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佳栋硬了 邢佳栋:一切因缘际会的结果
《我的团长我的团》剧照,邢佳栋饰演师长虞啸卿
对邢佳栋来说,参与纪录片《丈量》的摄制,是故地重游——七年前拍摄《我的团长我的团》就住在腾冲和顺,此次虽未下榻同一地方,在腾冲却是盘桓数日。七年前,这个云南小县城还没有飞机场,“我们只能从北京飞昆明,然后转机到保山,再到芒市,最后从芒市坐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腾冲”;七年后,腾冲由县升市,风土风貌都已大不相同。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攻占腾冲。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打响腾冲反攻战。“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知道远征军以及滇西战线是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但它受关注的程度还远远不够。”2015年8月底的一天,邢佳栋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我之所以愿意参与这个拍摄,目的就在于想通过这个片子,让更多人知道在中国这一边远地带发生过的战事。”
《丈量》剧照,邢佳栋看望滇西抗战老兵
邢佳栋看起来比我想象中的要瘦,也比我想象中的更年轻。在《丈量》的镜头下,这个现年43岁的中国男演员就像个憨憨的中学生,谦恭地与抗战老兵说话,在某所小学慌乱地寻找“飞虎队”战机遗留的部件,在国殇墓园俯身为烈士墓碑重新填字上色;他也试着想用竹筏子渡怒江,背上装备和干粮攀爬来凤山和高黎贡山——如此种种,都是为了将自己置于70年前的历史语境,体验中国远征军的英勇和战事之惨烈。
《丈量》剧照,邢佳栋在腾冲国殇墓园为烈士碑上色
七年前,腾冲一个私人抗战博物馆的馆长跟他聊了一上午的滇西战事。这个常常进山搜集战争遗留物——炮弹、枪支、钢盔、衣服甚至吉普车——的馆长跟他说如何在原始森林里生存,譬如再热也必须穿长衣长裤以防蚊虫和蚂蟥,再渴也不能到那些看似平静的水潭里喝水,因为水中瘴气沉弥,一旦喝下便有不测。
但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日本人把整个山头变成了堡垒——那些日本军人原来都是挖矿的,所以那个堡垒里面四通八达”,而且,反攻战打响之后,日军为了守住阵地,往往把自己伪装在树上,一待就是好几天,等树下来人了方便伏击。
“有一款非常著名的游戏《使命召唤》你知道吗?”他突然问,“里面有现代战争,也有二战,还包括盟军在滇西作战的情节,里面就有在树上射击的人,你必须要把树上的人打掉才行。”
会议室里窗帘紧闭,昏暗灯光下邢佳栋棱角分明。数月前在滇西,那里有风云,有日晒,有连绵的雨和道不尽的故事,他明白,自己所做的那一切都只是象征性的,换作另一种说法,是“野外生存”,而真正的战事绝非自己能等闲对待。
“硬汉”之辩
《士兵突击》剧照,邢佳栋饰演伍六一
出道以来演过多少跟战争或军队有关的片子,那天邢佳栋一时间记不得了。
对于有些观众来说,他们只知道邢佳栋是“硬汉”——不管是《士兵突击》中的伍六一,还是《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的虞啸卿,又或者是《桥隆飙》中的桥隆飙和《战雷》中的林峰,这个主人公总是刚强的,有一种战争年代的硬朗。
邢佳栋不喜欢这个标签,但他也不会断然拒绝,而毋宁像在某次电视节目上自嘲的:“太硬了也不行,太硬了容易折。”
深究原因,是因为人们总想知道一点角色之外的东西,又或者,贴标签本来就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分类,让事情变得简单,但是为什么要简单,其实他们也并不知道。”
“因为模糊的、不确定的东西让人们感到害怕?”
