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敏后代 李先念、陈少敏派遣的敌后侦察员刘海波轶事

2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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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刘海波同志于1943年7月在新四军五师三军分区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受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副政委陈少敏的派遣,深入敌后,以伪职身份作掩护,做情报侦察工作.新四军中原突围后,刘海波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一九五一年,刘海波被错杀,时年39岁.一九八八年被平反昭雪,按因公牺牲对待.刘海波同志是一位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其妻黄久青(退休教师).其子刘正太(退休教师)多次请求镇志办将刘海波的事迹公之于众,以示怀念,并将自己珍藏的中共襄阳县委组织部文件襄县组[88]

刘海波同志于1943年7月在新四军五师三军分区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受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副政委陈少敏的派遣,深入敌后,以伪职身份作掩护,做情报侦察工作。新四军中原突围后,刘海波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一九五一年,刘海波被错杀,时年39岁。

一九八八年被平反昭雪,按因公牺牲对待。刘海波同志是一位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其妻黄久青(退休教师)、其子刘正太(退休教师)多次请求镇志办将刘海波的事迹公之于众,以示怀念,并将自己珍藏的中共襄阳县委组织部文件襄县组[88]119号《关于刘海波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朱明达、廖光国、胡仲藩的回忆录《献身革命屡建奇功——回忆刘海波同志》、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朱明达《执行特别任务》、《一段难忘的回忆》、《陈少敏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文章》《中野第一七三师五一七团团长洛克的证明影印件》、《大布衫队队员姜占奎和地下党员薛正豪给中原军区八十五团送弹药的证明材料》、《黄集镇姚刘六组王大年的证明材料》及刘海波的半身免冠照片。

此外,参考的书目还有中共襄阳县委党办编写的《襄阳革命史》、《中共襄阳人物》、《襄阳英烈》等,通过整理,编写出《李先念、陈少敏派遣的敌后侦察员刘海波轶事》一文,以享读者。

刘海波,学名刘琨,1912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县黄集镇黄山洼的一个没落家庭。祖父刘介臣在民国初年当过小职员,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父亲刘泽民在家务农,膝下四子,海波居长。七岁入私塾,十三岁以优异成绩小学毕业,十九岁被保荐到襄阳城西门外美国侵信会办的“同济医院附属护士学校”学医。

此时,他结识了地下共产党员邓子光,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三省,激起海波的救国壮志,他由邓子光介绍到暂编第四师曾部任文书。

“七?七事变”爆发后,海波投入第五战区右路游击纵队戴焕章的第一支队任第三大队大队长,直接投身抗日救亡的战斗中去。1943年7月,刘海波在天门县新四军五师三军分区司令部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刘海波受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副政委陈少敏派遣,深入敌后,以伪职身份作掩护,做情报侦察工作。有关重大问题由刘海波和三军分区政委郑绍文联系处理。新四军中原突围后,刘海波任襄阳伪专员李朗星保安旅第一团团长等职,一直长期在敌伪方面为我党工作。

一九五一年元月二日,刘海波在樊城程家营被错杀,时年39岁。一九八八年被平反昭雪,按因公牺牲对待。

刘海波同志是一名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不息;他深入敌后,为完成党交给的重要任务而出生入死;他大义凛然,劝敌投降,为使人民免遭战火的侵扰而立下汗马功劳。刘海波是一名对党忠贞不渝的好党员,一名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他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收集传递情报

戴焕章是河南邓县人,他继承兄业,掌握一支几百人的地方武装,受到豫西南地头蛇别廷芳及在邓县的爪牙丁叔衡(外号丁大牙)的排挤,流落到襄阳北方,曾在朱家集朱明达家里住过,与朱明达胞兄朱明善性情相投,又都入过青帮,遂结为知己。

接着,又很快结识了汉口青帮头目、云南白药商店经理柏赓斋。柏通过李宗仁幕僚推荐戴焕章。适逢李宗仁想拉拢地方势力与蒋介石嫡系相抗衡。因见戴焕章年轻有为,便一拍即合。由柏赓斋出经费,李宗仁收编了戴焕章影响下的襄(阳)、光(化)、谷(城)的民间武装,于1939年初,在襄北马家集组成了第五战区右路游击纵队。

戴焕章抬出柏赓斋为纵队司令,自己为上校副司令兼第一支队长。刘海波投身于戴部第一支队任第三大队大队长,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殊死的战斗。

