陈云敏锐地看到,要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向后看”,平反冤假错案,摆脱历史负担,轻装上阵,这样才能为工作重点转移扫清障碍。

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讨论会上,陈云十分尖锐地提出了六个问题:一、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在南京陆军监狱中的斗争是坚决的,出狱是经过中央同意的,中央专案组审查干部的不正常状态应该结束;四、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六、康生错误严重,中央应该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14日,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25日,中央政治局正式为党内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然而,许多与会人员对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要求一些犯了错误的领导同志辞职下台,甚至提出要求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这种混乱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在充分肯定和支持陈云意见的同时,提出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对邓小平的意见,陈云也很赞同。他说:不要搞运动,只要中央开个口,做出明确的结论就可以了。要维护安定团结,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我党、我国目前的大局,我们必须维护这个大局。

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因势利导,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突破性的新发展和当前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作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众望所归,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和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两位老一辈革命家珠联璧合,共同导演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

国民经济调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建设迅猛发展,党和人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另一方面,国民经济比例长期严重失调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克服盲目引进、经济过热的现象,方兴未艾的现代化建设将面临危险境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在审阅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安排草案上批示,“宁可降低指标”、“减建某些项目”也不要留物资缺口,并把新华社一份反映计划委员会安排计划还在留物资缺口的材料,批给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看。

邓小平很快明确表示:“对今明两年的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不一定非要搞到六千万吨不可。”

1979年3月14日,为统一对经济调整的认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陈云、李先念两人在多次商讨后,联名致信党中央,建议调整过热的国民经济。他们的建议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邓小平的进一步思考。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才能走上现代化建设的通衢大道呢?邓小平也清醒地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差距,开始重新考虑经济发展战略。

3月21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三天会议,重新研究1979年的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会上,陈云作了系统的发言,他首先讲明,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强调坚持按比例发展的原则进行调整。

为了统筹推进经济调整工作,3月14日的联名信还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并提出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

邓小平完全赞同陈云、李先念提出的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建议,指出今后三年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陈云同志提出,二○○○年搞八千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并支持陈云和李先念领头抓经济工作,“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通力合作,共同下决心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经济工作方针。然而,当时领导层中认识不完全一致,调整方针在贯彻中遇到很大阻力。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给了陈云更大的支持。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调整问题。

陈云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提出一系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邓小平作了总结发言。他一开始就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

”正是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陈云倡导的国民经济调整得以继续向前推进。到1981年底,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得到改善,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为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共同面临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命题。陈云积极支持和推动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以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深刻分析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调整的深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模日益扩大,指令性计划过大过死、对市场机制利用不足的缺点日益突出。

对于扩大市场作用的问题,陈云20世纪50年代就很重视,并力图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加以实行。中共八大期间,他曾提出过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的经济体制构想。1979年3月,陈云经过深入思考,总结、回顾自己几十年领导经济工作的心得,亲笔写了一份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

在提纲中,陈云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 1982年4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写进了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目标模式。

两位老一辈革命家不谋而合,共同把目光投在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上来。在中央的倡导下,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初见成效,人民群众也广泛地发挥聪明才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悄然兴起。据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回忆,在一次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到主席团休息的地方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看怎么办?陈云回答:“我双手赞成。”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对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起草历史决议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不断深化,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开辟出一条新路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思想混乱的现象,精神文明建设逐渐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此时,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如何全面评价,特别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大革命”,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1979年初,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非毛化”思潮,叶剑英建议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

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严肃批评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阐明了四项基本原则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政治保证作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陈云也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一起抓。

1979年11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据秘书许永跃回忆,陈云和邓小平有一次很重要的谈话,两个领导人都一致地提出来,要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地位。在征求了陈云的意见后,邓小平提出决议核心的一条就是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但当历史决议起草组把写出的初稿报给邓小平时,他对这个稿子并不满意,起草组遇到了绕不过去的难题。陈云多次找起草组成员谈话,对起草小组的人说:“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

” 在如何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一关键问题上,陈云提出: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对于这个建议,邓小平十分赞赏,说陈云的“这个意见很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拨乱反正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此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自身历史的正确认识,甩掉了包袱,开始一心一意地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经济特区的创立和建设

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关系中,经济特区常常是被关注的热点。许多人将陈云说成是“保守派”就是根据所谓陈云反对特区建设而来。那么,陈云对特区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

在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陈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善于从挫折中吸取教训。1958年“大跃进”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新的冒进,使陈云对于经济建设的速度有了更加慎重的思考,更加重视尊重经济规律,强调处理好积极改革与稳步改革、搞活经济与宏观控制的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就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在特区创建之初,陈云就对特区的创办表达了审慎的态度。陈云在1981年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

