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生父亲 贵圈人物|黄秋生:我一直在寻找的不是父亲
出人意料的顺利,两个礼拜之内,父亲的所有资料都被找到了,还有黄秋生其中一个哥哥的电话。父亲早已另外结婚,生有两儿一女,后来带着家人移民澳洲,并且已经在1988年过世。
离开英国前的最后一天,黄秋生打了电话。因为当时两个哥哥在船上,联络到一名侄儿,只比黄秋生小两岁。他答应黄秋生会通知长辈。
回到香港等了两天,黄秋生又用电子邮箱联络了两个哥哥。等待的过程比这半个世纪还要难熬。黄秋生一直以来都知道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但对方对他毫不知情。他们已逾古稀,如何接受凭空多出一个弟弟?
幸好,对方态度很好,当即回了邮件问他几时可以去澳洲见面,次日一大早又打来电话,“他们说商量好了,下个礼拜就来香港见我。”
“心情很好奇,他们会长什么样?第一句应该讲什么?见面之后应该怎么样?其实我不知道。”
都是成年男性,见面的过程看起来很平常,“没有很激动,就是你好、欢迎你、车在那边,我帮你拉行李。”神奇的是,上车后不久,大概五分钟、十分钟里,大家已经烂熟,剩下的几天,也就是吃、喝、交谈,这让黄秋生觉得,“好像一直以来大家都是认识的。”
图3/13 黄秋生与两个哥哥
两个哥哥带来了大量照片,临走的时候还留给了他一本。通过影像,这个叫做Fred Perry的英国男人在黄秋生的脑海中逐渐立体起来。关于父亲的事情母亲从来不会说,甚至提到都会态度很糟糕,黄秋生只能靠零星的记忆来拼凑。
他还记得自己9岁时生病,母亲实在缺钱,就打电话给父亲,那边要母亲预支话费才愿意接听,电话接通,父亲也不愿给钱,称自己的妻子患癌,已经花了很多钱,从那之后,母亲便不再打给父亲。
但他觉得父亲不是一个坏人,“他帮很多人,帮我妈已经是很好了。我妈那个时候有肺病,病到差不多死了,他帮我妈找了一个地方给她住。他们开始的时候不是谈恋爱,是从帮我妈开始。然后不知道我妈是感激他,还是怎么样,才开始谈恋爱。”
很多人说,老Perry根本就是个渣男,黄秋生不可能看不明白。哥哥们对这个父亲也表达了不满,他们惊异于他竟然对远在香港的母子不闻不问,甚至提都没有提起过。
但斯人已逝,血缘的感应最终超过了价值判断。曾在香港生活过的两个哥哥带他去一家餐厅吃牛排,去了之后,店家居然记得这两个几年前来过的鬼佬,黄秋生问店家,为什么你们会记得他们?对方答:因为他们吃完之后跑到厨房去跟厨师握手。黄秋生心想,这不正是他自己的习惯吗,“我经常会这样去搞人家,吃到好吃的我就会跑进去找厨师,竟然连这个都是一样的。”
哥哥还告诉他,以前父亲去餐厅点了煮蛋,第一次上来的是溏心蛋,那个年代不兴这个,他生气,说鸡蛋没熟,让拿去重做。第二遍,蛋壳里进了水,口感差了,父亲便把煮蛋的人叫来,将整颗蛋拍到了对方头上。
黄秋生想起自己以前在剧组里吃盒饭,觉得不好吃就扣到地上。
他感慨说:“都是一样的,改不了。但这样真的不好,很不礼貌。”
“我跟垃圾桶有什么区别”
黄秋生英文名Anthony Perry,姓氏源自父亲,名字也是父亲取的。
