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良污点 南京保卫战:孙元良的创痛和耻辱

201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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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摘要]对于孙元良将军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是非,史学界.民间评价不一.在孙元良生前,秦汉并没有机会去谈论战争,他明显感觉到父亲不愿提及往事.秦汉(左)与孙元良孙元良的功过是非南京保卫战中,素有"南京南大门"之称的雨花台,成为中日两军交战的重要战场之一.城外,是日军中以凶残著称的谷寿夫军团;城内,负责防守这一带的守将,正是刚刚从上海撤退的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孙元良污点 南京保卫战:孙元良的创痛和耻辱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两个陆军师.八十八师的抵抗英勇而激烈,日军谷寿夫

[摘要]对于孙元良将军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是非,史学界、民间评价不一。在孙元良生前,秦汉并没有机会去谈论战争,他明显感觉到父亲不愿提及往事。

秦汉(左)与孙元良

孙元良的功过是非

南京保卫战中,素有“南京南大门”之称的雨花台,成为中日两军交战的重要战场之一。城外,是日军中以凶残著称的谷寿夫军团;城内,负责防守这一带的守将,正是刚刚从上海撤退的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

孙元良污点 南京保卫战:孙元良的创痛和耻辱

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两个陆军师。八十八师的抵抗英勇而激烈,日军谷寿夫久攻不下,甚至怀疑起自己的指挥能力。然而,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城墙再也抵挡不住。

2015年6月11日,南京雨花台,秦汉来到父亲曾经鏖战,遭遇军旅生涯中最惨烈失败,甚至一生倍感耻辱的地方。

孙元良污点 南京保卫战:孙元良的创痛和耻辱

秦汉感同身受:“南京,六朝古都,它留给我的印象沉重而阴郁。1937年12月,父亲孙元良带领部队守卫南京,战败而退。对于这场战斗,父亲用‘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来形容。身为后人,我无法想象他曾经历过的艰苦与悲愤。”

孙元良污点 南京保卫战:孙元良的创痛和耻辱

这不是秦汉第一次来到南京,1995年接拍电影《南京大屠杀》时,秦汉就曾经到过这里。南京之行让秦汉思绪起伏,他为解答“南京保卫战中,父亲是否有污点”这段历史的疑问而来。

对于孙元良将军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是非,史学界、民间评价不一。孙宅巍从1983年开始进行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研究。他的讲述如同一幅传神的剪影,勾勒出了那段历史的轮廓。“3名旅长阵亡2名,6名团长阵亡3名,营长阵亡11名,8000余人为国壮烈捐躯!南郊阵地上的八十八军,与他们留守上海的同袍一样,坚守到了最后一刻,阵地失陷,‘非不为尔,实不能也’。”

在孙元良生前,秦汉并没有机会去谈论战争,他明显感觉到父亲不愿提及往事。“我觉得他并不是那种好勇狠斗的形象,他本质上应该是喜欢和平的。其实,军人才最了解战争是残酷的,因为军人是真正在最白热化的地方待过的。

一个坐着办公桌的人,他不知道战场真的是怎么样的,他可以要打要杀的喊得震天响。军人最了解战争的真相,你认识的人,你的好朋友一下子在你旁边血肉横飞不见了,在我看来是非常强烈的。像我父亲认为南京保卫战是最悲壮的一役。”

南京,南京

1937年11月13日,孙元良带领八十八师从凇沪战场撤退。部队撤退至青阳港时仍和追击的日军时有交火,激战六小时后,挡住日军追击。之后,八十八师退守南京。

南京地处长江九十度大转弯处,东面和南面是低矮的丘陵和平原,北面和西面是长江的天然屏障。因此,日军的来犯势必将南京陷入一座孤城。

孙宅巍介绍说:“孙元良将军是南京保卫战中一支主力部队的指挥官,因为他,七十二军八十八师是守卫南京的13个建制师当中的一个主力部队。他这个部队全是德式装备,经过精良的训练,可惜淞沪会战三个月打下来,这个部队也残破了。按照国军的编制,一个师应该是11000人左右。他这个师撤退到南京的时候,只剩下6000人了。这6000人当中,还有2000名是新兵,基本上没有经过什么训练,临时充实进来的。”

