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的哲学金观涛 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学 by 金观涛

2017-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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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利用自然科学成就来鉴别和发展哲学,这是历代哲学大师重视的,恩格斯曾把自己学习自然科学比喻成脱毛。

我当时已经感到为什么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辩证法哲学家在这方面的尝试大多都十分肤浅,关键在于他们往往对现代科学最前沿的思想缺乏真正的理解。

其中的理由也许是哲学家不愿意公开承认的,这就是他们不是嫌一门又一门的科学知识太琐碎,就是害怕数学理论的艰深。

尤其是后一点对认识当代哲学思想的贫乏特别重要。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哲学家还可以用直观和常识理性把不断丰富的科学知识装到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口袋中,那么现在要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可能了。二十世纪科学的前沿最大特点就是它们不得不运用艰深的数学来表达基本思想。

科学的前沿已远远超出了直观。而数学正好代表了在直观以外人类求实的创造能力的高度发展。其实,这一过程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已经初步显现。当黑格尔把科学甚至整个自然界赶到自己哲学脚注中去的时候,群论和非欧几何已经在构想之中。

从小我就对伽罗瓦和罗巴切夫斯基十分佩服,特别是群论和非欧几何在量子论相对论中大显身手后。我深感今天如果我依然不能理解自然科学不可思议的思想方法,那么将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哲学家。

当时,狄拉克的话曾给我以很大刺激。他说:上帝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家,他用高深的数学创造了宇宙,我们在数学上不断地努力才得到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当时,我还无能力评价这种西方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传统的对错,但我知道,这是一个科学家的经验之谈。

以前我读不懂这些高深的科学著作时,就不由自主地回到上一个世纪那些我熟悉的哲学著作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可耻的逃避。我必须通过一个艰苦的自学过程以真正成为科学的内行。

1968年以后,北大已经出现了一股越来越猛烈的地下读书风气,但在公开场合学习业务还有被指责为不关心运动「白专」的危险。我却有一个相对好的读书环境。我从小喜欢画画,所以有幸进了北大美术队。

美术队的成员来自北大各个系。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北大逍遥派中的最优秀分子。他们对朋友忠诚,对运动看得比较透,向往着思想自由。也许离开思想极为保守的「班级」,在一个思想相对自由的美术队呆到1970年毕业前,对我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极为重要。

要知道,在「文革」的前期(1970年以前),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运动,数不清的会议报告和活动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当时的思想家即使有想法和目标也没有时间去展开自己的思路,因为革命运动使任何一个人都几乎没有空闲时间。

美术队的任务是画毛主席像。画画使我们表面上对革命有所贡献,而大部分空余时间可以使我们用来读书和思考。甚至在朋友中对哲学和「文革」的合理性进行私下的怀疑和讨论,这在当时的北京是罕见的。

1968年的冬天很寒冷。为了怕被外面正在武斗的同学发现我们在读书,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呆上一整天。屋里冷得连墨水都冻住了,有时我们就烧一点擦油画笔的纸来取暖。

然而外部学习条件的艰苦(从借书到找到地点和时间读书)比起思想转变本身的困难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十年以后我才明白为何从一个黑格尔哲学出发来理解科学的人会感到如此艰难和格格不入。

其实那些看来深奥莫测的科学和数学思路本身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正是我们从小养成的错误的思想方法,而这(18)些错误的含糊的常识又经过具有不正确方法的哲学用思想的深刻作为理由进行加固,这往往使高明的思辨家在科学面前其蠢无比。

我好象在一个又深又黑的森林中挣扎,这个森林虽然黑,但我十分熟悉,它就是我从小就习惯的常识的传统思想方法和黑格尔式的思辨。我在前方的远处看到一点光明,这就是科学思想和方法,我竭尽全力向光明走去,但不时被那些我所熟悉的树枝拌倒在地。

我知道,呆在这个森林中是没有希望的,但前面的光明是那么小,那么远,可望而不可及!由于没有老师可以请教,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读科学名著,同时开始攻数学、物理和外语。

从伽罗瓦的群论定律、黎曼空间、测度论以及集合论的基数等等,只要那些直观所不能把握的科学或数学思想都在我钻研的范围之列。常常我觉得似乎是懂了,但一放下书又胡涂了。然而我只有用科学大师的思想方法来纠正自己而别无他择。

