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鸿烈青岛往事 梁漱溟的青岛往事

2017-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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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我大伯就在青岛,我小时候跟爸爸去过,还住在江苏路那个屋子里,但后来再去,那房子就不是我们家的了."提到山东青岛,年近九旬的梁漱溟之子梁培宽

“我大伯就在青岛,我小时候跟爸爸去过,还住在江苏路那个屋子里,但后来再去,那房子就不是我们家的了。”提到山东青岛,年近九旬的梁漱溟之子梁培宽仍有许多记忆 。据他回忆,由于自己的大伯梁焕鼐曾在青岛工作,父亲曾多次去青岛探亲。而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则告诉记者,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对当时青岛的农村教育影响很大,“沈鸿烈专门派人去邹平学习,还请他到青岛来考察过。”

多次来青岛探亲

“我父亲原名叫梁焕鼎,他有个哥哥叫梁焕鼐(nài),就是我大伯,大伯后来在青岛做过官,是负责铁路方面的。所以,父亲以前经常去青岛探亲访友。”梁培宽回忆说,自己的伯父在青岛的江苏路曾买下过一处别墅,自己小时候还曾经去住过。

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则告诉记者 ,这所房子至今还在,只是作为普通民居没有被特别挂牌保护。“他当时在胶济铁路任职,职务不算小,因此在青岛买了房,定居在青岛。”实际上,梁焕鼐比梁漱溟大6岁,1903年考入清政府开办的“京师译文馆”,1906年由译文馆官费去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商科,1911年毕业后在东京的中国使馆工作了约半年,1912年回国后曾任北宁铁路局秘书长。

梁焕鼐尽管同梁漱溟在思想、性格、生活习惯上都大不一样。但兄弟俩关系和睦,一直没有分家。

梁培宽已经记不清父亲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过青岛几次,其中大多是探亲。但据他回忆,1933年暑假期间,梁漱溟一家人都到了青岛,“当时我们没有住在伯父家,而是在栈桥附近的一个宾馆住,我和弟弟也是第一次见到大海,很兴奋。

”但在青岛稍作停顿,梁漱溟就去了上海,不久又从上海返回青岛,参加在此举行的“乡村建设”研讨会。到了1937年10月,日军进攻华北,梁漱溟在邹平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而梁漱溟不想让他的研究工作半途而废,他的妻子黄氏已于1934年去世,于是他便把两个儿子送到梁焕鼐家中寄养,这次兄弟两人在青岛居住时间长达半年,直到1938年5月梁漱溟工作告一段落,才派人将儿子接回邹平。

为青岛乡村建设出谋划策

从上世纪20年代起,梁漱溟为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在多地进行“乡村建设”研究,他认为要改变国家现状,必须从农村入手。其中以他在山东邹平创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最为出名,他之所以将他的实践基地选在山东邹平,是经过严格的地理考察、分析的。因为该县不大,人口不多,而且位于胶济铁路沿线,可以直达青岛,既封闭,又不完全孤立,是搞试验的理想地点。

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办得有声有色,引来无数关注。时任青岛教育局局长的雷法章曾专门带人到邹平进行考察,回来之后大受启发。1933年,当时的青岛市长沈鸿烈专门邀请梁漱溟、马寅初等人到青岛对当地的乡村建设提出指导意见。

梁漱溟十分高兴,借机在青岛宣传他的乡村教育理论,并且在青岛成立了李村、九水、崂山、夏庄、沧口、阴岛(今红岛)、薛家岛等七个乡村建设办事处以及水灵山岛分处 ,并和青岛教育局拟定了乡村教育规划,即每一个大村建有一所小学,每一个小村有一所分校,政府出钱实行强制义务教育,上学不要钱,适龄儿童不入学还要被罚款。

“我记得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还有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议要改善乡村教学环境,说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多数农村小学都是“黑屋子,土台子”,屋子里没窗户,教桌都是用土坯垒起来的。而青岛上世纪30年代的农村小学都已经是大瓦房、玻璃窗并且实行义务教育。这都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教育理论获得的成果。”鲁海告诉记者,在如今的青岛,香港中路上依然屹立着当年留下的湛山小学的旧址,一直使用到上世纪80年代,是当年历史的见证。

1960年最后一次来青岛

1950年,应毛泽东、周恩来邀请,梁漱溟从重庆到了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单独接见并宴请了他,并提议他再去曾经从事乡村建设的山东“看一看”,梁漱溟于是再赴故地。1950年3月22日,梁漱溟乘火车抵达青岛,青岛军管会主任向明为他举行欢迎宴会,青岛市副市长张公制等出席宴会。

当时,他的哥哥早已去世,他去江苏路看望了哥哥的大女儿,并和仰慕多年的王统照见了面。据梁培宽介绍,当时的江苏路故居已经不再是梁家的房产,“里边住了很多人,我姐姐只住了其中一间,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了,反正那房子已经不是我家的了。

”其实,张公制是梁漱溟的老朋友。1917年至1924年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执教期间,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而张公制当时正在北京。

据李希章《张公制先生事略》记载,张公制曾在“五四运动”期间访问北大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将救国“十人团”章程送给张公制,由他带到济南,山东爱国运动很快发展壮大起来。日后,张公制还在老家安丘仿效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两人关系十分融洽。

1960年,梁漱溟又一次来到青岛,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青岛。主要是将他早年在北京大学执教时,与梁启超、蔡元培、章士钊等学术名流的来往信函和一些名人字画运往北京家中,而他的这些私人物品就保存在江苏路 28号内。

