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与日升昌 晚清财富传奇乔致庸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商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但一直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明清时期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帮崛起,更为中国的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色。大量详尽的史料告诉我们,一百多年以前,中国最富有的省份是山西,这里是全中国著名的金融贸易中心。
晋商是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其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在清代的全国商业领域中,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也是来自山西的商人。晋商文化蕴涵的勤劳、朴实、诚信、奉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的历史传承。悠悠千古事,谁与问东流?几千年来,晋商人才辈出,到清末民初,乔致庸横空出世,写尽商海风流,堪称一代儒商。
作为一代晋商的杰出代表,其行其德、其人其才,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重温历史,让我们走近一代儒商乔致庸,探秘晚清财富家族的创富传奇,领会乔氏家族跌宕起伏的商海艰辛,感悟处变不惊、力挽狂澜的巨商气魄。
乔家的第一代发家人叫乔贵发,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
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面临破产。但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广盛公东家为人处世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
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也重新复兴,于是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这段经历奠定了乔家经商重诚信的基础。而将家族生意乃至票号生意发扬光大的,是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
乔致庸(1818~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清嘉庆二十三年出生于山西祁县。乔致庸幼年时父母双亡,家业由兄长乔致广继承,而他由大哥大嫂抚养长大,极受兄嫂关爱。乔致广对乔致庸照顾有加却不似一般做父亲的严厉,因此乔致庸的生活可以说过得很自在。
乔致庸虽生于商家,但却对经商理财丝毫不感兴趣,一心只读儒家经典,想走科举之途。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而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
乔致广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不久后英年早逝。而此时乔致庸刚刚考中秀才不久,兄长去世传承家族家业的重担就这样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乔致庸不得不弃学从商,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奔赴奇诡难测的商场。
包头是乔致庸一展商业奇才的主战场。包头作为一个城市,形成较晚,从清嘉庆14年(1809年)设置包头镇算起,至今不过200多年。但包头作为清军军用物资运输及边境贸易的中转站,一直是晋商“走西口”的重要目的地。1850年黄河码头移至包头南海子后,包头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和转运码头。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包头已发展成为中国西北著名的皮毛集散地和水旱码头。
乔致庸经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是位商场高手。道光二十年(1850),乔致庸预计包头将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逐渐将经营重点转移至此。乔致庸在已有的复盛公基础上,以独立资本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咸丰年间,又经营复盛菜园。
此时,包头人口的增长更加迅猛,经济也日益兴旺繁荣,“复”字号的开设正应其时,获利异常丰厚。再加上三家“复”字号各有侧重,互为倚角,规模迅速扩张,成为包头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乔氏的“复”字号在包头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包头甚至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足见其影响力非同一般。
到光绪初年,乔致庸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开设通顺店,分南北两店,南店经营百货,北店经营绒毛皮张。又设有大德店粮行、“德兴长”面铺、法中庸钱铺,资本都很雄厚,与包头“复”字号遥相呼应,互为声援。
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他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开设“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更有不俗的表现。票号又叫钱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
