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其峰学石涛 孙其峰 融古借西 自成体系

孙其峰 孙其峰 融古借西 自成体系---孙其峰的中国画教学

孙其峰不仅在书画、篆刻等艺术创作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他还是著名美术教育家,特别对中国画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中国,新式的学校美术教育起步于20世纪初。从1906年创办的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到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上海美专、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专、鲁迅文学艺术院,再到新中国以后的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和其他省市的美术院校等,其办学宗旨是培养服务于社会的美术人才。

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美术教育,其主导思想和教学内容主要来自解放区美术教学经验、苏联的教学模式和徐悲鸿体系—重视写实方法,强调美术的普及教育,以及对统一意识形态的遵循。

各院校虽然也开设中国画系科,但仍以西式的写实素描为主要基础课,以人物画为主要教学内容,并始终保持着对“保守主义"的批判姿态。这种格局与模式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

孙其峰在北京艺专读书时即接受了中、西画教育。他一方面受教于徐悲鸿学派,学习素描、解剖、透视等西方写实绘画的方法,同时又深爱着山水画、花鸟画而与汪慎生、秦仲文等传统派画家保持着亲密联系—以传统的师徒加自学的方式学习中国画。

毋庸置疑,这种学习艺术的起点,奠定了孙其峰兼取中西美术教育之长的思想基础。1952年,他从北京到天津河北师范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前身)执教,成为学校最早的中国画教师。此后他便与中国画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普通教师到系主任,再到分管教学的副院长,直到现在仍是学院的终身教授。

五十多年来,孙其峰兢兢业业以教学为天职,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为天津美术学院建立起了一支配置合理的中国画教师队伍,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中国画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国画教学体系。在美术院校蓬勃发展的今天,再次审视孙其峰的中国画教育思想、方法、经验和高尚的教师品格,将具有深刻的示范意义和启迪性。

教学思想

孙其峰历经师徒形式与学校形式、传统教育与中西结合教育,对中西艺术有着宽容的胸怀和兼取优长的态度,这决定了他对两种教学模式加以融合的教学思想。他既不像徐悲鸿那样认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要求中国画专业的学生也必须学一年素描;也不像潘天寿那样明确反对“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提出以白描为中国画专业基本训练内容。

在各个历史时期,孙其峰都坚持以传统为主、兼顾现代写生与创作的教学路线,拒绝一味守旧,也反对激进主义。其教学思想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注重中国画基本技能的培养。强调通过临摹等方式把握各类毛笔、墨、宣纸、颜料、胶矾等材料工具的性能与特性,掌握基本的笔墨技巧和结构画面的初步能力。

其二,对造型能力的培养,兼融写生(包括素描)与临摹两种方式,既重视写生与变化,也重视对造型的程式化概括。

其三,注重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要求学生多读书,重视画史、画论的学习和书法、篆刻的练习,以增强学生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融会贯通的能力。

教学组织与建设

学校美术教育不同于师徒传授的教学方式,它是一种与社会相关联的、群体合力才能实现其目的的教育方式。要想贯彻某种教育思想必须组织起一支有业务实力又配置合理的教师队伍。从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前期,孙其峰任主管教学的系主任,在组建中国画教师队伍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他出面从京、津两地联络或聘请了一批深谙传统画学、传统基本功、训练有素的老画家到校任教。表现出了孙其峰艺术观念与中国画教学思想的倾向性。

这其中有两个客观条件促成了这一计划的实施。一是社会的大气候。50年代末在文艺领域,中央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也要反对“虚无主义"。60年代初,中央又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文学艺术界开始关注对民族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借鉴,恢复了艺术院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鼓励学生苦练基本功。

二是得到了时任院长兼党委书记高镜明[16]和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张泊生[17]的大力支持。他们是推行这一计划的决策者。

从陆续调入学院的国画家的具体情况可看出孙其峰组织了一支怎样的教学队伍:

李鹤筹(1891~1972)名瑞龄,字鹤筹,号枕湖。原籍山东德州。1920年入中国画学研究会,与刘子久、吴镜汀、马晋同为金城弟子。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50年代初在北京荣宝斋研制石色,1959年调入学院任副教授兼国画教研室主任,1966年退休回京。以花鸟画名世,早年学张合庵,后刻意于宋元明清传统,长于小写意,尤善没骨,生纸熟绢,全以笔墨点染而成,风格工秀文雅。教学严格认真。