这是梁漱溟最后一次来青岛。实际上,早在抗日战争时,梁漱溟曾把自己的部分古迹藏书、文物信札放在位于江苏路的哥哥家中。但由于抗战时,梁焕鼐曾出任过日伪政权的官职,因此这些东西后来被一并没收了。梁漱溟多次反映,希望要回被没收的东西中自己的那一部分,曾在青岛市图书馆工作的鲁海告诉记者:“后来他确实要回了一部分东西,在图书馆、博物馆都有登记,看档案记载他拿走当时被没收了的一百多册古籍 ,签名是‘梁’。

”梁漱溟把这些物品带回北京,可惜多数毁于“文革”之中。

梁漱溟传奇且高寿的人生中,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交了一大批中外社会贤达及其他各界人士。无论对谁,他都通体透明,表里如一。他说,“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这是他处事做人的原则。当年司徒雷登见到梁漱溟,称他为“中国的甘地”。梁漱溟的友人,学界首先是冯友兰,在政坛则是毛泽东,此外,军阀韩复榘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支持也不该忘掉。

与冯有兰:亦师亦友,分分合合

虽然梁漱溟只比冯友兰大两岁,但却是冯友兰不折不扣的老师。

梁漱溟去世后,冯友兰在悼念文中说:一九一八年,我在北大是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梁先生来给我们讲印度哲学,梁先生比我只大两岁,同班中还有比梁先生岁数更大的。他经常约我们到他家里去玩。以后他搞“村治”,我讲“工业化”,走了不同的路。

但我有几位朋友,也是跟着梁先生搞“村治”的;所以对于他的思想活动,还经常保持接触。1921年梁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美留学的冯得知此书出版“心中惊喜,渴欲一读”。读后致梁一封三千字的长函,谈感想(实际上是书评),并直率地提出“不能赞同之点。”梁漱溟将此信收藏了60年,足见他们的情谊情深。

1971年岁末,梁感慨五十多年前北大哲学系的故旧多已凋谢,致冯一信云:“难得吾二人还在北京,相距尺咫,岂不可一谈耶?”冯请梁到他家中做客,相见甚欢。饭后握别时冯还诵《论语》“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以抒情怀。

转至1973年,冯迫于压力发表“批孔”文章,梁不以为然。在致友人的书信中直言:“他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1985年,冯的九十华诞设宴家中,梁拒绝参加。事后却写了一封短信:“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参加寿筵。

”冯接信并无愠色,倒觉这种直言是很难得的。随后,冯友兰带着女儿宗璞去赴梁府相聚。这是梁、冯最后一次晤面,“始终未提批林批孔的事”,也未就“谄媚江青”之事“发表任何意见”。

会见时,梁宽容地听了晚辈宗璞的一番插话。宗璞慨叹,“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梁最后以己著《人心与人生》相赠 ,亲题“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

梁漱溟晚年在与他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及冯友兰等人,还很关心冯的眼疾。在梁去世后,冯友兰撰文悼念,称梁是“百年尽瘁,一代直声”。

与毛泽东:“我们本是老朋友”

“我和毛泽东本是老朋友,相互间比较熟悉,见面时无话不谈,有时发生抬杠,他批评我不对,我要他有雅量,不要拒谏饰非……”1953年,梁漱溟那场因“要雅量”酿成的“廷争面折”,世人皆知,无须复述。但说他与毛是老朋友,则说来话长。

梁漱溟的堂兄梁焕奎生于湖南湘潭,早年供职于湖南省学务处,与毛的岳父杨怀中交情不浅。梁焕奎曾保荐杨怀中留日,又与之同渡日本。梁漱溟的另一族兄梁焕均又是杨怀中的学生。1918年后,梁焕奎就住在北京梁漱溟的家中。

当时杨怀中在北大任教,与梁焕奎过从较密。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后也住在杨怀中家里。而1917年梁漱溟也在北大任教,与杨怀中是同事、忘年交。梁漱溟常叩访杨怀中讨教哲学问题,寓寄杨家的毛泽东常为其开门。

毛泽东后由杨推荐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发起的“驱张(敬尧)运动”曾得到梁氏兄弟的支持。不久杨怀中病故,家境窘迫,友人解囊相助,梁漱溟便是其中一员,而承办杨怀中丧事的就是毛泽东……

之后,梁漱溟1938年访问延安,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竟通宵达旦,所以毛泽东后来公开宣称,“我同梁先生比较熟。”

毛、梁两人同岁,但梁长毛两个月。即令在“廷争面折”之后,梁漱溟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94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伤了他的感情,但他的话有的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可理解的,没有什么。

他们都故去十多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里的“他们”显然包括曾批评过自己的周恩来。

与韩复榘:“他是个有文化的人”

虽然韩复榘名声不好,但梁漱溟与他的交情确实不薄。

韩原是冯玉祥旧部,当过冯的“司书生”。因韩念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又善战,深得冯玉祥重用。冯治军甚严,韩某次不服军令,冯当众训斥,令其滚,并罚跪于会场外墙根下。散会后,冯怒气未消,又给他一耳光,才说“起来吧!

”韩复榘一气之下投奔了蒋介石。恰冯玉祥正与蒋介石混战,蒋介石乘机任命韩为山东省主席,统治山东八年。梁、韩相识在1922年。梁漱溟应冯玉祥之邀,在北京南苑给冯的官佐讲儒家哲学,当时韩复榘是营长官衔,由这次听讲认识了梁漱溟。

后韩任河南省、山东省政府主席,恰梁在此两地搞乡村建设试验。韩为梁的乡村建设试验提供了诸多方便。韩复榘后来在抗战之初不战而逃。蒋介石为杀一儆百而处死了韩复榘。梁漱溟谈对韩的印象时称他读过孔孟的书,有文化,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梁漱溟就是这样的一个“怪人”。他的这种处友方式,他的迂阔与率直,在同辈学人中大概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