不久,柏赓斋被免职,取消纵队番号,改编为第五战区独立一支队,戴为支队司令。后来,第二大队大队长尹觉先(安陆人,后任京山县游击大队长、后自卫战中牺牲。)、第三大队大队长刘海波以及该部的薛映华(薛家集人,薛正豪之子)、姚江(姚家店人,原国民党溃散人员)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由刘海波推荐薛映华参加新四军随南支队,任副营长。受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副政委陈少敏的派遣,刘海波、尹觉先、姚江等共产党员继续留在戴部,以伪职作掩护,做情侦工作。

刘海波有文化、很机警,他经常接近戴焕章及其部下,一方面灌输进步思想,一方面收集整理提供重要军事情报,不少情报都是由他记录后安排薛映华、姚江、朱明哲(朱明达胞弟)等人传递给地下党薛正豪(前薛家人)、廖光国、朱明达(襄阳朱家集人,曾任联保主任等伪职,后任襄枣宜县委军事部长,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四届、五届政协常委,2005年9月20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等人。

有时,刘海波亲自传送。情报内容主要有:第五战区国民党军队番号、编制、装备、部署、作战意图、时间、地点,主要军官政治倾向乃至私生活。为了使情报及时、准确,又能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眼线,遇紧急情况,联系更为方便,经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副政委陈少敏批准,由二军分区鄂中地委选派廖光国,又从区公安总局抽派胡仲藩、孙成方协助廖光国,作为专职联络人员,安排在刘海波身边。

刘海波安排廖光国为第八中队长,孙成方为班长,胡仲藩为第三大队副官。使新四军在戴部建立了牢固的情报系统。五师团政委周书常住京山县,接转情报和联系有关事宜。然后由京山县委书记王家吉转交三军分区上报五师师部。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嫡系部队新二军陈大庆部向五师发起猛攻,刘海波连夜送去情报后,李先念、陈少敏等五师领导人立即调整战术,一举粉碎顽敌的反扑。鄂豫边区党委回驻小花岭一带,戴部驻在国民党正规军的前沿向家冲至六房咀一带,在刘海波的陪同下,戴焕章拜会了新四军五师副政委陈少敏。

接着,国民党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指挥五战区五路共69个团的兵力,妄图将新四军五师主力部队压迫于平汉铁路两侧加以消灭。刘海波收集这些军事情报后,汇总写成文字,派朱明哲送到鄂中军分区转报师部。边区党委获此情报,掌握了军事主动权,大大杀伤了敌人。

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合围进攻”时,我军与蒋的嫡系装备精良的暂编第一师第二团在圣场战斗。当时,戴部归暂一师师长王认曲指挥,戴部先头部队是刘海波大队,刘海波即将敌军占据的确切驻址、地形、联络信号、口令等祥情及兵力具体布置情况派人亲自送交边区保安司令部郑绍文和第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雷天明转交五师李先念、陈少敏。

还为新四军提供大量的国民党制服,化装闯进顽军防地内,乘夜色朦胧突袭圣场。经过激烈战斗,收复圣场,毙、伤、俘顽敌营长以下1400余人,缴获大批新式武器。

在大洪山地区的顽军,乘五师主力东进之际,向五师京(山)安(陆)应(城)抗日根据地侵犯,襄西顽军向五师天(门)京(山)潜(江)抗日根据地进攻。刘海波很快又把这一情报收集写好,交给廖光国转送五师领导。李先念师长立即命令部队反击,共歼敌600余人。收复了抗日根据地。在蒋介石三次反共高潮中,根据刘海波提供的情报,五师共歼灭顽敌1个旅部、2个整团、5个整营、1个整连、5个中队,毙、伤、俘顽敌4900余人。

1945年初春,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直属美械装备的武装特务一个支队,号称“青年别动军”,共有1000余人,每人分别配备卡宾枪、汤姆氏冲锋枪、左轮手枪、美制手雷四种武器,其头目是黄埔军校末期毕业生少将支队长副总指挥刘玉明武装特务气焰十分嚣张。

屡次向我抗日根据地侵犯,大肆搜捕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新四军五师为了反击反动的军统特务支队,急需该特务驻地情报及动态。刘海波便带副官胡仲蕃利用他们的伪职身份,将大洪山内顽军的活动、兵力布置等情况弄清楚,写成书面材料,送到随南柳林店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手中。

4月13日,李师长亲率十三旅和三军区独立团,仅用一天时间,俘毙近千人,生擒了少将支队长。其中,部长、科长以下军官75人,青年学生兵400余人,缴获美式冲锋枪28支,自动步枪30支,卡宾枪马枪440支,左轮手枪56支,重机枪一挺、子弹12780发,战马10匹,电台2部。