李智超(1900~1978)河北安新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艺专,师从山水画家萧谦中。1946年任北平艺专讲师,1947年春夏之间因教学主张不同而与校长徐悲鸿发生论争,同秦仲文、陈缘督等一起罢教,暑期后被解聘。

在教学之余,长期从事古代字画的鉴定、收藏,深谙古代画史画论,博闻强记,有很高的眼力与文史修养。北京画院成立后,担任画院刊物《中国画》主编。60年代初调入学院,教中国画论和山水画课。帮助孙其峰收购书画,进行中国画资料室建设。

刘君礼(1906~1978)河北安新县人。1931年入北京艺专学习,1934年拜张大千为师,后在河北任中学教师。1943年到四川,继续随张大千学画,兼理张氏卖画、理财等事宜。1949年以后,一度任职于国家卫生部。

1958年调入学院教山水画课。其山水画学石涛、龚贤,尝言“求石涛笔法,龚贤墨法为一"。善积墨法,喜画家乡白洋淀风光,风格细密深厚。能写生,谙熟各种树木的画法。重视中国画基础教学,曾为教学画了很多图谱式大册页,如山石、树木、舟桥之范画,供学生入门学习。

张其翼(1915~1968)字君振,号鸿飞楼主,满族,原籍福建,生于北京。其祖父张德彝曾任晚清政府驻欧使节。张其翼幼即喜画,曾将金城请到家中指教。30年代入辅仁大学美术系学习,受教于汪慎生等。后在家专心研究花鸟画,画法宗林良、吕纪,兼习马远、夏圭山石画法。

在家养花哺鸟,潜心写生,画艺大进,40年代在北京与田世光齐名。1956年调入学院,教花鸟画。“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张其翼善画各种禽鸟、猿猴,勾勒功夫尤其深厚。其作品工中带写,能赋予工笔以写意的活泼,写意以工笔的精谨,在20世纪花鸟画坛独树一帜。

溥佐(1918~2001)满族,清宗室,与溥仪、溥儒为同辈兄弟,排行第八。他出生在清亡之后,是在家族降为庶民以后的城市环境中成长的,没有溥儒式“旧王孙"的沦落感,一心于绘事。善画马及山水、花鸟。其画马近学溥松,远师赵子昂与郎世宁,严谨工整细秀而能得生动之致。花鸟以工为主而兼能写意,远追宋人,画风精整细密。亦能书,以清劲秀润为宗。1957年调入学院,教授花鸟、山水画。

萧朗(1917~ )名印(玺),字朗,别署萍香阁主人,北京人。自30年代随王雪涛入室研习绘事,专攻花鸟鱼虫十余年。期间又得到过齐白石、王梦白、陈半丁等人教益。1949年入华北大学三部艺术系深造,后到天津某中学任美术教师。1962年调入学院,教花鸟画。萧朗的花鸟画宗师王雪涛,善小写意画法,形象简括生动,情趣真率,笔墨洗练自然,赋色艳丽而不失典雅,风格秀丽、劲健,颇得灵动传神之趣。

王颂余(1910~2004)原名文绪,号颂余,生于天津。早年从溥儒、刘子久学习绘画,从溥默公习书法。善山水,精书法,谙熟古文典籍。1960年开始在学院兼课,1972年正式调入学院,除开山水画课外,还为青年教师讲授传统画论。其山水画以北宗为主,讲究丘壑,笔法清劲而厚重。

除以上正式调入的教师以外,长期兼课或兼任导师的京、津画家还有刘子久、秦仲文、刘凌沧、吴光宇,短时间来校讲学的有李苦禅、宁斧成、蒋兆和、叶浅予、黄钧、蔡鹤洲、白寿章、李昆璞、赵松涛等。组建这样一支在当时人看来偏于“保守"的教学队伍,可看出学习中国画传统技巧和传统理论在孙其峰心目中的地位。

