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被活捉的经过

那是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华东野战军4纵11师卫生所附近的山芋田中,出现了十几个人影,鬼鬼祟祟。见到一个老百姓过来,其中一人便走上前问:“老乡,附近有解放军么?”“这方圆百里之内都是解放军。”那人一听连忙从口袋中掏出一枚金戒指,往老乡手中一塞,说:“你拿着吧,不要告诉别人。”这位老乡又惊又疑,便报告给卫生所。

卫生所派出2名通信员问话,因为他们自称11师押送俘虏但是答不出师长的姓名,便将他们全部扣押。通过询问,这十几个人中,一个自称是中央日报社记者,一个说是汽车司机,一个穿着普通士兵服装的高个儿,自称是军需处长。其余都是当兵的,穿着与普通士兵不同的美式军装,拿着美式军械。

时任师政治部主任的陈茂辉听说了这个情况,便命令把军需处长、中央日报社记者和汽车司机带到他这边来。

“捉住杜聿明不费一枪一弹,但是识别他的身份,我们却颇费了一番周折。”陈茂辉笑呵呵地说,“特别是他的那件像补给站一样的大衣,我至今都难以忘记。”

陈茂辉回忆,当这3个人被带到他办公的屋子时,就命他们坐下,并递给“军需处长”一支解放区的“飞马”牌香烟。没想到那个“军需处长”没有吸,反而从大衣里掏出美国的“骆驼”牌香烟吸了起来。这个细节引起陈茂辉的注意,联想到有记者还有那么多随员跟着,而且这些随员都穿着美式军装,拿着冲锋枪、卡宾枪,他当时就估计,“抓到一条大鱼了,至少是军一级以上的官,决不会是什么军需处长。”

询问中,“军需处长”自称叫高文明,在13兵团,于是陈茂辉就让他把13兵团所有处长的名字写下来。但当“高军需”从大衣口袋里掏钢笔时,一伸手,就露出了洁白的手臂,手腕上还戴着一个高级游泳表;掏了半天,掏出的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又一包香烟;再掏,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再掏,又一包牛肉干。

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金笔,可是只写了“高文明”三个字后就写不下去了。“这衣服简直就像个军队的补给站嘛!”陈茂辉坦言当时的心情。

就在“高军需”把“高文明”三个字在纸上描来描去的时候,那个自称“中央日报社的记者”有点坐不住了,就上前要替他写。陈茂辉见状,大喝一声:“你下去,这里没你的事!”

陈茂辉说,当时看到这种情景,他已经肯定那个高文明决不是什么军需处处长,应该是个大官,但也没想到会是杜聿明。

高文明至此之后就不说话了,但他的嘴巴一个上午就没有停过,不是抽烟就是吃牛肉干。中午时分,草草地吃了几口午饭后,他提出要休息一下,陈茂辉便将他安排在了村口一间四周无墙的磨坊中。

当日黄昏时分,在村子广场的俘虏中,传递着一个惊人的消息:总司令死了!陈茂辉说,他当时觉得奇怪,这个总司令是谁呢?然后马上联想到那个关在磨房中的高文明,于是立即派人去检查。原来那位高文明趁哨位离开时,用一块小碎砖砸破自己的脑袋,弄得满脸是血,躺在地上装死。

“要自杀,大的砖块、石块有的是,他却用一块小碎砖,只把额头上敲破一块皮,把血涂得满脸都是,显然他是想让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以便蒙混过关。”陈茂辉说起当时的想法。

弄清了这个情况,陈茂辉一面命人把“高文明”送往卫生所,一面把那个“中央日报社记者”带来。

“高文明是什么人?你自己是什么人?你立即交代,如果你坚决反动,不肯坦白,马上就枪毙了你!”陈茂辉有些声色俱厉。

“记者”马上跪下说:“我交代!我交代!他是杜聿明……杜长官,小的是他的随从副官!长官饶命啊……”听到这个消息,陈茂辉一阵狂喜,马上从4纵联络部拿来了杜聿明的照片,并到卫生所再去看这位所谓的“高文明”。

“你叫什么名字?”陈茂辉笑嘻嘻地问。

“你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呢?”“高文明”有些垂头丧气。

陈茂辉对比了一下照片,除了八字胡剃掉了和头上的纱布外,这位“高军需”和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样。而在照片的背后,清清楚楚地写着:

“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争罪犯杜聿明。”

采访对象:陈茂辉,1912年生,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杭县赤卫队排长,红一军团二师连指导员,福建军区独立营教导员,中共永埔县委副书记,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

抗曰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军部警卫营政委,新四军2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1年4月从上饶集中营越狱成功,回到新四军后任泰安警卫团副团长。解放战争开始后担任华东野战军4纵11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三野23军68师政委,1955午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