1945年8月,蒋介石在中原大地动用大量军队,进行“进剿围攻”。刘海波将国民党在桐柏山周围地区及山西的反共军队活动情况整理写好后,交给五师师长兼鄂豫湘皖赣司令李先念,李先念根据刘海波提供的详细情报,亲率野战纵队主力四个旅,先后向桐柏地区进发,顺利解放了桐柏、新野、枣阳三座县城。这次桐柏的反击战役,经大小战斗13次,共歼敌8600余人,从而使五师与王树声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与祁仪湖阳地区会师。

1945年10月,日寇投降后,刘海波要求李先念师长将他调到二师工作,但由于政治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国民党积极反共打内战,解放区和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斗争日趋紧张激烈,襄樊、南阳等地国民党驻扎重兵。刘海波本身具有在外面工作的好条件,五师联络部部长夏农苔、副部长齐光决定派他到襄阳、南阳、老河口一带搞情报工作,由朱明达下达指示,传递情报。

那时,五师主力集结在随县北部新城、高城,接近河南一带,刘海波先潜入南阳、襄阳等地约半个月,将工作重点放在襄樊。

当时,三五九旅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河南军区部队冀晋豫军区水西第八团与新四军五师四大主力会师四望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郑位三为书记,陈少敏为组织部长,李先念为中原军区司令员,王震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恩茂为政治部主任。

原五师的十三旅、十四旅、十五旅和三五九旅合编为第二纵队,原五师参谋长文建武任二纵队司令员,二纵队司政两部,基本上还是五师的原班人马,整编以后,这七个旅和中原军区司令部均开赴孝感至信阳之间平汉铁路以东,以宣北区为中心的地带。

共歼敌4000余人。部队整编,机构调整,干部变动了,到1946年6月底,中原军区部队分西、北两向突围。从此,刘海波和中原军区完全失掉了联系。

接送军政干部

刘海波以第五战区右路游击纵队戴焕章第一支队第三大队长的公开身份,多次掩护新四军五师军政干部通过国民党封锁线到达新四军解放区。

1940年底,陈大姐(陈少敏、新四军五师副政委)打电报给延安,要五师前身挺进纵队一团长后任干部旅长的张文津从延安到襄阳朱家集,让他在明年元霄节到,朱明达家与其会面。然后,通过戴焕章部将张旅长护送过国民党封锁线回到新四军根据地。

张文津带着爱人洪学敏和不满周岁的男孩和朱明达在朱家集见面后,然后分途到达戴部住地钟祥县丰乐河。张文津和朱明达食宿在刘海波大队部。紧接着,粟栖(即周汉臣)、周达夫和中共河南省委政治交通王亚清3名新四军干部也同时在1941年正月下旬到达丰乐河,刘海波将2支驳壳枪压上子弹交给朱明达和张文津,还送给朱明达一架无线电台,然后派副大队长朱明哲带2名手枪队员,将洪学敏扮作川军太太,用滑杆(抬子)抬着,由同行的周达夫扮作岳丈大人伴送,弄来一担挂面、母鸡之类的礼品,佯装探亲,沿大洪山南边往东而行。

通过国民党军队封锁线,顺利到达鄂豫边区党委机关驻地。去找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毛凯团长的襄西独立团和中共襄西地委。

1941年夏天,新四军五师副政委陈少敏安排鄂豫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兼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政委朱理治的夫人、边区党委妇委会副书记兼秘书长苏菲经国民党统治区到延安去执行任务。由刘海波、朱明泽等人把苏菲送到朱家集,暂住朱明达家里,然后由河南省委秘密交通王亚清护送,如期安全到达延安。

营救党政领导

1940年5月2日(农历3月25日),中共襄枣宜县委军事部长朱明达利用朱家集一年一度的万人农具交易会机会,以联保主任伪职身份作掩护,从茨河搞了30架铁木纺织机和一部马拉弹花机在朱家集东面的黄观寺办起铁木机纺织合作社,组织抗日武装,发展党的组织。

朱明达的积极活动,引起国民党县党部和中统特务的注意。是年8月,国民党广西部队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以其总监部(后勤部)押运人员和民夫遇日军扫荡在朱家集遗弃60万发子弹为借口,命令襄阳县县长蒋元扣押朱明达。后来朱明达乘深夜看守熟睡之机逃走,藏在刘海波第三大队部。然后由刘海波带人将朱明达送往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1年正月,就在送走新四军五师干部旅长张文津、地下中共党员朱明达、周达夫、粟栖、王亚清、洪学敏等安全通过国民党反动军队封锁线后,刘海波带上十余名游击队员直奔国民党中山口乡公所,营救中共襄枣宜县委委员、游击大队(亦称鄂北游击大队)大队长、襄东蒋湾地县联络总站负责人蒋顺鼎(老红军、黄龙土当人)。