应该说,这些教师有着不同的业务专长和不尽相同的教学方法,但他们都有深厚的传统基本功和传统文化修养,这一点是一致的。实践证明,有了这样的教学班底,形成一种重视传统的教学氛围,确实对美院的中国画教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特别是当这种教学思想和作法成为一个学校的传统时,便能培养出优秀人才。如当代知名画家白更延、陈冬至、吕云所、霍春阳、何家英、李孝萱、李津等都是在这种教育氛围中成长成才的。

孙其峰还特别注重教学梯队的建设。依照他的思路,青年教师主要来源于自己培养和外面调入两个渠道。在不能或难以从外面调入优秀青年教师的情况下,便立足于自己培养。这种作法已成传统,沿续至今。1959年以后,政治运动减少,国内出现了较好的文化教育气氛。

孙其峰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大胆借鉴传统的师徒传授式方法,请老教师一对一地教、带青年教师。院内师资不足(如人物、山水画),就请校外专家教、带。并明确提出“三年专心学习,然后自求发展"的要求。几年下来,青年教师也便成了某种题材中国画的专精人才,从而具备了较强的教学实力。

组织和实施教学计划还有一个重要环节——中国画资料建设。孙其峰深知,学习中国画的过程中,临摹、观赏原作的重要性,而当时资料室的中国画藏品几乎是空白。众所周知,50至60年代中国的艺术市场萎缩,向画店和画家本人购画十分便宜。

借着这一机遇,孙其峰在院领导的支持下,与李智超、溥佐等几位老教师大量购买可资借鉴、可作典范的古今画作。他还经常代表学校到北京购买一些老画家的作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的老画家被批判,生活十分困难,把孙其峰来买画看成是对自己的帮助和艺术上的肯定,同时也为自己的作品能派上用场而欣慰,所以总是把最好的作品拿出来任其挑选。

如王雪涛的册页、秦仲文的山水等。另外还号召在校的老教师作范画留作资料……经过十几年的积累,至1966年“文革"前,美术系资料室收藏的古今书画作品的数量已十分可观。

这些珍贵资料不仅在历年的教学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作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将越来越被社会所认可,而成为一笔宝贵财富。

教学方法

50至60年代,全国艺术院校都推行前苏联院校的教学经验,将素描课列为各课之首,而对中国画的特殊基本功及其传授途径多有贬抑。作为分管教学的系主任孙其峰并不反对学习素描,但决不放弃中国画的基础教学和对学生创作能力的培养以及传统艺术精神的教育。他采取的措施和方法是:

1.加强临摹课和技法演示课。在当时强调写生、贬低临摹的情境中,提出素描训练与笔墨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以可作为画法示范的名家作品为范本,供课上课下临摹。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展示范画并作具体的技法演示,以使学生能真切感知中国画材料工具的特性与各种笔墨技巧的操作方法。

2.带头编创画谱。孙其峰历来尊重中国画与书法的程式规范,号召并身体力行编创山水树石谱、花鸟走兽谱、书法谱等。便于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中国画的精神与方法。

3.设置实践课。在教学中安排相当数量的下乡、下厂等接触社会的实践课。孙其峰常亲自带队。他反对只劳动不上课的“左"的作法,哪怕被别人批评为“右倾"、“白专",也要教学生画写生和速写,以培养他们观察生活、捕捉形象、进行创作的能力。

4.开设传统画论课。孙其峰喜欢读书,擅长写文章,深知传统绘画理论对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和理解中国艺术精神、提高艺术修养和素质的重要性,特别从北京聘请(后调入)书画鉴定家、史论家李智超到校任教,开设“中国画论"课,大大提高了学生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理解。这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的美术院校中是不多见的。

以上所记述的是孙其峰作为分管教学的系主任对中国画专业课设置的整体安排、要求和具体作法。作为花鸟画教师的一个个体,孙其峰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教学法。

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又留在该院任教多年的郎绍君曾对孙其峰的教学法有过十分中肯而准确的评价:“孙氏教学法集中体现在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基础技巧的训练,包括造型、笔墨、色彩和构图几个重要方面。其具体作法是,把它们归纳为带有规律性的程式,并进行示范、提示要领。

这种方法与传统画谱如《芥子园画传》有相通之处,但决非搬抄画谱,而多来自他自己的经验,包括写生和创作经验。换又相互矛盾的关系上作出倾向性选择,尤其是在艺术市场化的当今社会,许多在职教师常把社会活动和个人创作放在首位,而忽略了在教学上的投入。