对于来犯的日军总指挥官松井石根,孙元良曾有过接触。他在回忆录里提到,“松井这个人,我于1927年8月间,曾在东京的日本参谋本部里会过他。那时我到日本还不久,希望入日本陆军大学求学。介石师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要我当面交给他,托他帮助我进日本陆大。他当时是参谋本部的第二部部长,介石师信上对他的称呼是‘松井中将阁下’。我会着他时,第一个印象是‘老而瘦’,第二个印象:摹仿一些德国军官的派头。”

这位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元凶奉统帅部命令,以原上海派遣队的三个师团、一个支队为主力,协同陆海空三军,对南京发起进攻。而南京卫戍总司令唐生智率领的国军形势大不相同,孙元良记载,“上海一役,国军的消耗太大了,要恢复战斗力,实在需要相当时间,眼前准备留下来保卫首都的部队,番号虽有八个之多,但都是刚刚在上海战场上经过长时间消耗的,以第八十八师来说,比较算是完整的了,在上海战场的战绩也最好,然而现在不过只剩下四千多国兵了,并且这四千多官兵中还有一大半是新兵,那是在上海连续血战三个月,经过五次的补充,其他的部队,大同小异。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孙元良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他与蒋介石的一次会面:“在南京,12月初的一个早晨,介石师亲自打电话来,要我去见他。他那时住在什么地点,我现已记不起来了。此时天刚明,他穿中国长袍,口里还没装上假牙,他要我准备从一个渡口渡江到北岸去,等待后令。因为他的家乡口音,我听不清楚那个渡口的名字,他走到贴地图的地方,指给我看,是划子口。”

后来,孙元良没有从划子口渡江离开,而是和另外七支部队一起被留下来守卫南京。

秦汉向孙宅巍请教说:“我有一个疑问,先父从淞沪会战上退下来到南京,国军为什么不调派一些新的,没打过淞沪战的军队来打这个仗,而让他打得这么残破的部队守在南京的第一线?”

孙宅巍认为:“大概是因为南京距离上海比较近,日本军队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到达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大后方的部队调过来已经来不及了。蒋介石也下达了调令,把云南的军队从昆明拉到南京来,结果这支部队还走在路上,南京已经失陷了。”

孙元良回忆说:战争进行到12月12日,东南郊的要地紫金山、天堡城、明孝陵、雨花台都已陷落,守兵全部牺牲。敌战车直抵中华门口,敌步兵逼到城根下,情况险恶。但配置在其他方面的绝大部分友军,还是悠悠然无所事事,未曾放过一枪。

秦汉对此十分不解:“在打南京保卫战的时候,像胡宗南的部队也在附近,他的部队应该是精锐的部队,为什么没有把它放到前面去,胡宗南部队好像没有打上海的淞沪会战,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部队。宋希濂的部队也在附近。”

孙宅巍说:“我感觉到孙元良将军作为一支牺牲重大的、牺牲惨重的部队的指挥官,产生这种抱怨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对唐生智的指摘,有些地方也不完全如他所述的那样。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南京保卫战这么大一个战略的最高指挥官,他的手上必须要留有相当的预备队,这个预备队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参加战斗。

宋希濂的部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他赋予宋希濂部队一个任务,就是负责维持整个南京城的治安、军队内部和军队外部,军内外的秩序,带有鲜明的作用。”

就在雨花台中华门陷落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两次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到了第二天,蒋介石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称“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

秦汉说,“后来在父亲的回忆录里我得知,蒋介石当时一方面寄希望于苏联出兵援助,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使中日战争能尽早顺利结束。1937年12月12日夜,唐指挥官召集各部队长会议,他宣布放弃南京,要各师部长和他一起到下关乘轮船渡江。”

