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女婿粟戎生 陈毅之子陈小鲁:一生系得几安危 成为粟裕女婿

对父母的牵挂,对家的思念,时时搅痛着陈小鲁的心。两年多来,他只能从报纸上得到父亲的零星消息。“九大”之后,父亲的名字再没有见报。他在梦中见过父母兄妹,梦醒之后,又把那份彻骨的思念深埋在心底。

1971年初,他和战友一道去火车站为复员的老兵送行。

灰蒙蒙的天幕下,两条铁轨伸向远方。被风吹起的沙砾在空中飞舞旋卷,扑打着陈小鲁的脸也扑打着他的心。这些正和战友依依话别的老兵,有流淌的泪水,有凄楚的叮咛,可他们毕竟是回家啊。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回家呢?他忍不住了,放声大哭起来。

从来没有人见他这样哭过。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有对家的思念,却也有和同年来部队的战友分离的悲伤。在场的人一时都愣住了。指导员过来劝他,见劝不住,唏嘘着走开了。

而在北京,父母也在想念儿子。1970年末,陈毅被查出患了直肠癌,做了手术,对儿子的思念就更强烈了。1971年春天,陈伯达倒台后,在一次批陈整风会上,带病出席的陈毅遇到了陈锡联。他对陈锡联说:“陈司令员,我的三儿子在你那个地方呢……”陈锡联立刻明白了老帅的心思,满面笑容地说:“是啊是啊,他表现很好,已经提干当指导员了。我马上让他回来!”

一个多月后,陈小鲁获准回京探亲,到中南海门口,他首先问警卫的,是自己的家还在不在中南海。

他走进中南海里那个熟悉的庭院。父母相互搀扶着走出屋门迎接他。手术后的父亲苍老了,瘦削了,却和久别的儿子开起了玩笑:“哎,指导员来喽!”陈小鲁一头雾水:“什么指导员?”“陈锡联司令员说你提指导员了。”“没有,我没提干。”他说,让父母看他穿的军装:“还是两个兜!”

大家都笑起来。笑着笑着,母亲搂着儿子大哭起来。历尽沧桑的元帅父亲,也是老泪纵横。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把陈小鲁叫到了自己家里。周总理对他说:“你很守纪律,很讲信用,三年没给家里写信,不容易啊。部队的同志对你反映很好,特别打了个报告给我,请示能否让你正式入伍、入党和提干。

你为什么不能当兵?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我告诉他们,不论是谁,只要够标准,就可以。这样的事情还需要请示吗?!”暖流涌上陈小鲁的心。

半年后的1972年元月4日,陈小鲁再一次从部队回到北京,已是父亲弥留的时刻。张茜俯身在丈夫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小弟回来了,来看你了!”久久,昏迷中的元帅似乎听到了,开始用眼睛寻找。终于,他看见自己最小的儿子了,他的眼睛闪现出一丝奇异的光彩,嘴唇动了动,但到底没有说出话来。

1972年元月6日,陈毅元帅与世长辞。11日,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他的追悼会。

这一夜,陈小鲁和母亲、兄妹,都无法入眠。心潮起伏到极点,陈小鲁提笔写下了一首小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两年后,他和哥哥、妹妹,又失去了母亲。从此,陈毅的儿女,要依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立足了。

■寻一个“自由之身”

1976年5月,已经是团政治部主任的陈小鲁,向军区打报告提出调回北京。

他在1975年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叫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真正的原因却是: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小靳庄”。

他不愿意。他在写给岳父的信里说:“道不同,不与为谋。”军长找陈小鲁谈话,说:“军区组织部最近对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做了调查,你表现最好,领导和群众反映都是最好的。这么好的基础,你为什么要走?”军长指着自己的椅子:“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陈小鲁坚持要走。

他调到总参二部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我问陈小鲁:“如果你当年不是坚持调走而是继续留在沈阳军区,你今天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种轨迹?”

他想了想,说:“不。我早晚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人生道路上来。”

如果他想走仕途,升迁的机会,不仅仅在部队。

1985年,他从英国回国,到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研究员。一次,他参加一个中美关系研讨会,会后和一位记者就朝鲜战争问题采访当时的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采访完,杨尚昆特别对他说:“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换个地方?”他说:“谢谢杨叔叔,我在这里挺好的。”

中国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也对他说过:欢迎他到证监会工作,司局级的职务任他选择。他也谢绝了。

或许这是出于一种天性。虽然他是元帅的儿子,虽然他从小就是一个活跃的、颇具号召力的“孩子头”,却从来没有“当官”的欲望。“我一直认为,我不比别人高明多少。”他此生信奉的第二句格言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文革”结束后,他还下了一个决心:不再讲违心的话,不再做违心的事。

在看到了父辈在政治风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倾听了内心对于做人做事的呼唤后,他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就是到体制之外,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