孙其峰却倾情于教学工作,有着一种甘作人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献身精神。对于工资、房子、画价、社会地位,以及开展览、媒体宣传等等,一向看得很淡。在教学上却投入了他毕生心血,而且这种投入是乐此不疲、无怨无悔的。这说明教学工作不仅仅是他的职业,而且已经是他生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孙其峰的思想深处,有一种近代民主精神,所以他对学生从无居高临下的师道尊严,而是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循循善诱地给予热诚帮助。他像关爱自己孩子一样关爱每一个学生,他从不歧视和训斥有缺点、天资不够、成绩欠佳的学生,反倒更认真地教导、启发、鼓励他们。

从50年代到80年代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不计其数,凡毕业后向他请教问题和画法的,他都一一回信,指出不足,并常以合作的方式给予修改、指导和鼓励。有时还亲自打电话给早已毕业的学生,催促他们要用功作画。

例如,笔者是天津美术学院(当时称河北艺术师范学院)1966年毕业生,喜油画,后多年从事美术史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97年想重拾画笔,到山东招远拜谒已77岁的孙其峰老师,请教花鸟画法。是时老师除演示画法外,还赠笔、赠言,给予莫大鼓励。后又多有书信、寄画、改画、补画等往来,使笔者受益匪浅。

孙其峰对校外学生也同样悉心教导,并根据不同水平因材施教。尤其是回到家乡招远后,许多慕名而来求教的学生,即使是刚刚起步的他也不厌其烦地从入门教起。几年下来,为家乡培养起了一支可观的书画队伍,对弘扬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做出了一份真诚的贡献。更加可贵的是,孙其峰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丝毫的勉强和做作,而是将此视为最大的乐事。人问其故,笑曰:“给学生添改,对我也是练习。"

孙其峰深悟“师学舍短"、“转益多师"的古训,所以从无门户之见,也无立宗立派之意,而只有热切盼望学生成才之想。他胸怀宽阔,绝无文人相轻的旧习气。在教学过程中,从不要求学生专学自己,而主张他们不拘一家一派,融会贯通、勇敢创造。

在学校里,他常常向学生或青年教师真诚地推荐其他老先生;他还有意识地带领那些有才华和一定水准的青年教师到北京寻找水平更高的老师,使他们能够转益多师,得到更大的提高。在他的《自省篇》(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在教霍春阳花鸟画的时候,大概是第四个年头(可能还早一些),我严峻地告诉他:你从现在起,不能再照我的风格画下去。

并且我告诉他,再临我的画算作是犯规……他开始想不通,不知所措,我告诉他可以‘集众长而自运’。

这之后他学过齐白石、吴昌硕,以至今人崔子范……最后,他终于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如今,孙其峰可谓桃李满天下,学生中有大成就者不乏其人,但他从不借学生以标榜和树立自己,而只是从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

于此,他有一个十分简单而朴素的想法:学生找一个好老师学画不容易,他要像汪慎生、秦仲文、徐悲鸿教导自己那样无私地为学生创造成才的机会,也算是对仙逝恩师们的一种报答。如此简单的逻辑支撑他倾毕生精力与热忱于中国画教育,在当今社会不是更加感人至深么?

孙其峰之所以得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还在于他勤奋、平朴、谦虚、智慧、幽默的人格魅力。

他对艺术的练习与钻研,极其勤奋。他曾说:“人们往往把画家分成‘天才型’和‘勤奋型’二大类。有人也问过我属于哪一型,我几乎连思索也不要就回答他‘我是勤奋型’;甚至我可以告诉他‘我是特勤奋型的’。

在回答这些提问者的同时,我还会告诉他说‘凡是上帝给我的时间,我是一分钟也没有还给他’。"[20]此言并非夸大之词,长期忙碌的教学行政工作占去了他许多业务时间,他总是随身携带纸、笔、石头、刻刀、书籍之类,忙里偷空或画速写、默写、小构图,或刻印、读书。

作为对“政治挂帅"年代过多时间浪费的一种校正和“补偿",对忙于行政而荒废专业,导致不学无术的对抗,还真是一种有效的作法。 以至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仍然一如既往,不管在什么情境下,从不辍笔。很显然,这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孙其峰有着质朴的平民精神。这一方面表现在生活俭朴、不喜修饰、不拘小节、不讲派头风度等个性气质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待人接物态度的诚恳和谦虚上。在50~60年代,孙其峰还相当年轻,他之所以能团结那么一批性格各异的老教师,与他谦虚、真诚的尊重和请教态度是分不开的。对于自己的艺术成就也从不张扬,总是看到不足,总在作不懈的努力。对外界的评论和媒体的宣传,他总是以平常之心待之,微笑着说:“我有那么好吗?"