父亲是当年港英政府的官员,母亲祖籍广东江门。4岁以前,黄秋生就生活在这个中英异国结合的家庭里,而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香港稀松平常。作家陈冠中“香港三部曲”中的《金都茶餐厅》里写过一个主角“咸虾灿”,母亲“黑瘦广东人”,父亲“肥白英国佬”,以这类家庭为基本单位,映照了香港社会“半唐番”的征象。
图4/13 黄秋生幼年家庭照
“混血”的文化一开始并不意味着“交融”。在香港,华人和西人拥有不同的种族身份和生活范围,作为殖民“不经意”的产物,混血儿不得不遭受来自双方的挤压和疏离。本土香港人对西方人或畏惧、或羡慕、或忌恨的复杂情感,最后通常会化成一句“鬼佬”或“破该”,转嫁到混血儿身上。
为了工作,母亲无法照看黄秋生,把他送到寄宿学校读书,就是在这个阶段,他学会了打架、爆粗口,有人骂他,一定骂回去,有人挑衅,一定打回去。
后来有同为混血的朋友告诉他,广东人口中的“鬼佬”也许并不是侮辱,就像一个很粗鄙的诨名。回想起来,黄秋生认为那时的火爆源自深深地自卑感,是一种过于强调自我保护的应激反应:“一个人是自卑的,人家说什么你都觉得有问题。”
母亲很疼他,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自卑。母亲的情绪问题让她成为黄秋生口中的“自杀专家”:“年轻的时候,她的个性是林黛玉式的,经常哭,她很喜欢诗词,写的都是李清照的那种,就是那种个性。”
图5/13 幼年的黄秋生和母亲
但母亲并不弱小。她用她的执拗养大了黄秋生。父亲走后,原本是粤剧演员的母亲为了赚钱唱到失声,又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只能去做女佣。在黄秋生的记忆里,家里很穷,但没有一个亲戚施以援手,对他们母子讲的话都很难听。
迫于生计,母亲后来改嫁了,但境遇并没有好转,甚至比以前更惨。继父的家庭很庞大,她一个人要煮20人的饭。“我那个时候做汽车修理学徒,很脏的,收工的时候回去,脏到坐公车不怕没位置,你走过去人家都会跑开,我累了坐楼梯,楼梯比我干净。我等厕所去洗澡的时候,坐在那个垃圾桶旁,就想,我跟它有什么分别。”
那时候黄秋生读书也不行,还有坐不住的“活跃症(多动症)”,他常常感到无助,如果真的有什么人可以被称作废柴,当年他真的是最废的那个。后来他去拜访当年的老师,老师说:那时怎么会知道什么活跃症,就知道你是懒、是蠢。
上了不到一年的中学,他退学出来打工,汽车修理厂学徒、帮花店送花、当装修工人,什么都做过。最穷的时候,他被朋友领到一栋老建筑的楼顶,一个穿了洞的水箱可以遮风挡雨,在这里住了很久。做了演员以后,他还经常到吕良伟弟弟家打地铺。
做演员一开始是为了赚钱,他经常说没钱都不能养命,还养什么艺术,这也是同辈香港电影人的基本共识。但他做得很不顺。演艺圈和外面的世界一样排斥混血。尽管香港上层遵照英制搭建行政、司法系统,但民间社会仍旧是彻底的华人世界,“黄皮肤黑眼睛”是华语影像主流符号,像黄秋生这样特征明显的混血长相一开始只能演“杂种”。
图6/13 电影《花街时代》剧照
回想起从前废柴一样的自己,他说,这辈子很少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一张臭脸不是扮酷,是真的找不到希望。
“你说那是中国特色吗?”
