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晚年毛泽东的关系要钱通过张玉凤传话靠毛远新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9月20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1975年9月20日。
”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1975年8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7月29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1975年9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禀。
这架“专线电话”,便是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毛远新充任“联络员”,使江青与毛泽东的联系变得密切: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江青在1975年1月7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毛远新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他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在江青看来是最佳人选。
1991年7月20日笔者在上海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贺麓成(本名毛岸成)是毛泽覃之子。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笔者在1997年8月4日采访了贺麓成。
贺麓成的生母是贺怡,贺怡即贺子珍胞妹。所以,贺麓成既是毛泽东的侄子,又是毛泽东的外甥。
然而,也正因为贺麓成的母亲是贺子珍的胞妹,所以受到江青的排斥。贺麓成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尽管他在北京工作,无缘见毛泽东一面。直至毛泽东去世之后,经毛泽东和贺子珍所生的女儿李敏再三坚持,才把贺麓成列入毛泽东亲属名单,参加守灵。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结婚,于1941年2月生下毛远新。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1945年7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