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与孙茂才 一代晋商乔致庸如何在辞职潮中留住人才?

2019-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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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最近网上和朋友圈都是关于辞职的人和事,想必辞职的人烦躁,公司也同样烦躁,既要想办法留住真正有才的人,又要想办法趁着这个辞职狂潮招揽更多的人才.临近岁末,往往年终奖发过之后就成了跳槽高峰期.跳槽的原因有很多:与同事关系不和谐,感觉领导傻X,在公司没有发展前途等等,马云说过:辞职不干的原因无非就两个.1:钱给少了 2:心憋屈了.没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那从领导的层面来看,该怎样留住人才呢?乔致庸与孙茂才 一代晋商乔致庸如何在辞职潮中留住人才?这让小管不免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

最近网上和朋友圈都是关于辞职的人和事,想必辞职的人烦躁,公司也同样烦躁,既要想办法留住真正有才的人,又要想办法趁着这个辞职狂潮招揽更多的人才。

临近岁末,往往年终奖发过之后就成了跳槽高峰期。跳槽的原因有很多:与同事关系不和谐,感觉领导傻X,在公司没有发展前途等等,马云说过:辞职不干的原因无非就两个。1:钱给少了 2:心憋屈了。没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那从领导的层面来看,该怎样留住人才呢?

乔致庸与孙茂才 一代晋商乔致庸如何在辞职潮中留住人才?

这让小管不免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面对伙计马荀辞职的桥段,简直就是经典处理方式模板啊。

马荀也跟众多复字号伙计一样,向东家乔致庸递交了自己的辞呈,当时乔致庸问马荀为什么要走,有话直说,马荀并未说明理由,看来是铁了心要走的。

乔致庸与孙茂才 一代晋商乔致庸如何在辞职潮中留住人才?

面对这样的情况,乔致庸是怎么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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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致庸对马荀的辞号并没有直接说同意与否,而是让他回去等待答复。转过身就与“参谋长”孙先生商量了起来,为什么商号一直都很看重伙计和掌柜的,对他们都很好,但像马荀这样的人才偏偏还是留不下呢?

乔致庸与孙茂才 一代晋商乔致庸如何在辞职潮中留住人才?

所有的分离都是因为一方给不了另一方想要的。当你的人才大量流失或者是有能力者纷纷想要离开你时,就需要高度重视了。乔致庸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不管是一家一国还是一店,要想兴旺就得有人才,人才是什么?人才是咱们做生意的根本!

面对面解决问题,为人才打破固有规矩

乔致庸为了留住马荀,请他吃饭、喝酒谈心,再三追问下,马荀最终道破原因:忍受各种苦楚好不容易学出息了,结果又有各种严苛的店规管着,不能与家人团聚还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为什么辞职的都是伙计而不是掌柜的呢?因为掌柜的薪水高并且还有红利可以领,怎么会辞职呢!

钱少事多离家远,这算不算是自古以来所有辞职者的共同心声呢?对于这样的理由,乔致庸决定做一个大的改变,那就是打破晋商的传统,凡是学徒出师想要留下的,都一律顶一厘的身股,并且以后还逐年视情况增加,但在享受这个待遇的同时,也不能越过掌柜的管理,必须听掌柜的调度。像马荀这样的人才,可以说上班就是为了多赚钱,能够供养得起自己的家人,所以乔致庸的做法无疑直接击中了马荀的内心。

这样做说白了就是诱之以利,让伙计心甘情愿的“被诱”,同时还解决了因此而起的管理问题,不得不说乔致庸的手段和魄力让人佩服。不过,这样“高资格”的待遇,也不是每位员工都可以享受,复字号钱庄近八成的生意都是靠马荀做成的,这是他的能力,也是乔致庸为了让他留下打破晋商传统惯例的理由。

从“为他人干活”变成“为自己干活”

乔致庸给马荀加了身股,让他可以用这笔钱去安顿自己的一家老小,毫无后顾之忧为乔致庸继续工作。此外,乔致庸还给了他锻炼的机会,这下马荀的心踏实多了,他说了一句话:“我现在不仅是为您干,也是为我自家干”。可见,乔致庸的做法改变了晋商沿袭多年的只给掌柜身股不给伙计身股的制度,快速解决了伙计的积极性问题,让伙计们从“为他人干活”转变成“为自己干活”,从而留住能干的伙计,壮大复盛公的生意。

对人才而言,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这句话有时并不正确,现实中,一个好的人才,在一个管理死板、论资排辈、赏罚不明的环境中,要么被挤走,要么被埋没。在乔致庸那个时代,远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管理方法和工具,但他只凭这一招就稳定了事业:深谙人性。