当时,边区党委长线交通朱启福和随枣地委交通邱星枢二人被捕叛变,使地下联络网站陷入瘫痪。蒋顺鼎获救后,任新四军五师十五旅四十五团作战参谋。

1945年末,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让刘海波去襄阳、南阳、老河口地区搞情报工作,刘海波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1946年,刘海波因被伪县政府猜疑,到伪县训所受训,但他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而是积极托人帮忙,谋得襄、光、谷、邓四县联防办事处副主任之职,打入国民党军事机构内部,后又被提升为襄阳地区李朗星保安旅第一团团长。

这期间,刘海波掩护过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学潮领导人,解救了被抓的共产党员,主持第五爱国民主区政府(驻姜家沟)工作的副区长孟吉祥。

那是1947年的冬天,孟吉祥等2人奉爱国民主县政府的指示到樊城鹿角门联络站打探国民党军队驻防情况,不料,被李朗星保安旅大布衫队中队长郭宏秀(黄家集六郭家人)盯上,抓住后便送往伪县政府。当时县政府正悬赏捉拿孟区长,大布衫队的爪牙们都想捞点外快,他们走街串巷,发现行迹可疑的生面孔便抓到县政府,并一口咬定所抓的人就是孟区长。

不错,这天郭宏秀带人抓住的正是孟区长,可他们谁也不认识。一阵捆绑吊打、铁烙、老虎凳,刑法用尽,可那两人一口咬定是跑买卖的。于是,郭宏秀便变法找人作伪证,以便领到赏钱。

早在1946年,刘海波携全家迁往襄阳城,家中无人照看,便请邻居王大年看门,管理100多亩农田。恰在这天,王大年来保安团给刘家送粮钱,郭宏秀一见,计上心来,因王大年是他表弟,所以他蛮有把握地对王大年说:“老表,我们今天抓住了共产党的孟区长,就关在县政府里,等会儿你跟我一起去作个证。只要你说那人是孟区长,就有重赏,等会儿,我请客,我们老表俩好好乐哈乐哈。”

只说一句话,就能领到赏钱,真是梦里娶媳妇——美事一桩!正当郭宏秀得意之时,刘海波意识到:大事不好,孟区长有危险,于是他把王大年叫到自己密室里,拿出一套保安队服装,让他化装成保安队队员。这天,王大年穿上黑色马褂马裤,头戴礼帽,脚蹬小口布鞋,腿上的绷带扎得结结实实,腰间跨着一个大肚盒子,活象一个标准的保安队员。

刘海波叮嘱道:“大年,你别听宏秀瞎说,那个赏是领不得的,是要掉脑袋的,这叫沾小便宜吃大亏。你去后,认得也说认不得,你就没事了。”“好!我听您的,您放心!”王大年信誓旦旦地说。

不一会儿,王大年跟着郭宏秀来到牢房,见到李朗星,郭宏秀谗媚道:“李专员,这是王大年,他认识孟区长,我特地请他辩认。”“好!来,来,来!你看他们俩哪个是孟区长?”只见那两个人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血污,衣不遮体,还带着沉重的手铐脚镣。

王大年一瞧,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正是孟区长吗!今春,王大年到薛家集赶集,在茶馆里见到过,听茶馆的老板薛志烟说那人就是孟区长。他忽然想起刘海波的嘱咐,忙改口说:“李专员,孟区长就是化成骨灰我也认得,我仔细看过,这两个人没有一个是的。要是没事,我就回去啦?”李朗星摆摆手,示意让郭宏秀、王大年退下。

不一会儿,保安团团长刘海波带着两名保镖径直来到牢房,低声问:“李专员,刚才辩认的情况如何?”李朗星摇了摇头。刘海波说:“要不这样,这两个嫌疑犯交给我,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带去吧!”李朗星黔驴技穷,只好来个顺水推舟。

刘海波带回孟区长,急令护兵弄来肉食为他们调养。自从1946年6月中原军区突围后,刘海波与党失去联系,成了没娘的儿,无桨的舟。之后,斗争更加残酷,国民党反动军队剿共日益加剧,有的共产党员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