“没错,未知的东西会让人们有一种踩空的感觉。”他说,“人们总想要一个参照点,但其实哪里有——你说地球是以太阳为参照点呢还是太阳以地球为参照点?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其实并没有什么参照点。”
“但是人的本性会习惯于要获得安全感和确定性,这种习惯性可有意思了——”他继续说,“你没发现现在很多人不高兴吗?那是习惯性的不高兴,少了不高兴,多了不高兴,合适了也不高兴,反正总能找出不高兴来。”
“你也会有不高兴的阶段吗?”我问。
“会啊——我也是人;但我努力让自己变得更有智慧一些,更有能力一些,这个智慧和能力不是对外的,是对内的,它会让我看清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跟着喜欢上的演戏
邢佳栋
那邢佳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70后,山西太原人,非著名演员?还是一个演过好些话剧、电视剧和若干电影的修行者?
或许唯一能确定的是,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演员。
邢的父母是山西省话剧院的演员。当时话剧院在一所大院里,中间一间是阎锡山某个亲戚的故居,平时就做排演场,话剧院的孩子们就经常趴在虚掩的门缝里看自己的爷爷奶奶或爸爸妈妈演戏,等到里面有人演戏了,孩子们就一哄而散。
“有一次正好排一个戏叫《西安事变》,里面有一个孩子,看我老在外面看,就把我拎上去了,说走一遍,没想到我把所有的台词都能够记下来。然后就跟着演了一百多场话剧。”
那年邢佳栋才不过四岁半。
六岁的时候,妈妈把他从舞台上拉下来,跟他说得好好上学,不让跟着演出了。其实演出并不耽误他的学习,对他来说,演出最大的诱惑就是夏天晚上有雪糕吃,而且“舞台上有灯光,能看到那么多人,特别新鲜、好奇、好玩,兴趣仅仅在那儿”。
所以他说演戏,“我是属于跟着喜欢的,不是自己喜欢的”。
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仍然对未来没什么目标,每天只是玩,对表演没有概念,也没有从中得到更多的乐趣。那时候他想,要是北京电影学院考不上,就把高中(那时候他上的是山西省的重点高中太原三中)继续上完,考一个别的大学,比如山西大学,又或者报考北京的几所名牌大学,“如果能考上最好,因为我一直想从家里出来——年轻人都愿意到处流浪。”
1992年,20岁的邢佳栋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次年便因替同班女生出头与人打架而被开除。
他的老师刘诗兵回忆说,当时邢佳栋品学兼优,学院正要推荐他为市级三好学生的人选,结果材料刚写好,第二天就发生了打架事件。
那年邢佳栋不过21岁,既年轻气盛,也带着受挫的自尊心,“无颜见江东父老”,所以被开除之后他没有回家,而是借一个机会跑到东北卖起了自行车,一去便是两年。
他还清楚记得车行的具体信息:“叫中华山地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地点是道里区新阳路245号”,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组装了自行车批发给商场,十分钟就能装好一辆,一辆能挣五块钱。
但他去的第一天就知道自己不属于那里,但又并不觉得是在隐忍,因为“那时候觉得就像海阔天空一样,就是哪儿都可以,哪儿都愿意去冒险”。唯一的例外是春节未回家,期间听到李春波的《一封家书》,禁不住大哭。父母给他回信:永远是你的后盾。
1994年年底,他路过北京,回母校溜达时碰见刘诗兵,老师说了一句话:你别折腾了,回来上学吧。就因为这一句话,邢佳栋决定回来,并在1995年再次考上北电。
被开除退学,以及卖自行车生涯中一次难得细说的“被绑架”经历,成为邢佳栋在接受采访时不得不再三重复提及的往事——那是媒体需要的“传奇”,也是邢佳栋表面上缺乏的东西。
2000年左右,邢佳栋出道,跑剧组,一年挣个几万块钱,没戏拍时就在国家话剧院帮忙,或泡在书店看书。2004年,他在何群导演的《吕梁英雄传》中扮演孟二愣一角,一年后,导演康洪雷从那部剧中相中邢佳栋,因此才有了《士兵突击》中的伍六一。《士兵突击》让邢佳栋声名鹊起,到了2009年的《我的团长我的团》,乃至往后的故事,观众们也就越来越熟悉了。
除了自我,没有别的东西
在邢佳栋看来,一切都是“因缘际会”,演戏是这样,人生也是这样。