我经常捧著书在桌边睡着了,醒来后,擦掉那流在桌子上的口水,又开始沉到自学中去了…… 在今天读者看来,我如此顽固地用是否真正理解数学和量子力学之类来作为寻找正确思想方法的标准,这是被人们批判的科学主义的迷信。

一个以解脱哲学的困境为目的的人在科学学科海洋中淹得死去活来,这真是自讨苦吃。当今正来临一个以思想的多元为时尚的时代,人们总是十分轻松地由思想的多元合理性推出,各式各样认识世界的方法并无优劣之分,从而使当代很多学者已经放弃了不断使自己认识论武器变得锐利的努力。

然而我至今仍非常感谢当时我那正确的直觉。那时候,科学革命对哲学和社会的挑战远未被中国学术界意识到,但我已隐隐感到,如果我们仅限于了解科学兴起之前的哲学,那么这种方法论的多元论确有道理。

无论是基督教、佛教、中国的儒学还是禅宗,每一家宗教思想和哲学流派都必然有独自的不可以用别的方法取代的思想方式。而一旦和近代科学方法相比,这些纯哲学思想中的方法马上黯然失色。

至今为止,科学以外的哲学方法不得不在两个极端之间选择一个:如果某一种哲学方法是求实的和理性的,那么它最终必定是直观的和常识的。它充其量只能解释世界,而不能用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准确地推断经验和常识未曾感觉到的东西。

相反,如果一种哲学方法,有超越直观和常识的能力,它必然是反理性的,甚至是主张荒诞的,因为它只有借助非理性之想象力来逃脱常识之笼。 从来,人最值得自傲和最有力量的是他的思想,思想可以使我们以一种风驰电掣的速度追溯整个人类的历史,思想可以使每一个渺小的个人成为实践着的整个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没有什么比思想能够不断超越自己已达到的成就更为激动人心和更美妙。

但是非理性的哲学和超越不得不经常是错的;无论它多么令人感动。只有科学方法才破天荒地能将求实的理性与大无畏的预见和创见结合起来。因此,如果方法的最终使命是帮助人类认识未知世界,那么我十分赞同如下一句看来十分极端的格言:「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把我们引向失败,而把我们引向成功的方法只有一个。

」 用几句话来概括在我思想中科学方法和思辨方法的对话、交锋、较量、最后搏斗的历程是困难的。甚至我连自己当时的感觉都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

我感触最深的是:科学方法最容易引起一个热情哲学家反感。它似乎天然地冷冰冰,它要求理论如水晶般的明澈。这种要求如此严格,以至于在一个人的年轻时代就把人文和哲学爱好的人吓跑了,而使真正同时精通人文和数理的人极少!

据说,有一次海森堡和奥本海默开玩笑说:科学是为了把一件复杂的东西搞清楚,而写诗则是把一件简单的东西搞胡涂(其实,深刻的思辨哲学也是如此)。他问奥本海默如何把两者统一起来的?是的,科学方法和思辨的最大不同是:思辨是借助于情感和直觉以及语义在昏暗的概念世界里横冲直撞;科学则认为把那含含混混、模模糊糊的东西搞清楚才是最难的和最有价值的(即使是模糊数学,它的目标并不是如一些哲学家想象的那样是用模糊的思想来思考,相反,它是理解模糊,用清晰的概念来把握模糊)。

在科学方法看来,思想是否有效和成功,它的全部秘密在于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些概念,一种框架,一种新的理解角度,使人类那充满生机和热情,然而又天然地混沌的思想,一下子变得如水晶般的透明!