孙其峰的智慧和幽默表现在课堂讲课上,也表现在日常的言谈话语之中。他从不用政治语汇讲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而极善用诙谐、幽默、生动、形象的比喻,讲为人之道和深刻的艺术体悟,反倒给学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语言的幽默,固然与其性格有关,但实事求是地说,更来源于他长期的艺术积累,透彻的人生参悟以及聪颖、智慧的头脑。

[1] 徐改《孙其峰访谈录》(手稿)。

[2] 郎绍君《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谈丛》第64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

[3] 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由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起组织,并任会长。旨在“研究画法发展美育"。后改称中国画法研究所,设中国画、西洋画两科。1923年,蔡元培辞职,中国画法研究所停止活动。

[4] 孙其峰《我的老师汪慎生》,《中国近代名家画集·汪慎生》代序。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北京。

[5] 1947年秋,徐悲鸿提出中国画专业也必须学一年素描的要求,艺专的三位兼职教授以罢教表示抗议,并得到了北平市美协的支持,召开记者招待会,散发《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的传单。徐悲鸿接着也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新国画建立之步骤》的书面发言。表示了针锋相对的态度。在这场争论中,反对徐氏主张的以李智超、陈缘督、寿石工、徐燕荪、秦仲文为代表。

[6] 孙其峰《砚畔随想》原载香港《视觉艺术》2004年3期。

[7] 同上。

[8] 郎绍君《守护与拓进——20世纪中国画谈丛》第207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

[9] 同[6] ,2005年1期。

[10] 张公者《钟情于斯——孙其峰访谈》刊《中国书画》2005年8期。

[11] 寿石工(1886~1949),名玺,字石工,号印,别属甚多。浙江绍兴人。家学渊源,其父寿镜吾乃鲁迅的启蒙之师。少即长于诗文,又嗜金石碑版。辛亥革命后移居北京,以诗文、书法、治印名于世。其书法以奇峭著称。其治印,早年心仪赵之谦、吴昌硕,中年后喜效黄牧甫法,晚岁上窥秦汉,融会赵、吴、黄诸家意趣,以精丽、秀美为尚。

[12] 罗惇(1873~1954),字照,号敷庵,又号复堪。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久居北京。诗学深邃,兼融唐、宋。尤以章草驰誉于世,风姿古雅雍容。

[13] 金禹民(1906~1982),原名马金澄,字宇民,后改名换姓为金禹民,号宜斋、彝斋等。满族镶黄旗人,世居北京。幼时家贫,失学。稍长在古玩铺学徒。留心于印、古砚等。后发奋自厉,自学刻印。25岁被寿石工收为弟子。

多致力于吴让之、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四家,并广涉古玺、汉印,心追手摹,融会贯通,遂卓然驰誉,被北京大学文学系聘为篆刻导师。中岁以后,又致力于书法,所作小篆宛转雅丽,并精于隶书、行草、楷书等。

[15] 谷谿《孙其峰先生书艺述略》《孙其峰书法篆刻选》序言。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

[16] 高镜明(1912~1989),河北容城县人。青年时代学习花鸟画、书法。抗日战争时期投身革命,作宣传工作。1958年始任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前身)院长兼党委书记。为人热情洋溢,作风泼辣,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号召力。在办公室辟“艺光画室",身体力行,以鼓励学生重视专业课学习。他是孙其峰教学思想和组织教学队伍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

[17] 张泊生(1907~1986),原名洁塘,字子静。河北威县人。1926年入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科,主修山水,受教于萧谦中、汤定之等。1930年毕业。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59年任河北美术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工作之余画山水,以层次深厚的积墨为主要特色。

[18] 郎绍君《孙其峰和天津美院中国画教学》刊《孙其峰美术教育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