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国产操作系统 倪光南:国产操作系统与微软抗争有极为迫切需求
北京,晚秋,头发花白的倪光南坐在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这位7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信息界的元老之一,如今重回公众视野。
这一次他现身于因“棱镜门”事件而受到公众关注的信息安全领域,并且成为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产业联盟的积极推动者。
当他在1999年离开联想回到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下文简称“中科院计算所”)后,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推广以Linux为代表的开源软件中,主张建立自主完整的软件产业体系。
至今15年,他一直呼吁要打破微软对PC操作系统的垄断。2014年中国政府采购禁用Win8,他说“倍受鼓舞,也感到责任重大”。
他还说,现在“我们做国产操作系统,已经有了极为迫切的需求”。
源头与拐点
中国计算机行业的源头可追溯至1956年——中科院计算所的成立。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台计算机“104机”在这里诞生。
又过了三年,倪光南自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他本就读于无线电系,因为“专业比较接近”来到北京,但对计算机“没有学过任何课程”。
就在“104机”研发成功之时,西方进入集成电路时代,革命性的微处理器出现。倪光南在吴几康等“海归”科学家的领导下,参与研发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电子管119计算机。
早年中科院计算所研发成功的“109丙机”等计算机,虽谈不上世界领先,但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当时也只有美、英、法、苏联等国能够研制出类似水平的机器,“我们大概跟英国差不多。”倪光南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
至于后来成为中国应用软件业起点的汉字处理,源头则是用于卫星测控的717车载计算机上的汉字显示器。
为了便于操控计算机,在万永熙等人领导下,中科院计算所六室研发了汉字显示器,打破人机交流的障碍。汉字处理相关的软件硬件,纷纷应运而生。
1974年8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原四机部、原一机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等机构联合发起设立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
“748工程”被倪光南称作“国家当时对汉字处理最大的支撑”。至改革开放后,汉字的计算机应用愈加紧迫,海外行业巨头迅速进军汉字处理领域。倪光南记得,“当时微软做中文视窗,就从我们这边挖走了人才”。
但这只是中国基础本就薄弱的信息产业溃败的一角。
“我们在计算机领域很快就落入了低端。”倪光南解释,“低端”的主要原因是,动荡期间,恰逢世界集成电路技术发展关键期,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拉大。这样,改革开放后集成电路芯片就全都靠进口了。
1981年8月,倪光南应邀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在国外,他的收入是国内工资的70倍。第一次给家里汇钱,左思右想,不敢寄太多,怕影响不好。
相当于900元人民币的汇款,让妻子很忐忑,“第一次拿到那么多钱,数都数不过来!”
面对如此诱惑,年轻的科学家们纷纷抛弃祖国的自主信息产业而去。
1984年春,原国家科委开会研究“世界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就是在那一年,邓小平摸着一个上海小男孩的头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当年12月,从加拿大回国的倪光南加盟联想,出任总工程师。多年以后他回忆,当时自己的想法是“使即将成为产品的联想式汉卡真正做大”。
在联想取得的一系列自主成果,助推倪光南在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就在那一年,中国实施增值税。17%的税率,对于方兴未艾的高新技术产业是一种重负。
倪光南等人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对高技术产品要有优惠政策,“微软1992年度总营业额为27.5亿美元,总盈利七亿美元,如果要交17%增值税,利润就很微薄,难以持续发展。跨国大企业尚且如此,更何况中国的小企业?”
这类提议最终催生了六年后的“18号文件”:希望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鼓励资金、人才等资源投向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进一步促进中国信息产业快速发展。
与微软较量
然而,正是“18号文件”出台后,不少地方看好印度模式——软件离岸外包。
在倪光南看来,那是跨国公司的“忽悠”——“中国发展软件业有很大的优势,人才、市场,但外国人不希望我们与其竞争,所以会劝我们做印度模式,只给他们打工,而忽视发展自主的软件产业体系。”
“18号文件”为中国软件业迎来了黄金十年,“不过应当看到,虽然我们软件业市场规模比较大了,但在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等关键核心技术方面仍受制于人,对于信息安全的影响挺大。”倪光南说。
那时,外国IT巨头的传奇吸引了整个中国,“很多人都处于狂热状态”。
1999年3月,盖茨来到中国,微软与十余家中国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即所谓的“维纳斯计划”。
这个项目有点像今天的各种电视“盒子”。微软把操作系统出售给中国制造企业,安装到可以接驳电视的机顶盒里,最终依靠互联网提供内容。
一位记者在他的书中形容:“微软正在对中国发动一次新战役。”
激烈者如方兴东更是高声发问:“民族产业的旗帜都飘到了哪里?”
其实,当时中科院钟锡昌教授也研发了和微软产品相似的软件,在上海一度开发出机顶盒,但市场反应平平。
上广电副总当时的说法是:“我们不是技术上不行,盖茨很善于先声夺人。拿上广电来说,明知技术上它不是最佳方式,但从市场角度看也不得不考虑合作的可能。”
很长一段时间,倪光南等人做的重要事情,就是“反对那些‘就是要搞外包、只要打工就行’的做法”。
2002年,微软聘请麦肯锡撰写的《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被披露。其中,微软为中国软件业制定了“远景目标”、“发展阶段”和诸多“举措”。
“按照报告中的发展战略,做操作系统不是中国人的事情,中国只要直接使用Windows就可以了,顶多是做做Windows的‘本地化’。”倪光南说,当时微软CEO鲍尔默也提出了“技术生态系统”——微软在上游,掌握Windows等平台软件;中国软件产业在下游,为Windows开发应用软件,或者为微软做“软件出口”。
“这倒和国内的一些说法不谋而合。加入WTO后,有人提出,依靠国际分工,我国可以只做某些软件而不必建立自己的软件体系。而微软的Windows是世界上最好的软件产品,我们要赶超它们是不现实的,只要拿来用就可以了。”倪光南当时著文,辛辣地批评:按照这样的逻辑,微软和某部委的合作“还真算是互惠互利、各得其所了”。
还有些时候,正当“固执者”打算向一些官员建言软件国产化,后者却跟国外软件公司去了印度考察。
倪光南赞赏2005年北京市科委支持的“扬帆工程”和“起航工程”。它们支持了国产操作系统,但也仅仅是“地方政府支持,没有形成国家的大项目”。
曾参与“扬帆起航”的原共创开源软件公司总经理、如今倪光南的主要助手曹冬则向《瞭望东方周刊》说:“可惜这样的支持没有延续下去,半途而废。”
他有同事去了微软,“因为操作系统的推广确实很难,相关部门没能持续支持下去。人总得生活,微软的待遇又不错。”
但他觉得,“外国公司把咱们一代英才废掉了,给你高薪、很舒服,但不要你搞什么技术,技术上你不前进就落后,所以我们有些人一进外企就废了。”
那时候强调信息安全,会被人指责“有冷战思维”。
总之,民族软件业始终在进行“斗争”,虽然“有一些是成功的,有些不能根本改变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