作为管理者的你,能否触电般地直达员工的内心深处呢?但不少人,是绝缘体,抑或是半导体……

乔致庸推出伙计顶身股

剧中乔家在平息包头“高粱霸盘”生意风波后,许多伙计特别是以马荀为代表的特别能干的伙计却纷纷向乔东家提交辞呈,要求辞号。乔非常纳闷,就问孙茂才。孙解释说这是惯例,商号徒弟进来4年出师后一般都要离开,能在原商号呆上三五年的很少,能干上七八年的几乎没有。

就是不让辞号,其他商号的大掌柜也会以高薪挖走。这表明,当时人才流失非常普遍,没人去在意。伙计跳槽的根本原因是原商号待遇太低。这一点从马荀的话中更能得到证实。

乔请马荀喝酒,欲劝其留下。里面有一个细节,有个叫高瑞的伙计一到饭桌旁就想坐下,马立刻阻止,说:“这是店里的规矩,掌柜们吃饭,伙计们都得站着。”这一方面说明马个人素质高,熟记号规,一贯遵规守纪,礼数周到;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伙计与掌柜、东家的身份尊卑有别,地位低下,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伙计积极性的发挥。

当乔问马辞职的原因时,马引用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一句话,他说,东家出银子占的是银股,掌柜的以身为股占的是身股,掌柜的不愿意辞号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薪金比伙计多十几倍、几十倍;二更重要的是到了分红的账期,掌柜能跟东家一起分红利。

乔又问他,如果让他顶一份身股,他应该顶多少合适。马说能在生意里顶二厘身股就满意了,去年到账期的时候一股分红1200两,两厘身股就可分红240两,比他4年的薪金加起来还多两倍。他说要是有了这些银子,一家老小吃饭就不愁了,而且还能买房子置地。

从上述情节可以看出当时商号的分配制度的弊端。像马荀这么忠心能干的跑街伙计(相当于现在的业务员),在复字号当了4年学徒,又干了10年伙计,钱庄近几年的生意有八成都是他做的,其贡献不可谓不大,其功劳不可谓不高,但其年薪只有区区20两白银,连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都达不到,甚至连一家老小都养活不了,难怪他去意坚决。

乔反思后,力排众议,敢为天下先,打破常规修改号规。新号规第十一条规定,各号伙计出师后顶一份身股,身股由一厘起,每年按劳绩由东家和掌柜来决定是否添加。

何为身股制

一般认为,职工持股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路易斯·凯尔索提出了扩大资本所有权思想,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职工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做出了法律规定。此后,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相继推广。

其实早在19世纪20年代,我国就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股权激励制度,其典型代表就是由500年前的晋商首创的山西票号的身股制。以清朝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日升昌”票号的诞生为标志,山西商人实现了由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变。

此后100年,山西票号称雄于中国金融界,被西方誉为“山西银行(Shansi Bank)”。身股制萌芽于明代的贷金制、伙计制,发展和兴盛于清代及至民国初年,是晋商独创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银股也称财力股,是商号东家在开办商号时投入的资金,每股面值为2000~10000两白银不等。身股俗称“顶生意”,是商号的职员以个人劳力折成股份,并享有与银股等量分红的权利,且不必承担亏损责任。

正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东家,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而商之”。这与西方的有限合伙制不同,有限合伙制的出资者承担有限责任,出力者需承担无限责任。相比之下,身股制的可操作性强,有一定的优越性。在创立身股制早期,只有掌柜才能以身入股(类似MBO,管理层持股),一直到了乔致庸掌门乔家时,才规定伙计也能入身股(类似ESOP,员工持股)。

持股主体资格及管理

剧中乔致庸在包头总号开会时对掌柜们说:“不管是一国一家还是一店,要想兴旺,就得有人手,人手是咱们做生意的根本。”他把人才视为根本,“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他认为,天下的事总得有人第一个去做,只要能为复字号留住人才就可以做。

掌柜的有身股,而伙计没有,企业效益也就不可能最大化。他在晋商里开了伙计顶身股的先例,打破了东家、掌柜和伙计的身份界线,把伙计也变成了东家,使伙计在内心里就和掌柜的甚至和东家平起平坐了(类似国企干部人事、劳动用工、工资分配的三项制度改革时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线)。

但是,并非所有的员工都能顶身股,只有达到规定的工作年限和工作业绩的员工才有资格。如复字号号规就明确规定“各号伙计出师后顶一份身股”,也就是说学徒是没有资格的。长期以来,在山西票号中普遍实行学徒制,学徒只有经过考试合格后才能进入票号。