可刘海波始终未暴露身份,继续为党工作。这个人是不是孟区长,海波心里没有底儿。他见王大年说得有板有眼,才确信此人就是孟区长。他想,这两个人在这儿多放一天就多一分危险。第二天一早,他给李朗星打电话说:“李专员,昨晚我审了一夜,他俩是地地道道的生意人,您看是不是把他们给放了?”“放了!放了!他妈的,瞎折腾老子一夜!”李朗星心不在焉地说。就这样,孟区长在刘海波的保护下得救了。

筹集武器弹药

刘海波潜伏敌方,在新四军、解放军枪支弹药紧缺的情况下,多次筹集枪支弹药,送给新四军、解放军。

1944年刘海波在老河口第五战区长官部开会,高价购买一支勃朗宇手枪,100发子弹。由周书、胡仲藩、在小花岭转选五师师长李先念。李师长非常高兴,乐哈哈地说“我们的内线真不错,他晓得我缺这个,真是雪中送炭!”

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合围进攻”时,刘海波除提供情报外,将千余套国民党制服和一万发子弹亲自送给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郑绍文和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雷天明转报五师李先念、陈少敏等领导,歼敌1400余人,顺利突围。

1947年12月27日,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的中原军区桐柏三分区第十纵队二十九旅八十五团副团长洛克、政治委员宋匪石带兵121人从河南南下,进入襄阳县境,驻吕堰驿的张坡村,旋即攻下泰山庙伪乡公所,部队在泰山庙大王村稍加修整,集中兵力向西展开,驻黄家集境内的黄山洼,并成立“襄阳爱国民主县政府”。

主要打击地方恶霸势力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1948年1月,先后攻下薛家集、马家集、姚家店、刘集等地,活捉伪乡长刘鲂和襄北惯匪陈曲曲。

迅速建立第四区,区委书记耿震西,区长杜义,机关驻马张河杨家、薛家集等地。活动于薛家集、泰山庙、马家集、清河店一带。当时,我军消耗严重,子弹、药品奇缺。国民党地方武装民众自卫队(因其衣冠不整,纪律败坏,俗称大布衫队)时常骚扰、偷袭我地方武装,处于拉锯战阵势。1948年4月,八十五团(也称翻身大队)转移到马家集附近的董王家。将“混张家”更名为“翻身张”。

这时,刘海波筹备一些药品和两千发“403”型手枪子弹交给商人打扮的地下党联络员薛正豪(薛家集人,民众自卫队中队长),并安排自卫队员姜占奎(毛岗人)持手枪护送,二人一起从薛大有中队部李家冲出发,路过尹家坡时,薛正豪把子弹交给姜占奎提着。

当时,尹家坡、南王一带住有大衣衫队一个排的武装。因姜占奎穿大布衫队服装,不受检查。途经南王,穿过冢子王家,安全到达古铜寺沟,进入八十五团管区。姜占奎将装药品子弹的包袱交给薛正豪,转身回去了。薛正豪穿过翻身张,赶到董王家,把药品子弹交给政委宋匪石。这些子弹、药品在扫清地方残余势力,解放襄阳,活捉康泽的战斗中起到一定作用。

分化瓦解敌人

抗战时期,戴部住在国民党正规军前沿,和新四军常有接触。刘海波的三大队,属戴部的前卫部队,和新四军更为接近。从未和新四军发生摩擦。

1945年10月,日寇投降后,戴焕章的游击大队已失去应有的作用,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亲自率领野战纵队三个旅由应山浆溪店西进,决定解散这支队伍,愿参加新四军者留,不愿留者遣送回家。当时,戴焕章不在军中,刘海波趁此机会,在军中劝降。

当游击大队听到我军向其阵地方向鸣炮,全部放下武器,听便处理。当时在其军中的副支队长,大队长等主要军官随身携带的手枪、马匹及私人财物一律不动。戴部解散后,刘海波被李先念、陈少敏派到襄阳、南阳、老河口一带搞情报工作。翌年,戴焕章被宿敌丁大牙暗杀于樊城四官殿门口。

1949年1月,襄阳地区国民党专员李朗星率部向襄南撤退,并要挟刘海波的保安一旅一团一起向南逃走。行至欧庙,刘海波摆脱其控制,把自己掌握的300多人武装力量起义归队,并把300多支长短枪支送交野战军第一七三师五一七团(原桐柏军区八十五团)团长洛克、政委宋匪石。

之后,刘海波接受野战军五一七团团长洛克的派遣,冒着生命危险,去说服襄北大恶霸地主吴新三的地方武装大衣衫队1000多人,向襄阳城内的解放军野战军第一七三师五一七团投降,避免一场恶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