只有整个思想是透明的,它才有预见未来的能力!科学方法所做的一切归根到底是在人类那昏暗和充满激情的概念和感觉的世界中点起一盏灯。灯用它明亮的青色又似乎是毫无感情的光辉照亮了思想,这就是理性。

我感到科学理性之光慢慢在我心中出现,并开始扩大,我终于领悟到了一种和黑格尔式热情的思辨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在青年时代,我常常把思想干净而又清晰当作浅薄的代名词。

现在我才懂得,如果仅仅在常识和直观经验的范围内,思想的清晰确实是微不足道的,热情的思辨往往更可贵,因为它总是企图冲出常识。可是一旦思想家的目的是探索未开垦的世界,那么那盏我们在黑暗中点燃起的理性之灯能照多远就成为成败的关键。

辨证逻辑在评论某一种思想、某一个概念时坚持自己滔滔不绝的雄辩,在这里概念太绝对化了,在那里把问题讲死了,没有余地了。是的,这些都对,但这在科学理性看来,这是无谓的争论,好象小孩子和大人没完没了地纠缠。

科学在提出理论之前已经承认任何一个概念(即使是经过科学千锤百炼的概念)都可能不全面,都可能不完全等同于真实。但思想的困难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怎样用这些人造的概念去架起理解复杂而奇妙自然现象的桥梁。

理论成功与否的标准就在于它的构架是否美,是否具有巨大的预见性,是否具有超出直观的经验的能力。 当时,正好我在一本科学史书上读到一段对牛顿力学的评述:上帝说,让牛顿去干吧,于是世界成为一片光明。

我不由得为此感动得热泪盈眶。以前牛顿力学常常被黑格尔当靶子来批判,我也接受了这种观点。但是,牛顿以前那个混混沌沌的宇宙和有牛顿力学以后一切成为光明的宇宙是多么不相同啊!

我第一次感到了无形的力量,这就是科学理性。它不同于青年的热情,而是一种深沉的自觉,一种宁静而庄严的追求,它用建设性的清晰的思想充满我的心。我下定决心,如果辩证法哲学是科学的,那么它必须彻底拋弃黑格尔式的思辨,而接受科学精神对理论构架的要求。

为了对几年来思想的转变作一个总结,我开始把这种看法写成哲学札记。这份札记断断续续,一直到1970年初才完成。它既是一个对过去思考的总结,也是一个改造辩证法哲学的提纲。

在这份提纲中充满了对科学的人生观和方法论的信心。我相信,我已从黑格尔废墟中走了出来,虽然未来哲学的大部分面貌还不清晰,但作为基础的方法论已经在我面前出现了。 十分有趣的是,这份札记在我的几个好友中流传,正是通过它我和刘青峰认识了,并开始了我们的恋爱。

也许读者可以在刘青峰的《公开的情书》中的男主人公身上看到这样一位自信而热情思考者的形象。 一个在科学神殿中平凡的科学家 罗素在谈到他早年进入黑格尔哲学的经历时曾说过,他告别黑格尔体系时有一种从监狱中逃出来的感觉。

很多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时不由深有同感。当我在黑格尔体系中探索时,由于我还太年轻,以至于天真地认为我一旦看出了这个体系的问题,哲学就有可能得到了解放。

其实,这只是一个从未获得过自由的人在黑暗中的想象,一旦他真正获得了自由,骇人的空虚马上就来临了!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即将开始一个在我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最苦闷、最仿徨的时期,无边无际的哲学虚无主义几乎把我吞没了。

其实,这一阶段的来临是必然的,而我却没有精神准备。不要忘记,我是为了改造辩证法才去学习科学的,但是事实上,我的目的已经被手段所异化!当我理解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之后,必然在某一天会忽然发现以前我整个探索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的目标是虚幻的。

我相信,在社会理想上,我们这一代人普遍经历过这一由狂热的理想追求跌入虚无的过程。对于我,无非这一切更彻底,因为它发生在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之中。

当时我已从北京大学毕业而分到家乡的一个塑料厂劳动。在这段时间,由于我认为自己已具备了足够的数学和科学修养和经受了科学思想的洗礼,于是接着马上着手来完成该做的一步:用科学来改造哲学。我一边思考和作笔记,一边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科学哲学、史学和经济学的名著。

当时,我成了浙江图书馆和科技情报室的常客。由于我是一个工人,没有借这种内部书和外文书的权利,一次用别人的借书证让管理人员发现后,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虽然这一阶段的读书和研究比以前轻松自在,在我看来,最难啃的哲学书也比不上抽像代数和测度论之类,但我的情绪却越读越糟。读者可以想象,当我发现,我通过几年辛苦地求索搏斗而悟出的道理在一百多年前或几十年前出版的哲学书中已经写着时,这是多么令人沮丧!