据《山西票号史》记载:“票号收练习生,以为培养人才的根基。欲为练习生,先托人向票号说项,票号先向保荐人询练习生的三代做何事业,再询其本人的履历,认为可试,再分口试和笔试两种。”

学徒时间一般为4年,第一阶段是为掌柜“提三壶”(茶壶、水壶、尿壶)、干杂活,练习算盘和写字;第二阶段训练背记“平砝银色折”,做一些抄写或帮账之事;第三阶段就可以上柜台跟着师傅学习做生意。学徒出师后,经考核认可转为伙计,按照店规,由大掌柜推荐、东家决定是否顶身股,“推荐学成,身股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身股的份额记入“万金账”(股本账),作为红利分配的依据。

身股数量的确定及增减

一定的工作年限是享有身股的前提,而其数量主要取决于工作业绩。票号员工顶上身股后,身份和地位也随之改变,但是如果在员工中不分层次,每个员工顶身股数一样,就会变成“吃大锅饭”,员工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人员级别不同,所顶股数也就不同:大掌柜(总经理)一般可顶一股(即10厘),二掌柜、三掌柜(副总、总经理助理)可顶七八厘,伙计大多可顶一至四厘。

每逢账期(一般为4年)可增加一二厘,且份额的增加不一定完全循序渐进地“爬格子”,而是根据业绩或贡献大小来决定提升的幅度。如果业绩不佳,就会原地踏步甚至减少份额。

掌柜的身股数量由东家确定,伙计的身股数量根据复字号店规“每年按劳绩由东家和掌柜的决定是否添加”。身股制等级层次分明、体系完整,从1厘至10厘有10个等级,从1厘半至9厘半有9个等级,一共有19个等级,这对于已有身股和没有顶上身股的员工来说,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员工为了登高位、多顶股份,无不努力工作。

随着票号规模的逐步壮大,身股越来越多,身股与银股的比例一般为二八、三七,也有四六的。到20世纪初期,各票号的身股数普遍超过了银股数。如乔家大德通票号,1889年银股为20股,身股为9.7股,到1908年时银股仍为20股,而身股增加到了23.95股。随着身股比例的增长,顶身股的员工越来越多,每个员工所顶的份额也越来越多,因此员工个人利益与票号整体利益的关系就更加紧密。

身股的分红及退出

顶身股人员没有年薪,只有到账期(一般3~5年)分红。但每年可领取每股300~500两左右的“应支银”,分四季支用,到账期分红时扣除。如果没有红利可分,则只能享受“应支银”。到账期时,身股与银股同股同权,按股份数平分利润。

员工身股份额越多,分红与年薪之比也就越大。以乔剧中马荀的收入为例,4年年薪总额只有80两。按每股分红1200两算,若顶1厘身股,所分红利为120两,是薪金的1.5倍;若顶5厘身股,所分红利则为600两,是薪金的30倍。随着商号每股分红的不断增长,分红及年薪比例也越拉越大。与此同时,东家的收益也显著增加。

以乔家大德通票号为例,从1889年到1908年20年间,虽然银股的比例变小了,但由于整个蛋糕做大了,东家最终分得利润还是大大增加了。1889年大德通票号盈利约2.5万两白银,每股分红约850两,银股和身股(20比9.

7)分别分得1.7万两和0.8万两;1908年盈利达到74万两,每股分红约1.7万两,此时银股和身股(20比23.95)分得红利分别为34万两和40万两。虽然红利的一半以上分给了员工,但东家所分红利是20年前的20倍。

身股代表的是活劳动资本,不能转让,也不能继承,因此顶身股者离职或死亡后其股份随之终止。但是,为了防止大掌柜出现短期行为,规定大掌柜在退休后仍可享受若干年的身股分红权,但如果他举荐的接班人不称职,则要承担失察之责,身股红利要相应减少。

乔剧中,在高层人事震动后,为了不动摇其他大掌柜的队伍,乔致庸决定仍然保留原复字号大掌柜顾天顺(在复字号干了40多年,大掌柜也干了10多年)的薪俸和分红。随后,新任大掌柜马荀宣布新店规加的第二十一条:“今后凡是在乔家复字号效力30年以上的掌柜,一律保留身股养老。

”这等于给留任掌柜吃了颗定心丸,只要干得好且能留下来,复盛公就能养活他们一辈子。有这样的长期激励和保障机制,他们能不为商号殚精竭虑、创造最佳效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