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元接受理论 接受美学的主要理论

近3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构成了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在中国传播发展中不可绕开的学术语境,那么,中国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旗帜下是肯定还是反对接受美学?接受美学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有何作用?从接受史角度探讨这些问题将有利于我们厘清接受美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现代化的演进过程。

具体来说,很多中国学者“阅读”接受美学,都是站在各自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立场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期待视野”。这个期待视野是指中国学者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并运用到文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思维定式,既包含集体性的认识模式,也包含个体性的阐释习惯。

带着这种理论期待视野,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阅读”接受美学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逆向受挫。简单地说就是学者保持原有马克思主义文论立场基本不作调整,“阅读”接受美学时感到许多观点和自己的视野差距很大,难以顺向同化,造成“阅读”的逆向受挫,最终理论上拒斥接受美学。

(二)先逆后顺。指学者先有逆向受挫的“阅读”反应,否定或者明显误读接受美学,然后通过调整视野,逐渐同化和吸纳接受美学进入自己的视野中。

(三)同向相应(顺化或者同化)。指的是学者“阅读”接受美学,发生阅读视野和理论文本相适应的“阅读”效应,较少阻滞和距离。学者们虽然会批判接受美学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整体上用马克思主义文论期待视野同化和肯定接受美学,并展开对“接受美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的当下思考。比较三种接受情况,同向相应最为普遍。

同向相应的普遍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历史语境看,自1983年冯汉津和张黎译介接受美学以来,这一理论在中国传播近30年,恰逢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由政治意识形态批评范式向多样开放的人学批评范式转向的历史契机。

比如《巴黎手稿》热、主体性大讨论、关于“别车杜”理论和苏联模式的反思等反映了这一转变。具有人本主义理论背景的接受美学容易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接纳。二是从理论本身看,接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读者意识”等重大问题上存在思想共鸣,这样接受美学就找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知识结构中的某些对应点,激起对话和融合,较为顺畅地被马克思主义文论视野所同化。

按照问题域的不同,中国学者同向相应的接受在三个互相联系、各有侧重的方面具体展开。这里,我们选择典型的接受个案分析,重点考察共时性,兼顾历时性:

第一,中国学界论证接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思想关联,使接受美学“合法”地融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视野中。姚斯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论偏重历史视角而忽视审美形式。而美国学者霍拉勃却指出:“姚斯把文学置于较大的事件过程中,以迎合马克思的历史思考。

”① 可见,接受美学是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它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维度抱有既批评又继承的态度。客观地讲,接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存在许多思想关联。

有人认为,接受美学显然继承了解释学的思想传统,可是“接受美学重视艺术经验的出发点与哲学解释学是不同的。它的出发点是马克思的交换理论和其后的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② 这是想为接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联找到具体的对应点。

我们注意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把生产和消费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学者马以鑫认为“对接受美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和方法”。③

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个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础,中国学者找到接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亲缘性”,自然有助于我们捕捉接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联系。而接受美学和主流文论话语的这种关联,减少了它在中国学界传播的阻力,有利于它在中国马克思文论大语境中争取话语权和合法性。

这些论证促使我们把接受美学“同化”在自己的期待视野中,推动接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的思考。这就为接下来两个方面的同化奠定了基础。

第二,中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文论期待视野”同化接受美学,并不是一味的肯定,而是辨析接受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误读,指明接受美学的理论失误,用马克思主义文论“改造”接受美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1987年)的中文译者批判接受美学的三大失误:“第一是背离唯物论的反映论。

……第二是主张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第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贬毁。”④ 客观地讲,接受美学拒斥唯物主义的文学反映论而一味强化文学形式的独立性,这就使他们倡导的文学演变的历史性变成无源之水。

他们极力抬高接受和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忽视文本的客观性,使得文学解读滑向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正如章国锋所说“接受美学……过分强调接受者主观因素的作用,认为这种作用是艺术作品产生意义、价值和效果的决定性原因,这就未免有唯心主义之嫌”。

⑤ 至于接受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贬毁”则源于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误读。

比如他们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中“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臆断为经济决定论,把“文学艺术和社会的关系”臆断为机械反映论,并严厉批判。

面对接受美学的误读,陈敬毅在《艺术王国里的上帝》(1990年)里评价说“人们不能不怀疑姚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阅历”。⑥ 他还具体指出,姚斯援引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的观点却没有看到生产对于消费的决定作用,并且在反映论以及主客观关系上模糊不清。

⑦ 不过,陈敬毅不限于指摘接受美学的缺陷,而是开始探索用马克思主义文论“改造”接受美学。比如他提出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来统一文本意义确定性和未定性的矛盾,同时促使接受美学研究朝应用性和综合性方向转化。⑧