寻亲让黄秋生发现,自己与来自父亲这一边的血脉同构的地方还有很多,父亲喜欢打拳击,黄秋生也爱,两个哥哥组过乐队,黄秋生也组过,还发过三张专辑,从未谋过面的奶奶以前是开书店的,黄秋生说,怪不得我那么喜欢泡书店。
黄秋生很喜欢看书。和母亲住在一起时,很多书没地方放,他就把书暂放在母亲家里,自己去大姨家借住,住了不久又被赶了出去;后来稍微有了条件,他租了一个很小很便宜的房子,立刻把书搬了回来,没处摆床,他就睡在书上。
家人对他前途的安排是老老实实去卖货或者开车。黄秋生考亚视培训班,入学要找人担保、交保证金,大姨告诫黄秋生的母亲:你不要给他进去,你给他进去你就会后悔。几年后,黄秋生在亚视拍了不少戏,遇见演艺学院招生,想去深造,母亲准备借钱给他读,大姨又说:你不要给他读书,他读完书之后就会有思想,你会后悔。
图7/13 年轻时的黄秋生
黄秋生曾经被称为全香港最毒舌的人,他自己说,毒的不是我的嘴,是我的思想。2010年,黄秋生批评内地剧组,“这边在喊,我X你妈……那边就更大声地喊,我X你祖宗……其他人在做什么?没反应!没有任何人对这种激烈的语言有任何反应。我看到的就是一个神经病院。你说它是中国特色吗?你说这样可以专业吗?不可能的事情……”
黄秋生很早就到过内地。70年代后期,他和母亲及继父的家人一起来到广东中山旅游,遇见农村的小女孩,连鞋子都没有,向他们推销甘蔗、铜钱、草药等货物,看到继父的家人跟小女孩讲价,黄秋生很不爽,“我心里面想,你们那么有钱,几毛钱一条的东西,你还说两条吧,你怎么忍心讲价呢?你明明可以把所有的甘蔗买下来。”
晚上,家人去吃宵夜,和大家合不来的他自己留在宾馆,就着昏暗的灯光,他和门房的阿姨聊天,说想不通为什么内地会这么穷。门房阿姨想了半天,回答他说不是社会主义不好,是四人帮不好。
黄秋生大概从那时开始接触一些左派的思想,他读《空想社会主义》、看《红旗》杂志,觉得无政府主义“酷毙了”,后来又想去内地参加共青团。70年代的香港,思想左倾的青年很多,全港400万人,左派占了1/4多,他们单纯地反对港英殖民统治,信仰社会主义,热爱新中国。港英政府对共产主义思想管控严格,弄到一本《毛选》不容易,黄秋生因此跟一些地下书店稔熟,但他不知道,政府会在书店外拍照,谁进去过都会有记录。
有一次,家里要去台湾旅游,就黄秋生的签证没有下来,“我有一个舅舅是在台湾当’外交官’,我妈去问,舅舅回她说,你最好叫他不要来,好像他家里面有五星红旗。”他现在还是不清楚,自己房间里藏着五星旗怎么会被知道。
2007年,黄秋生接拍了电影《老左正传》。这是黄秋生在内地银幕的第一次亮相,他饰演的老港是一名真诚的左派,高举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这个剧本他看哭了三次。
后来他又出演了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在里面演一个教师,弹着吉他,哼唱印度民谣《美丽的梭罗河》。姜文说黄秋生,没想到六七十年代的那些红歌、诗词,很多他都会唱、会背。
图8/13 黄秋生与姜文
黄秋生也说,他喜欢鲁迅、喜欢毛泽东,喜欢姜文,他们都是有“战士的特质”的人。他还喜欢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贝多芬,他有很强烈的英雄情结。
“我也不是笨蛋”
作为一个“异类”,黄秋生除了战斗,其实也有一套与他人共存、且行之有效的生存法则。他说过,“我如果妥协,也是战略性退却,为了下一次进攻,为了更好地再一次出发。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样啊,为了保留实力,毛泽东的思想、战略好厉害。”
“(左派)在那个年代是很rock的精神,有些朋友是从内地移民到香港的,但是都觉得谈论左派思想太敏感。所以我都没有跟别人谈论,免得大家吵架。”
黄秋生也曾外表俊朗。但他没做过成为刘德华和周润发那样偶像派的梦。“那个年代,混血只能做反派。”
图9/13 黄秋生年轻时的照片
