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出川还剩多少人 川军出川 血铸悲壮之歌
78年前,安县青年王建堂身背“死”字旗,和其他热血川人一道,义无反顾从四川踏上抗日征程。此后八年间,四川有350多万军人出川参战,有64万多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均居全国之首。川军阵前洒热血,川人在阵后坚强支持抗战。四川作为大后方,出钱出物出力,为八年抗战提供的财政粮赋,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在那场可歌可泣的民族大抗战中,四川人民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和牺牲。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历史不能忘记,缅怀是为了奋发。今天,天府周末带你重温“川人大抗战”的峥嵘岁月,让我们沿着抗战先辈的足迹,从抗战精神中汲取力量,共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8年抗战,川军凭借其血性和为民族而战的大义,在淞沪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多个经典战役中出征。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抗战结束时,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仁如此评价:“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淞沪会战打响川军第一仗
川军誓师大会后,首批将士分为3路出川。北路由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率领从成都启程,徒步经川陕公路至宝鸡,然后沿陇海铁路进入山西;中路由川军将领杨森率领20军从驻守的贵州出发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南路则由第23集团军总司令刘湘率领从重庆启程走水路参加南京保卫战。
川军抗战研究专家何允中介绍,9月初,杨森的部队一路急行军驰援上海。此时,淞沪会战已经打响,杨森部队陆续抵沪以后,编入第十九集团军序列,驻防上海郊区。
何允中说,杨森的20军虽然装备陈旧,但将士作战非常勇猛。“最先抵达战场的134师402旅804团奉令接防进入顿悟寺左翼阵地,来自广安的团长向文斌用了一个晚上就打下阵地,又奉命守了一天。本来1000多人的团,在日军的夹击下,只剩下200人左右。
向文斌也在一天之内,从中校连升两级成了少将。”而在坚守陈家行阵地的战斗中,杨森在情势危急时把担任警卫的特务连也派上了阵地。今年96岁的成都老人张文治当时正是特务连的代理连长。
老人多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当他抓过机枪扫射时,一辆坦克冲了过来。“我说了一声‘这个东西讨厌,哪个去收拾了它!’结果一个士兵马上就抓起手榴弹冲出去了。”最终,坦克炸毁,士兵也受了重伤。
淞沪会战惨烈的细节不胜枚举。何允中说,“日军早在此战十多年前就绘制了上海的精确地图,为日军炮火提供了精确参考。面对日军强大的火力,守卫阵地的川军官兵常常整连整营地被敌人的炮火毁灭。”再加上上海地下水位高,工事挖下去不到1米就有地下水,“躲在工事里的士兵都是泡在泥浆里打仗,只有冲锋时才能跃到地面来。”
血战7天,川军伤亡人数达到7000多人。
血染娘子关战役
北路川军的命运似乎更加多舛。
何允中的父亲何煋荣,正是北路出川的第22集团军41军124师的一位团长,他在生前无数次给儿子讲述北路川军的惨烈。
川军作为地方军,缺装备众所周知。但川军的装备究竟有多差?穿草鞋、短裤、拿大刀和步枪是最鲜明的特征。何煋荣回忆,北路川军越往陕西、山西走,天气越冷。到达山西时,当地已是冰天雪地。将士们乘坐火车前往阵地,有的在车上就被冻死,更多的被冻僵,到了目的地已经无法下车。41军最现代化的装备,是4辆卡车。但在翻越秦岭时,两辆车因为道路结冰直接翻下悬崖,20多个士兵还没走到战场便牺牲了。
在川军赶赴山西时,太原会战已经打响,其战略要地娘子关告急。此时,娘子关前线的国军总指挥已等不及川军成建制地开往战区,要求部队到达一批就往前线上一批。邓锡侯曾向战区长官阎锡山请求缓时,称川军没有时间按规定完成战备,此外后勤堪忧。但最终,被阎锡山的20挺轻机枪和200件棉军大衣就打发了。
1937年10月中旬,娘子关已经岌岌可危。23日,22集团军364旅乘火车到达会岩镇后,只接到10个字的作战命令:“即刻出发还击西进之敌。”途中,尚未准备好的川军便遭遇日军,开始战斗。何允中说,日军要形成包抄之势,打得无比凶狠,“除了轰炸扫射,还用了火焰喷射器,烧得战士遍地打滚,然后冲过来就用刺刀扎。
后来,又投下毒气弹轰炸,川军冲锋路上尸横遍野。”364旅没有长射程武器,捷克轻机枪只有两挺,根本无法还手。一天下来,一个旅阵亡1000人。而在退守途中,364旅又遭遇一股日军,战斗中又被打掉200多人。
面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同样被要求零散上战场的其他川军也伤亡惨重。10月31日,22集团军清点被打得七零八落的41军,发现原来的2万多人,在短短一周内,就已经只剩下一半。
滕县保卫战打出川军声威