我问他平时工作生活的节奏如何,他回答说:也就是那样。于他而言,那些都是正常的,因而就可能是表面的,反倒是生活的水面下潜流暗藏,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复杂流变。
博客还未衰败的那年头,邢佳栋会写文章分享自己感悟,例如2007年11月22日,他在一篇名为《浮华背后》的短文上写道:“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孤立存在的权利。我们既不能孤立地犯错误,也不能孤立地发现真理,正如一棵树因为这种必然才结出果实一样,我们因为这种必然性才产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肯定与否定,我们的假设和疑惑,我们的爱恨情仇,我们的崇高和伟大,我们的卑鄙和渺小…………他们都是相互亲近、互相关联的,同时又都是一个意志,一个念头,一种健康,一个太阳的证明——这就是因缘。
”
也许是想要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两周后他又写了两篇更长的文章,“谈谈因缘”及“再谈因缘”。
但多年过去,邢佳栋已经低调许多。在采访中,他会谨慎地谈论这一话题——实际上,他从始至终算是一个低调的修行者:没有宣称过自己是否皈依,是否拜过上师,在公开场合则基本上不谈论宗教。在接受某个网站的视频采访时,主持人问他如何理解佛陀的慈悲,邢佳栋答道:“古人讲小庶子尔,我仅仅是个小庶子,谈论这个,我不敢。”
不谈论的另一面是,早年拍戏或试镜,他会带上自己的“飙子”,那是他待之如亲生孩子的宠物狗,因觉后者年幼而不愿随意寄放他人家中,担心那样会冷落或怠慢小孩子一样的“飙子”;生日时不搞生日宴会,而是领着剧组买了上百条鱼去放生;而他在访谈中所说的最有宗教美感的一句话也许是:“心要像蛋清一样清澈透亮”。
我问他对宗教的兴趣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如果从现代的层面来讲,差不多10多年;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虽然自己也无法确认,但那个因缘似乎可以追溯到更小的时候。似乎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觉得人世间总有哪里不对劲,例如“为什么有人居无定所,心里面却自在;为什么有人住在大房子里面,可是一辈子都在流浪?”
他去看哲学书寻找答案,结果“越找越晕,反而把自己给绕进去了。自己的生活就在滚动当中,不断地越滚越大,自己所感受到那种不对劲,就越来越成文,甚至于它就像一个大滚球。”
他相信阅读的力量,例如最近还在读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尔(Fernando Savater,1947— )的《哲学的邀请:人生的追问》。“有的时候你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过一段时间你觉得这个答案不对,还是重新再去找。”
早年他对信仰有排斥,觉得“它会从根本上动摇你,你会发现,三十多年来自己好不容易通过教育和各种方法建起来的摩天大楼,竟然是不稳固的,所以你会排斥它”。抗拒的结果是去研究攻击自己的那个对象,并重新打造那座摩天大楼,试图让它更坚固一些,但最后,摩天大楼的坍塌仍然无可幸免,“你不断地盖,它不断地榻,盖着盖着你终于发现了——其实不用盖,你屡次三番在盖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自我,除了这个没有别的。”
我问他是否想象过自己的死亡,“经常想,”他回答,“但是我无法想象那种场景,因为没有谁从那边回来过。”
“在死亡的意义上,我们都是平等的。关于这个问题,人类一直在不断地追问,当然,我不可能一天到晚脑子里就想着死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它会时常提醒着我。”
小时候,邢佳栋一直在做一个梦:一个白色的大圆球总是朝着自己压过来。那个黑白的梦称不上噩梦,但终究让他不舒服。多年后,邢佳栋对我说,自己现在基本上不做梦了;但认真想了想,最近似乎又的确做过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在乱世里,一架开往自由世界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人们拥挤着要登机,但军人们全在门口挡着。我问他赶上飞机没有,他说:“没赶上,但我的家人在里面。”