黄秋生算好了这条路,觉得不亏:“你看,每一个人都争取做正派,反派没人要。每一部戏写一个正派,就需要一个反派,其实也是主角,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一路走到现在,要是一直走个帅哥的路线,早就完蛋。”
夹缝生存,如果对人生还有一点期待,就要努力壮大自己。在亚视训练班学习时,他发现了自己对演戏这行的热情,但签约亚视之后,他发现拍电视剧的工作不是表演,“是装模作样,在浪费我的时间。每天都在等等等,从早等到晚,那个时候他们对演员的安排当你是垃圾一样。”
得知演艺学院开班,他就决定退出亚视去报考,尽管他也不知道读完之后会怎么样,也可能毕业就是失业。在演艺学院读书的三年,几乎每个大戏他都是主演,1986年演完舞台剧《大鼻子情圣》,法国文化协会专门写信到学校表扬他。
“那三年,哇!放松的不得了,有一些好同学,非常好的老师。那个年代是学院刚开始,没有那么多规矩,可以到其他的学院看人家跳舞、听音乐,到处跑。” 他说,那种快乐仅次于找到哥哥们。
但他当时并不表露。在演艺学院,他不跟人提自己在亚视的经历,毕业后,他签约了无线,很快又意识到不要跟人家谈论戏剧理论,“你要跟他们讲脏话,他们觉得你跟他们是一样的。然后他们就可以跟你做朋友。一开始的时候,别人了解了你的经历,说你是学院派,我说我不是,我什么都不懂。你就要这样装不懂,千万不要跟他们讲这场戏怎么怎么样,这样你就完蛋了。”
记者惊讶于这样一个脾气火爆的人竟然懂得藏拙,黄秋生笑笑说:“我也不是笨蛋。”
黄秋生当然不是笨蛋,只是运气有点烂。
第一年拿影帝,他主演的《八仙饭店之人肉馒头》是大冷门,大家原本想恭喜的是刘青云。活动结束已经很晚,连饭都没吃,黄秋生一个人拿着奖杯走在尖沙咀,很孤单的感觉。后来他打电话约导演邱礼涛出来喝酒,黄把奖杯放在桌子上,没人看、没人理。
图10/13 电影《人肉叉烧包》海报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他说,那时环境、文化、气氛都不同。
做了一百多年殖民地,临近回归的香港人对未知的明天充斥着末日情绪,罗大佑写了《东方明珠》,也写了《皇后大道东》,文艺界都谈论历史和现实问题,无暇关注一个演员。
四十岁后,黄秋生开始尝试着改变自己,约束自己的脾气,这种改变也影响了他的戏路。
图11/13 电影《无间道》剧照
《无间道》后,黄秋生开始接演一些和以前不太一样的、温暖的角色,变态、杀手、边缘警察逐渐从他的片单中消失。后来,他又重新开始演舞台剧,2016年演了《仲夏夜之梦》中的“仙王”奥布朗。
最近的五年,他感觉越来越好。接下来,他还要去完成一些想做的事情,比如把脑子里的一些故事拍出来。
“前几天跟两个好莱坞的监制聊天,我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我的故事通常都很童真,童真的故事都是讲爱的,讲家庭,当然是有趣的故事,不是那么平淡的故事。”
“我已经很感动了”
黄秋生以前经常自嘲,说自己的故事如果拍成电影“超级值回票价”:“单亲家庭,被父亲遗弃,以父亲为耻。中英混血然后家里好穷,哇,好精彩呀,我就差是个同性恋,就完美了!”
尽管寻求过各种理想、信仰、解释、尝试过发泄、逃离、又重启,但“异类”模式对他产生的影响经常显现。他玩摇滚,搞地下音乐,后来干脆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对各种社会问题表达意见、嘲讽乃至谩骂。
图12/13 黄秋生摇滚乐专辑封面
更具体的影响作用在婚姻家庭当中。据说他当年结婚不久就搬了出去,婚姻关系在夫妻分居状态下持续了很多年。黄秋生解释说:“那是因为两个人经常吵,我们个性都很硬,就不要常见面。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很忙,真的连睡觉都没有时间,回家就是洗澡,然后睡觉,睡醒了就出去,根本就没有时间留在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