当然,来料加工,合资经营,现在许多地方也在做,但不能再增加特区。”1982年春节,陈云同国家计委的几位负责人座谈时再次强调:“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

但谨慎不代表不支持,更不是反对。在周密考虑的基础上,陈云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特区的支持。1982年10月30日,陈云在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上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1984年3月至4月,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建议开放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形成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在听取会议汇报时,陈云明确表示,同意开放14个沿海城市,同时也对特区创办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现在特区还没有“拳头”产品,要它那里搞“拳头”产品有困难;外资企业产品要有一定比例内销,但对有发展前途的国内工业应当保护;特区不要搞自己的货币,如果一定要搞,发行权一定要集中到中央。

显然,陈云在关注搞特区的积极作用同时,特别重视搞特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强调搞特区要注意总结经验,稳步推进,力求使特区办好,反对不顾条件的一轰而上。

在支持邓小平一系列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重大决策的同时,陈云最突出的方面是对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这些决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良好设想能够更好地落实到具体实践中,从而更加丰富、更加全面。

1992年6月,李先念逝世,邓小平提议陈云写一篇悼念文章。他在题为《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写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在文章中,陈云肯定了特区建设的巨大成就,明确表达了对特区建立和发展的支持。

干部队伍年轻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党内长期存在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十年动乱,许多恢复领导职务的老干部年龄偏大的问题愈加显现。如何推动干部队伍年轻化?邓小平和陈云对此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干部队伍年轻化,一方面要提拔年轻干部,另一方面要动员老干部退出一线领导岗位。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就表示应由年富力强的同志组成中央书记处,以便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以后,他又在1979年10月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正式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

对此,邓小平表示赞成。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央于1980年初成立了由一些相对年轻的领导同志组成的书记处,并作出了关于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的决定。1980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特别强调了他对陈云关于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年轻干部意见的支持。

他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

由于一些老干部刚刚恢复工作,要他们很快退下来,思想不通,致使提拔年轻干部的工作进展缓慢,收效不大。陈云感到问题紧迫,所以在1981年4月又写了一篇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文稿,分送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并提议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讨论青年干部问题。

邓小平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同时指出,“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于是,陈云又召集党和军队干部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并主持起草了座谈会纪要。

十一届六中全会印发了陈云的上述文稿和座谈会纪要,会后,中央又留下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开了三天会,专门讨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做好老干部离职休养与退休工作的问题。邓小平在陈云讲话后发表了即席讲话,指出:“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

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原来我们还是手脚小了一点,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

”“现在六十五岁的人,过五年就七十岁了。时间过得很快。所以,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在那次讲话中,邓小平还讲:“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

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1982年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宣布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成为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列的中央三大委员会之一。十二大选举出了中顾委委员172人,邓小平担任中顾委主任。随着中顾委的建立,一大批原来在国家党、政、军系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在党内外具有崇高声望的老干部以身作则,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进入中顾委,从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实现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

同时,“顾问委员会只设到省一级,省以下各级组织一律不设”。

在中顾委设立之初,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注意事项作了全面阐述,并指出“可以设想再经过10 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1987年十三大,陈云当选为第二届中顾委主任。十三大尤其是十三届五中全会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日渐成熟,中顾委主动逐渐减少活动。

1989年9月,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政治交待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

”陈云对取消中顾委、设立退休制度也有着共同的思考。宋任穷回忆道:“1991年上半年,陈丕显同志在上海看望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要陈丕显同志回北京后向薄一波同志和我转达他的意见。

陈云同志说:‘我十四大以后不再干了,我考虑了,决定了。至于一波、任穷同志干不干,中顾委以后设立不设立,请他们研究。’听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后,薄一波同志和我一起进行了商量。我们一致意见是:我们两人都要退,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并向陈云同志作了报告。

陈云同志听后表示很高兴。不久,薄一波同志和我的意见也得到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的一致赞同。后来,在准备起草中顾委向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也写进了上述意见。”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中顾委正式取消。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问题。陈云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后,又特别讲了一下干部年轻化问题,提出目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第二梯队的干部,年龄也是60岁以上了,与中央常委中第一梯队的年龄相差不大,因此,要抓紧选拔50岁上下、特别是40岁上下的优秀干部,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

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跟随“四人帮”的“三种人”就翻不了天。他指出:“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

老同志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主动地给他们让位,‘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上一程’。”对这个意见,邓小平再次给予了呼应。他说:“陈云同志的讲话,不但谈了经济问题,还谈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讲得非常好。”

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合力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比较好地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新老交替制度化的问题,使党保持了生机与活力,使国家的各项事业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

(作者系电视片《陈云的故事》撰稿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