第三,中国学者尝试“接受美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两结合”,实现异质文化的“联姻”,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马克思经典作家并没有写出独立的文论著作,但是不乏接受美学思想。恩格斯曾说“只印刷出乐谱而不诉之于听觉的音乐是不能使我们得到享受的”,⑨ 这就指出了艺术接受是审美活动实现的关键。

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了消费和生产的辩证关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接受理论的原则。这些构成“两结合”的基础。

朱立元的《接受美学》(1989年)整合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接受美学思想,兼收东德等国的接受理论,结合中国文学美学的问题,构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框架。从宏观上讲,他引入接受美学概念探讨“召唤结构”和“阅读心理学”等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较少涉足的领域。

同时,他纠正接受美学对作者主体性的轻视,在“文学本体论”中予以充实。他还在文学价值论、文学效果论、文学历史观中贯穿马克思“生产—消费”的辩证思想,来补救接受美学割裂作家、作品和读者关系的倾向。

从细节看,他提出“潜在的读者”概念既受到伊瑟尔“隐含读者”概念的启发又富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思维;他的“总体文学史”架构既包含姚斯的效果史元素也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倾向。

这些思考展现了他理性而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期待视野。谭好哲在《接受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2005年)和《马克思主义与读者意识》(2007年)等文中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读者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在比较融合接受美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异同的基础上,阐发了以人民大众审美需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主义读者理论。

他的研究始终坚持“两结合”,比如,他对读者的类型划分既扬弃了姚斯的“期待视野”概念,也全面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资产阶级读者”和“无产阶级读者”、毛泽东关于“下里巴人”(工农兵)和“阳春白雪”(文化人)的划分。

而且他把“两结合”扩展到“三结合”:他主张马克思主义读者理论、接受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接受思想三者紧密结合,创造中国化的当代接受理论。

⑩ 同样是探讨马克思主义读者理论,童庆炳则把视角聚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他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读者意识》(2007年)中把毛泽东《讲话》中的文艺思想和接受美学结合起来考察,大胆地指出:毛泽东正是提出“接受美学”主要思想的第一人并具有鲜明的读者意识。

他分析了接受美学关于“文本—作品”的观点和《讲话》中通俗表述的异同,剖析了“期待视野”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关联。他发现毛泽东的《讲话》,与现代形态的接受美学某些观点不谋而合。(11) 这是肯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潜力和现代意识。

中国学者对接受美学同向相应的接受,给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带来了积极意义:首先,接受美学对读者的强调(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又是接受美学的缺点),促使我们重审文学活动中接受这一维的地位,关注文学的历史功能和读者的主体性。

其次,接受美学提出效果文学史和期待视野,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将历史与审美相结合撰写文学史;再次,我们吸收“艺术形式的独立性”和文本“召唤结构”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不平衡”的问题。

总结逆向受挫、先逆后顺、同向相应(顺化或者同化)这三种接受情况中的利弊得失,至少有以下问题值得我们重视:首先,我们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立场上对接受美学采取“关门排斥”或“拿来就用”的态度都不太明智。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需要发展和创新,需要注入新的活力来增强它的阐释能力。

我们不加分析地拒斥接受美学不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充实自身。但是,接受美学产生在它特有的学术背景中,它的众多概念命题都是针对西方的问题而发,“移植”到中国的环境中,我们就必须考虑在中西方双重语境下辨析这一理论,而不是拿来就用。

比如,接受美学的读者概念是对西方文本中心论的反拨,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真理”。

在中国语境中理解读者概念既要看到它的“片面真理性”,又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对其进行改造。其次,我们吸纳接受美学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之中,不能简单地搬用新鲜概念,而要着力于建设自主的马克思主义接受理论。

最常见的接受误区就是我们以为把接受美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各自的概念命题比较讨论一番就算是“中西融合”,这其实只是接受的浅的层面。如何走向“深的层面”?这方面学界已有的研究给我们指明了另外一条道路:他们借鉴接受美学但问题意识是自己的,他们使用西方概念而理论焦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总之,着力于自身理论而不依赖接受美学,才能真正推进接受美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现代化。

注释:

①④ [德]姚斯、[美]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滕守尧审校《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339、10—1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刘小枫《接受美学的真实意图——〈接受美学文选〉编后》,《读书》1987年第1期。

③ 马以鑫《接受美学新论》第222页,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⑤ 章国锋《文学批判的新范式:接受美学》第128页,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⑥⑦⑧ 陈敬毅《艺术王国里的上帝:姚斯〈走向接受美学〉导引》第94、1、185—20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⑨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第4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

⑩ 详见谭好哲《马克思主义与读者意识——对接受反应文论中国化的再认识》(《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3期)和谭好哲《接受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载《艺术与人的解放: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题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 童庆炳《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读者意识》,载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