我发现,我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和西方主流哲学流派及思想界的批评惊人地一致!而我对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的结构必须满足的要求不仅是科学家早就在做的,而且科学哲学家早就对此作了正确的表述并形成了很多学派。

据说,数学家阿贝尔有一次兴冲冲地把他早年数学研究的结果寄给老师,他的老师看了这些结果后对他说,这些数学定律早已被别的数学家发现了,他只不过独立地重复了前人的工作。

我当时的心情比阿贝尔懊丧得多。如果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独立地完成了别人已经做过的发现,这至少可以证明他已经具有研究的能力,他只要再努一把力,就可以走到科学探索的前沿。而对于哲学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了。

从一种哲学体系中的猛醒只能表明摘下了从小就带着的有色眼镜的偏见,而对于局外人可能只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而已!我发现,五年来我所走过的路是在重复历史上很多哲学家曾经走过的路,有的甚至是十分著名的成果,无非当时我不知道罢了。

这一段时间的苦读给一直习惯沉于苦思冥想的我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我再次明白了我其实不比我的前辈聪明,和日新月异的国外学术界的发展相比更不知差了多大一截。不得不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下的我能想到的东西(如果它是对的),别人也许早就想到过。

这种不可低估他人的感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很多年后,当我在理论上真的有所创新时,我依然不敢相信自己真是作出了新的发现。 当然,那僵化、保守、使人孤陋寡闻以及思想不自由的环境所带来的学术上的自悲感并不是我感到无望的主要原因。

我读到国外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大师对辩证法的中肯批评而感到我和他们不谋而合时,我总是急切地想看看批评后面又是什么。可每当我读到下文时,却总像是被一盆凉水从头淋到脚!

在他们看来,辩证法大多是一种歧途,是一种古典的思想不成熟的错误,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承认形形式式其它哲学流派的合理性。特别是当我了解到黑格尔哲学在德国居然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德(24)国科学的起飞是和清算黑格尔体系联在一起时,我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要知道,虽然我批判黑格尔,没完没了地研究科学方法,吸收科学精神的营养,所做的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辩证法哲学寻找出路。现在,这等于说我的所有的探索都是虚妄的。

我的自认为神圣并准备为之献身的理想即使不是一个欺骗也是一种幻梦。看来,我所应该做的不是去发展辩证法,而是像一度当过嬉皮士的青年那样浪子回头,再次回到西方主流的人们早已熟知的哲学中去!

我知道,我的这些在哲学上感受到的东西或迟或早要被整个社会在生活上感受到,它等于宣布半个世纪来几代人为此奋斗的目标是徒劳的!我好象是一个当战斗被打败(其实,何止是被打败,而是发现战斗毫无意义)后立即被遗弃的战士,提着打得滚烫的武器,拖着快要倒下去的身体,却拒绝离开空无一人的战场。

我不愿意接受理智的答案,我不愿意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化为泡影! 现在我在睡梦中还经常出现1970年那苦闷仿徨的情景。

我一闭眼,耳边常常振响起那车间隆隆的机器声,每当夜班的时候,我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里捧著书苦读,有时在黎明之前,我爬到厂房顶上看着那明亮的星辰,等待着太阳的升起……,或者在上夜班之后,一个人骑车到西子湖边,望着那朦胧如烟的月光……,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又能做什么? 那时,「文革」已进入了它的后期,几年来狂热的革命运动已经使整个民族疲倦了。

革命虽然在表面上还在进行,但秩序已开始恢复。

每逢假日市民们兴致勃勃地准备食品,知识分子无事可做,他们不是热衷于带孩子就是偷偷搞点业务。整个民族精神开始陷于酣睡,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们将从昏睡中醒来,会发现过去的理想已一无所有……。 我青年时代的哲学梦就这样醒了。

我总算明白了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会成为一个哲学家,即使成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在我青年时代,哲学不仅是人生的真理,而且还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总概括,现在这个梦已被粉碎。没有了哲学和主义,只剩下了一大堆问题。

无论是人生价值问题,历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它们由于一下子失去了中心而变得各不相关,显得琐碎而渺小。由于对哲学的绝望,再加上感到那些洋洋万言而言之无物故弄玄虚的古典哲学著作的误人子弟,我竟极端地看不起哲学著作,并发誓自己今后也不要写超过十五万字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