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开支巨大,现金转运,不仅不便,而且危险。由于商品流转产生资本存贷的需要,因此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票号。
山西人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的“日升昌”是第一家票号,在道光、咸丰、光绪年间迎来其黄金发展时期。乔致庸由于经常异地经商,需要频繁的汇兑银两,他敏锐地意识到票号实掌金融流通之命脉,前景大有可期。
光绪七年(1881),乔致庸开设了“大德恒”票号,股本六万两。光绪十年(1884),乔致庸改大德兴茶庄为“大德通”票号,最初股本也是六万两。
此时,山西票号在全国已颇有声势,如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日新中等票号均在各地遍设分庄,实力也相当雄厚。乔致庸认为竞争并不足惧,反可借势,只要经营得法、信誉良好,不怕没有钱赚。在他的主持下,乔氏投入资本,在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遍设分号,方便跨地区贸易的远程汇兑。数年之间,即有大成,每年获红利在二十万两白银以上。
至清末,乔家的资产,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归化“复”字号的钱庄、当铺、粮店就有十余个,在老家祁县则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票号的总号,大德诚茶庄、义和恒(钱铺兼茶庄)和1个油面铺,在乔家堡村则有万川汇,即乔氏所有生意的总号。
连同分布在包头、京、津、四川、两湖等地的通和粮店、法中庸钱庄、大德西粮店、大德成茶庄等钱粮字号及票号分庄,产业总计在200处以上,仅流动资本就有700万至1000万两之多,如把不动产估计在内,有数千万两的财产,堪称富可敌国,而乔致庸本人也被时人称为“亮财主”。
【知人善任 严规明德】
乔致庸作为一介儒生,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赋外,其关键核心要素是乔致庸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整个商业经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之道。其儒商之道,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点:“知人”、“严规”、“明德”。古代家族企业,往往寄望于家长的德行威望。
家长贤,则家族旺;家长愚,则家族衰。大家族在家族范围内通过任贤用能,由最有才干的人来带领家族前进。但是,在管理事务中,为防大权旁落,绝少让外人插手。山西的不少票号在这方面表现得较为开放。乔致庸在用人方面颇有先见,且能知人善任,宽严相济,大度慷慨。
初开票号,人才短缺,乔致庸聘用了票号熟手阎维藩为总经理,立时打开局面。阎维藩,本是祁县下古县村人,17岁时入平遥蔚长厚票号当学徒。因聪明好学,应对灵活,深得掌柜赏识,后被派往福州蔚长厚分号掌事。在福州时阎维藩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为恩寿垫支10万银两。
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票号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乔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氏大为感动。
阎心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他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乔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年仅36岁,乔致庸更是感叹其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
阎氏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即使是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阎维藩也调度有方,应对得当,使大德恒获利不减。乔致庸还与阎维藩结为儿女亲家,义上加亲,合作无间。
除了阎维藩,乔致庸还大胆起用文盲马荀为大掌柜。马氏原是乔家包头复盛西商号下属粮店的一位小掌柜,马虽是文盲,但经营有方,使小粮店连年盈利。而当时的复盛西商号却因经营不善,需要小粮店贴补。本来小店掌柜是无资格面见大财东的,但马荀回到祁县时却采取自称大掌柜的方式,要求面见大财东,乔致庸感到奇怪,便召见了这个自称大掌柜的人。
马氏便把包头商业情况当面向乔致庸做了汇报,致庸看他对业务讲的头头是道,是个人才,遂付其资本让其粮店独立经营,后来,果然成就不凡。
不久又让其经管复盛西商号,马氏又为乔家赚回了大量银子。马荀由于没有文化,遇到需他签名时,“荀”字经常缺胳膊少腿,以致成了“苟”字,人们又戏称他为“马狗”掌柜。在当时,商号能写会算的人有的是,一般不会让一个文盲管一个大商号,但乔致庸却不拘一格用人才,破格任用了文盲马荀,取得了成功。
此外,乔致庸的大德恒票号,还为我国的银行业培养了第一任银行行长,他就是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庄经理贾继英。1900庚子事变,慈禧太后一行由京仓惶而逃,途经山西时,贾曾代表大德恒票号总号为清皇室支垫西行路费银30万两(一说10万或20万),但要求西行之财赋收入暂由大德恒经管,对此要求,囊中无银的慈禧太后自是恩准。
当慈禧太后途经祁县时,大德恒总号又专设临时行宫接待慈禧等人。在这个临时行宫内铺着红地毯,挂着锦缎,内供美酒佳肴,山珍海味,使仓惶出逃的慈禧大喜,对乔家的大德恒票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慈禧太后在西安住了一年,财赋皆由大德恒经管,使大德恒一时俨然成了清王朝的临时财库,不仅原先支垫的30万银两如数收回,而且从经管的财赋业务中还赚了一笔。
后来,慈禧回到北京,准备筹办户部银行时,想起了大德恒票号的贾继英,便下旨召见了他。慈禧问贾继英想做官,还是想经商。贾继英说做官自己不是这块料,但经商还可以。慈禧太后说道:“那就给你个既做官又经商的差使吧”。