孙宅巍说:“唐生智原来确定了一个撤退的方针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就是少数人渡江,大部分你都要原地冲出去杀开一条血路。这个方针是对的,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的船,所以不允许大批的部队从长江渡过去,但是他临时给大家发了书面的撤退令以后,他口头又追加了一条,他说八十八师、八十七师、七十四军、教导总队,你们这些部队在有船的时候也可以从长江渡过去,到滁州去集合。

这条口头追加的命令犯了大忌。那么,当时你杀开一条血路,当然要很大的牺牲,那么你允许我从长江渡过去,长江后面就是我们的后方,那当然相对要安全一些,因此使得许多的部队就拥挤在长江边,事实上又没有那么多的船。

船都收缴了。他希望破釜沉舟,实际上他在这一点上指挥不当,犯了大错。”

孙元良将军这部分日记写于1931至1936年间。“文革”时期孙元良原机要秘书周振寰先生在上海银行发现这批日记,于是专门取回,后交给档案馆保存至今。

那么,孙元良为何和部队失联?

南京保卫战时,因兵败城破与部队失散的军人化装成难民,甚至到庙里面做和尚……此类情况甚多。孙宅巍说:“有一个部队工兵营长叫(柳鲜明)他就躲藏在茅夫山的一个永清寺里面,他做了几个月的和尚,而且给自己取了一个法号,叫二觉。他躲藏到1938年8月才找机会经上海到了后方。教导总队的参谋主任廖耀湘负了伤,栖霞山一个和姓村民保护了他,在其家中住了一两个月。1938年2月份,他才找机会度过长江,回到了部队。”

“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

至于孙元良是如何离开南京的,从现在的一些回忆资料、社会流传的说法来说有多种。

“一种是孙元良自己讲的,他带领600名官兵从栖霞山到龙潭之间的长江口岸渡江,经过了泰兴、淮阴、衢州、郑州一直到武汉。还有一种说法是孙将军曾经一度留在了难民区里,受到老百姓的保护,甚至在拉贝和魏特琳的安全区里。

这些说法都是流传,从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中查找不到。但是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作为一个部队的高级指挥官,打仗打到了最后,你跟自己的部队失去联络了,指挥官本身是有一定责任的。你不应当离开自己的部队,但是在已经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我们从人性的角度看,他为了保存自己,有一定的方法暂时隐蔽一下,隐蔽在老百姓当中,隐蔽在哪一个寺庙里面,然后找机会再过江,再回到部队参加抗日战争,我觉得这个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孙宅巍说。

秦汉与孙宅巍

孙元良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自己逃生的过程:“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趁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泽两车站间跨过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著同胞殷勤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限伤心。这样,我便带了600多官长弟兄,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秦汉坦言:“我不是想要怎么样去标榜我父亲。但是有时候很多传闻,讲的好像对他的勇敢做了一些质疑,那经过你这样子一个专家讲出来,我其实是很激动的,等于也从你的口中见证了他一些事情。”

在孙宅巍看来,这样的交谈很有意义,“因为你既是孙元良先生的公子,又是主演《南京大屠杀》的著名演员,所以我们来交谈南京保卫战有许多共同的语言,感到很有意义。”

其实,这番交谈对秦汉的意义更为重大。“大概你没有发觉,我当场马上觉得热泪盈眶,很冲动了。”秦汉说,“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孙先生是一位学者,对这个事情应该做了很多考证的工作,他讲的事情有一定的公信力,对我父亲做的事的一个肯定。我这个做儿子的,觉得为我父亲骄傲吧,感觉在当时,他可以说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了,这个很重要。”

“七十八年前的今天,南京城烽火连天,血肉横飞,父亲孙元良和他的将士们所展示出的勇气和信念,令我辈汗颜。中国军人,浩气长存。”在中华门的城楼上,秦汉写下了南京之行的手记。(文/周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