那个梦的缘由也许是因为白天他看了一条关于叙利亚难民的新闻,抱着小孩的难民要进入马其顿的边境,但边境偏偏不放行,最后还放催泪弹驱逐,“我印象太深了”。
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他,既然他的父母还在老家的房子里住着,“种了菜,甚至养了鸡,过着一种很恬然的生活”,那么,如果哪一天邢佳栋不演戏了,或者演不动了,他会不会回归到那种生活,还是说继续在城里待着?邢佳栋的回答是:“我想我不会等到不演戏或演不动戏的时候,我会比大家所预期的都会早——”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再错过。”
我问他如今是否还有乡愁,想到故乡,这个离家年的游子又会想到什么意象。他记得,自己的小学就在太原市的文瀛湖公园边上,那时候小学的校园是土地,一到春夏之交,雪化之后的土地变成黑色,有点潮,像洒过水,他们就喜欢在那湿软的土地上踩,一会儿就能踩出一汪水来。那时候太原的天空很蓝——“大家的童年天都很蓝,”
然而,还有另一个层面上的“故乡”,他说,那是在高原上,蓝天白云,高山环绕,“然后花开漫山遍野,冬天里全是雪。”
对话:
《丈量》剧照,邢佳栋在腾冲界头中心小学教孩子们唱歌
腾讯新闻: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譬如70后、80后、90后这几代人,他们怎么样才能获得所谓的历史的真实感?
邢佳栋:真实感现在已经很难获得了。它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就像我们拍戏,如果拍战争片,就经常能真实地体验到当时打仗的状况,你穿的衣服、爆炸以及天气,你自己也会主动地进入到规定情境,去体验当时的状况;还有一个是打游戏,但也是比较安全的。
腾讯新闻:以前拍《我的团长我的团》跟现在拍《丈量》,感觉会有多大的不一样?
邢佳栋:我们拍戏的时候,有时候会把自己都吓到,因为我们拿的是真枪,比如在《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有一场戏,我要给别人介绍现在拥有的都是什么样的武器,那些枪全是真的。以前拍戏,枪都是真的,子弹是假的。子弹没有弹头,只有响,也会有火光,比如说对面墙上预先埋好有弹着点,你拿枪瞄准,抠扳机响,然后那个弹着点就会炸开。
那个会让自己感觉那里面装的是真子弹。那时我腰上一直别着的那把枪叫M1511,是美国军官用的,非常帅。这次拍这个纪录片,仅仅是重新地回顾,也都有好玩的地方,更像是旅游。
腾讯新闻:你觉得在你的有生之年,中国会发生战争吗?
邢佳栋:不知道,不好说,因为战争其实并不遥远。当时我在国家话剧院排演《纪念碑》的时候就知道,从有人类开始到现在,地球上哪哪都没有战争的时间,好像只有50年。现在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不知道是远了还是近了,从物理距离上来看似乎是近了,可以说战争就在我们身边,叙利亚、乌克兰,其实都不远,做飞机三小时就到了;说是远了,是因为现在互联网或手机让人与人之间看上去是拉近了距离,其实好像又拉远了,人与人也不交流了。
腾讯新闻:因为你饰演了《三体》里的角色杨卫宁,所以我相信你应该看过小说《三体》的,对吧?
邢佳栋:对,我对《三体》的认识就是,全人类应该向刘慈欣致敬。我逢人便跟人推荐《三体》。
腾讯新闻:有信仰,以及对宇宙有那么多的兴趣,会对你在从事表演这个行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邢佳栋:我一度认为,演戏就是要全身心地投入,那样才能有上佳的表现,但其实那是我的误解。关键是要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说白了就是要觉察,失去了觉察,就会失控。演员的工具是自己的形体、声音、形象,自己的心,你要用这些工具去创造一个人物形象,而不是说把工具往那儿一扔,那是不对的。
演戏不能失控,这跟人与自我的相处是一样的,有的时候,自我会用各种方式欺骗你,所以你要不断地认识他。演戏也是一样的,你需要不断认识自我和角色,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永远不可能圆满、但又无限接近圆满的状态。其实,演戏也就是跟自我的一种交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