于是慈禧下旨,授他官职,同时筹办户部银行。光绪三十一年(1905),户部银行成立,贾继英出任第一任行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贾继英继任行长。可见,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这样的人才,原是由乔致庸开办的大德恒票号所培养。
严格的号规和家规,是乔家商业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乔致庸经商治理严格,重视以规约人,防范风险,增进信誉。这一点,也在票号经营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票号经营,风险很大,虽有好的人才辅佐,可放手发展,但如无科学合理的内部制度,就会让放手变成放任,影响企业的效率与信誉。
乔致庸每立一店,必与经理人合作,严定号规。这些号规内容全面,既包括奖惩制度、人事方案,也包括经营守则、道德约束。如其号规定有:号内员工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眷属,更不准嫖妓纳妾;所有员工不准赌博、吸食毒品;所有人伙按在号地位和身股大小,层层节制。如不循规蹈矩,到账期按所犯错误情节,或开除,或抹身股,或减劳金等。
乔致庸治家很严。乔家家教有多严格有个例子可以看出。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原指男女在春天或节日里外出游玩,后来专指嫖妓),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我国古代以琴瑟比喻夫妇,以“续弦”比喻妻死再娶)。
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
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当念物力维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儿孙,对联称:“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
他对长孙乔映霞格外器重,认为他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寄予厚望,教诲亦多,对其教育说:“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做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思怕失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乔氏的这些理财治家要道,也是留给世人的一笔宝贵遗产。
乔致庸儒商之道的核心内容就在于“明德”。无论做人办事,还是任人立规,乔致庸都十分重视道德水平。他觉得,如果才能平庸,但经营有“德”,店面还可维持;如时间长久,奠定信誉,还可能有大的发展。如有才无德,经营全在投机取巧,虽有短期获利,长久必坏大事。
在票号经营当中,他力倡勤俭谦和之德。勤俭谦和,不仅为圣贤之基,也是立店之本。号规中说:“我号谦慎相传,以高傲自满、奢华靡丽为深戒。且勤为黄金之本,谦和乃圣贤之基,自来成功立业,未有不从谦和勤俭中来者。我号来此占庄,须以谦和勤俭为根本,以务将来大成基础,既不负涉水登山之苦,兼可获公私两益之功。”
【儒道经商 力行义举】
乔致庸幼年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据记载,乔致庸在经商活动中,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当社会上出现天灾人祸时,他都会挺身而出慷慨赈灾。“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有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乔致庸,待人随和,处世中庸,善于计谋,一生行善,经常救济百姓。光绪三年,天遭大旱,寸草不生,人称“光绪三年,人死一半”,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
乔家“复”字号的祖训是:义、信、利。义放在第一位,其次是诚信,最后才是利。有一年,因战乱影响,包头皮毛堆积如山,驼绒价由每斤现洋1~2元降到1角多钱,许多绒毛店和皮毛商亏赔破产,各行各业都不景气,乔氏集资设“公益泰”商号,收购皮毛,乔氏自己虽遭受惨重损失,但却使皮毛行业得以为继,使许多皮毛商人减少损失或免遭破产。
有些客户,无力偿还债务,乔氏从不强索,与客户竭力维持良好关系,明知无利可图的生意,也不中途绝交。乔家经营的米面,质量好,分量足,价公道,故客户都要指名买乔家货。
19世纪末,由于连年战乱,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大量白银外流。晚年的乔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于清朝同治初年(1862年)开始在家院附近购置土地,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
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从一介儒生到晋商翘楚,一生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乔致庸的人生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他个性鲜明,精明中带有大道,儒雅中带有侠气,机敏中又不失本分,他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晋商乔致庸纵横捭阖,写尽商海风流。
其以儒治商、无为而治的领导智慧;崇德尚义、以义制利的经营之道;慧眼识才、善于用人的御人之术;诚信为本、仁厚待人、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着眼大局、深谋远虑的市场眼光;行胜于言、快速执行的实干精神;准备充足,谨慎处事的风险意识,身体力行地把晋商的品格演绎到至臻化境,成为一代儒商巨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