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北京城墙 梁思成与北京古城墙
北京,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都。三千多年的人文积淀,赋予了它别样的风情。明清的建筑与现代化的楼宇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迷人画卷。徜徉城内,在历史与现实间的回转交错中,人们感受着时间是如何改变着北京的记忆,又是如何将人们带入到今天的都市生活中。
所有这一切,会让我们想起一个人的名字。50年前,他提出的北京未来城市规划的设想曾经具有着惊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而当年他为保护北京古建筑所做的努力,也让今天的我们肃然起敬,他就是梁思成。
梁思成生长在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他的父亲梁启超,曾经是领时代潮流之先的风云人物,然而,或许是多年的政治奋斗让他感到厌倦和劳累,晚年的梁启超已无心眷顾于世事纷争的起起落落。他越来越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希望自己的儿女们也能从文化中发现永恒的美丽。于是,青年梁思成在父亲的设计之下,收敛起他在清华大学展露出的政治才华,最终选择了文化创造之路。
1920年,梁思成认识了另一位影响他一生的人——林徽因。他后来曾回忆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说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合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人生道路从此合二为一。1924年,他们共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和艺术,此后又选择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作为他们毕生的追求。从1931年到1945年,梁思成与林徽因等人走遍了全国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对包括唐代佛光寺和隋代赵州桥在内的两千多个古建遗存进行了广泛的勘察。
梁思成走遍全国,勘测古代建筑梁思成等人当年勘测的古代建筑,相当一部分毁于后来的天灾人祸。是他们的绘制图为那些消失了的建筑留下了永恒的身影。然而,梁思成并不是一个只沉溺于古典情趣,而不理会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梦想家。在20世纪40年代,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城市已经走到传统与现代化的临界点,而对于他脚下的这座北平古城,他也深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的都市化进程。
“1945年,在抗日战争和二战结束以前,国际学术界就在讨论战后城市应该怎么办。梁思成当时就认为战后的中国必然要工业化,要现代化,那么城市就要发展,但是城市的发展要避免西方工业化进程造成的很多问题。所以他就提出来要做城市规划,要设置城市规划的机构,要培养城市规划的学人。”他的学生刘小石如是说。
刘小石,19岁时入梁思成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成为梁思成的弟子之一,并由此走上了城市规划的道路1947年,对于梁思成来说是辉煌的一年。这年2月,他被推荐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接触了很多世界级建筑大师。
与大师之间的思想碰撞让梁思成受益匪浅。回国后,他对清华大学的建筑系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的尝试。就在梁思成正踌躇满志地决定办出一个国际最高水平的建筑学院时,风云莫测的政治局势却让他的心中升起一丝隐隐的不安。北平城外,解放军正与国民党傅作义将军进行最后的谈判。古城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
当时的情景,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洙仍历历在目。
她说:“当傅作义的谈判正在进行时,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在为解放军不得已要攻城的情况做着准备。在准备的时候,有两个解放军的代表来找梁思成,希望他把北京城的古建筑在军用地图上标明,说万一和谈破裂,需要攻打北京城,炮击时就尽量避开这些古建筑。这对梁思成和林徽因影响很大。我觉得梁思成先生之所以倾心于共产党,跟这一次谈话是非常有关系的。”
古城规划
1949年春天,梁思成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的特邀代表参与了建立新中国的筹备工作。几个月后,1949年秋天,他又在病榻上完成了新中国国徽的设计。
新中国诞生后,北平恢复“北京”的名称,成为共和国的首都。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开始着手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工作。
正如林洙所言:“北京是从一个旧的城市、一个皇家的城市,变成新中国的首都,有很多需要重新建设,需要重新考虑的。比方说,中央人民政府应该设在什么地方?是集中呢,还是分散呢?中央的各部委是不是应该集中办公呢?等等,这些问题都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数据室中,林洙找到了1950年梁思成与另一位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的原稿,后来的人简称它为《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设想。
刘小石分析,两位中国专家的想法与当时参与北京城规划的苏联专家存在两个重要的分歧:“首先是北京的性质是什么,他提出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没有提工业中心,他这个见解和当时苏联专家主张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应该有强大的工人阶级的主张很不一样。
”双方的另一个分歧集中在了行政中心位置的设立上。苏联专家团提出,应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梁陈方案》则提议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梁思成当年自费印制了他和陈占祥的计划书,在寄给周恩来总理的方案中,梁思成附手书一封,并以“恩来先生总理”称呼。此时,他的心情是焦灼而又热切的。
正如林洙描述的那样:“他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觉得是应该这样来做的。不管从北京市、新中国首都的发展来看,还是从保护旧北京城市来看,他觉得都是可行的,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然而,梁思成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放弃老城重建新城是不可想象的事。
当然,不可否认,新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正如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高级规划师黄艳所说:首先,一个新政府,缺乏管理和建设这个城市的资金。如果让它在一片郊区的空地上去建造这样一个行政区,在财政上可能是行不通的;第二,当时北京老城存在很多突出的社会问题,如失业和城市垃圾等。如果完全建造一个新城,老的城市该怎样规划?这也是一个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
城墙
北京新城的建设很快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了。新的街道,新的建筑,展示着新中国成立以后蓬勃而富有朝气的新气象。然而,当梁思成欣喜于新中国变化的同时,那些凝聚着几个世纪沧桑的古建筑的拆除,又让他不由得发出遗憾的叹息。城楼没了,牌楼没了,梁思成最钟爱的城墙也没了。
梁思成与城墙的情愫可以追溯到1912年,这一年,11岁的梁思成随父母辗转从日本回到中国。这是他第一次穿越古老的城门,走进被城墙环绕的古城——北平。此时,他还不可能以一种科学的眼光去审视深藏在这个城市背后沧桑而深邃的韵味。然而,那巍峨的古城墙和悠缓的驼队撒下的一路铃声,却深深地印在了梁思成童年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