娘子关失守,阎锡山归罪于川军,致川军险些被遣返回川。最终,李宗仁收留川军,而在滕县保卫战中,川军第41军122师也以全师伤亡5000余人的惨烈,击毙日军4000余人,打出了川军声威,并奠定了台儿庄一战的胜利基础。
何允中说,川军的第41军和第45军被李宗仁收留后,奉命开赴临城、滕县守备。此时,他们的弹药备足了,尤其是手榴弹,几乎人手一箱。虽然当时每个军只有1个师的兵力,但满怀憋屈的川军官兵士气高涨,严阵以待,准备好了打一场洗刷屈辱的恶战。
1938年1月,徐州会战打响。为了打通津浦铁路,连接华北与华中战场,扩大侵略,两路日军打算会师台儿庄,打开通往徐州的大门,而驻守滕县的川军,则被要求阻止日军南下的脚步,为国军调集军队守卫台儿庄的战略部署赢得时间。曾经参与滕县一役的何煋荣回忆:3月14日,万余日军直攻县城,当时驻守川军共两万多人,但是很大一部分是留在城外的散兵。敌众我寡,守城困难极大。
3月16日开始,日军用重炮进攻滕县县城东关,同时飞机还狂轰滥炸。由团长王麟和副团长何煋荣率领的740团的两个营被打到没弹药,只剩下20几个人时,还在坚持巷战。很快,县城南关也在日军炮火下失守,当时王铭章师长仍然在十字路口指挥作战。
何允中说,当时守军弹尽粮绝,王铭章已经抱了必死之心与城共亡。“他安排我父亲出城寻找外围部队再杀回城里,自己则率军巷战。”不料,被日军炮弹击中腹部。根据何允中父亲回忆,几名卫士用绑腿把他系住放到城外,又遭城外之敌扫射,王铭章连续中弹,最终阵亡。
王铭章牺牲后,守城官兵继续与日军搏斗,直到18日午前,滕县才彻底沦入敌手。守城的川军将士全部壮烈牺牲。
滕县保卫战坚持了三昼夜,阻滞了南犯徐州的大量日军,同时为孙连仲部赶到台儿庄设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奠定台儿庄一战的胜利基础。
带“死”字旗出征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建川博物馆川军抗战馆里,一面复制的“死”字旗引人注目。这是1937年,四川安县热血青年王建堂主动请缨抗战杀敌时,其父专门为他制作的出征旗。旗帜上大大的“死”字和对儿子的殷殷勉励,至今让人热血沸腾。一面“死”字旗,折射出四川人民在民族危亡之时,识大义、重大节。
父亲送儿上战场
1937年,抗战爆发。当时,战火还没有烧到安县,但就在当年冬天,100多位热血青年主动请缨出征,其中就包括王建堂。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当王建堂拜别父亲,在安县参加欢送会时,他的父亲托人给他送去了装有“死”字旗的包裹。
当旗帜打开,现场人士无不为之动容:在这面由5尺白布制作的旗帜上,中间一个大大的“死”字触目惊心,这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以“死”激励儿子保家卫国。旗帜左右,各写有勉励之语。右题:“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题:“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一个父亲在此时送出“死”字旗,其表现出来的民族大义,让人肃然起敬。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说,“一面‘死’字旗,浓缩的是中国男人和中华民族自强、独立的精神!”
失地不复,誓不回川
在民族危亡之际,像王建堂一样愿意为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四川人还有很多。
1937年9月5日,川军将士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召开出川抗战的誓师大会。
川军抗战研究专家何允中介绍,当时的誓师大会设了两个会场,主会场在祠堂街的大光明剧院,分会场则在少城公园的露天体育场,主会场的一举一动,可以通过高音喇叭传送。那天早上,祠堂街人头攒动,掌声和锣鼓声震天动地。
这场誓师大会,留下了太多让人热血沸腾的瞬间。辛亥革命元老张澜在宣读“欢送川康出征军告同胞书”时说,“我们大家热烈欢送出去打仗的川康军,因为他们是为着保卫我们老百姓的命,是为着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川军将领唐式遵则誓言铮铮:“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他还诵诗一首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川军用行动兑现了诺言。8年抗战,川军英勇杀敌,血溅沙场。据统计,四川有350多万壮丁奔赴抗战前线,死伤川籍将士多达64万。在众多著名战役中,都曾留下了川军的身影。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吴晓铃题图摄影衡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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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竞
山河倾倒痛心扉,华夏悲鸣失翠微。千寇凶残挥血刃,万民离乱别庭帏。家亡怒激苍生恨,国破频飞战事旌。一纸降书情振奋,惨赢扼腕更觑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