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首相 大国转向:光绪皇帝向左 明治天皇往右
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童年的成长经历,对其禀赋气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光绪17岁亲政,明治16岁亲政,同样是少年登基,勤于学习,本来都应大有作为。然而光绪在慈禧的控制驯化下成长,明治则在武士的拥戴下即位。光绪对慈禧敬之若神,又畏之如虎;明治则崇尚勇武,好勇斗狠,对身边的武士师傅佩服有加。
光绪长年生活在慈禧的冷酷威压下,养成懦弱动摇、乖戾任性的矛盾性格;明治则在武士们的精心塑造下成为果敢勇武、具有强烈武士道精神的新型天皇。截然相反的性格,埋下了他们后来同途异运的人生伏笔。
中国的帝王,绝大多数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光绪特殊的成长史,更是一部辛酸不幸的奴化史。当时的清王朝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然而面对艰难时局,慈禧却置国家社稷于不顾,首先考虑的仍是满足自己的政治欲望。她之所以将年仅4岁的光绪扶上皇位,完全出于一己之私,因为幼主即位,容易驾驭。天生孱弱的光绪在她的威权教育之下变得胆怯而懦弱。
据慈禧的贴身女官德龄公主在《瀛台泣血记》中回忆:“当光绪初进宫的时候,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
”既然是母亲,慈禧本该给幼年入宫的光绪一份母爱和关怀,可她为了在这个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强化她绝对权威的形象,使其言听计从,“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梁启超《变法通议》)长此以往,光绪后来连听到锣鼓吆喝之声也吓得脸色大变。
由此,光绪没有童年的欢乐和自由,变得抑郁多病、优柔寡断,更失去了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独断乾纲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亲政后的光绪,目睹国家的巨变,忧国伤时,也想有所建树。但是长期养成的懦弱性格,使他遇事畏缩,根本不敢和慈禧相抗。待到戊戌激变,大事临头,光绪手足无措,任人宰割。
反观明治天皇,可以说是在凶悍的群“狼”簇拥下长大的。
日本天皇的权力是通过武士集团与幕府的长期斗争中得到加强的。最终,改革派武士通过武力从幕府手中夺取了权力,并全力拥戴天皇。拥有强大后盾的明治天皇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而光绪的身边只是一群手无寸铁、软弱无权的书生,这是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其实,明治天皇的童年遭遇并不比光绪好多少,其母亲中山庆子只是其父孝明天皇几十个宫妃之一。当时正逢倒幕派与幕府进行殊死血战,谁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单力薄的孝明天皇夹在中间左右摇摆,处境艰难。
贫苦动荡的童年使明治天皇天性胆小,1864年倒幕的长州藩士兵与幕府军激战时,炮轰宫廷,竟把12岁的明治吓昏了过去。朝臣们十分担心,他们意识到对天皇“强健其体魄,野蛮其精神”的武士教育势在必行。著名的“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担任明治的老师以后,让他接受军事化训练,凡剑术、马术、角斗术,都教给了明治。到20岁时,年轻气盛的明治已由一个文弱书生变成了崇尚武功、争强好胜的武士。
中日甲午战争是明治尚武精神、杀伐野心的一次大展示。明治信心十足地主持了这场战争。1894年7月25日,他下令日军对停泊在朝鲜丰岛附近的清军北洋舰队发动海盗似的偷袭。初战得手后,又先发制人,发布诏书诬陷中国“更派大兵于韩土,要击我舰于韩海,狂妄已极”,并立即对中国宣战。
为了便于直接指挥,明治迅速把大本营迁往广岛,日军士气大振。一直到第二年4月战争结束,明治天皇亲自督战长达225天,他的行为对日本军队疯狂侵略无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1894年11月,日军攻占旅顺,两万中国人被屠杀,欧美报刊报道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纽约世界报》谴责旅顺大屠杀时说:“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而这又何尝不是明治本人的真实写照。
光绪皇帝
光绪与明治都接受了严格的宫廷教育。光绪比明治晚生19年,但光绪的勤奋好学、孜孜不倦,比起明治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光绪6岁上学,慈禧经过慎重考虑,给他选了两位师傅,一位是内阁学士翁同龢,另一位是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主要教光绪读书识字、四书五经,夏同善主要教他写仿格练字。慈禧还指派御前大臣教光绪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
翁同龢对光绪进行了封建伦理、帝王之学、经世时文和诗词典赋等多方面的教育。翁同龢记载光绪学习状况的日记中经常写道:“读极佳,一切皆顺利”,“读甚佳,膳前竟无片刻之停”,“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八九矣”。每逢宫中节日庆典,慈禧偏爱看戏,光绪却常常一个人躲到书房读书、写字。连慈禧也承认:“(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此外,翁同龢还注意培养光绪的帝王美德,“濒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湉”,强调为君治国要有“仁爱”之心。光绪十一年(1885),15岁的光绪在一篇声情并茂的御制文中写道:“(君王)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其仁爱之心可见一斑。
在日本,拥护明治天皇登基的维新派也特别重视加强对他进行思想文化的哺育。他们先后任命平田铁胤、加腾弘之、西村茂树等名流学者为天皇侍讲,向明治讲授中国古典《大学》《诗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
与饱受儒学熏陶的光绪相比,明治天皇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学生”。事实上光绪也确实是个博学多才、聪明向上的皇帝。然而同样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国家,身为“学生”辈的明治为何能远远超越“老师”辈的光绪,带领日本远远跑在了中国前面呢?从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形态,似乎可以找到两人成长之路的差别。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日本人是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积极消化,强壮了自身;而中国却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虽然抵御了一时寒冷,却无从改变根本体质。从两国文化的心理传统看,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利我即存型”,中国的封建文化则属于“非并存型”;从文化的摄取形态看,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部分摄取型”。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既是保守的,又是欢迎新东西的。”这种以“无我”为中心型文化的心理传统,为近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明治维新主要摄取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也未忽视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包括欧美的近代思想和文学艺术。这种“全面摄取”方式,是日本文化能够后来居上,迅速跳出封建囚笼跨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光绪学习的课程和内容,都是严格按照培养一个封建皇帝的要求设计的。他的老师如翁同龢、夏同善都是通过科举正途而博取功名的文职官员,具备很深的封建思想文化修养,却对世界大势、近代文明知之甚少。明治的老师大多有过留洋经历,文武兼备,不但有像平田铁胤这样的国学大师,还有加腾弘之、西村茂树这样学贯中西的启蒙大师,使明治不但学习了封建传统政治伦理,而且对西方近代思想包括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都多有涉猎,具有雄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精神。
明治对西方文明的领悟和接受速度是惊人的。从他倡导对日本旧生活方式进行天翻地覆的改造运动上,足见其思想之先进开明。他颁布《断发脱刀令》,废除了日本人剃眉染齿的千年旧俗,还把西式礼服确定为官员的正式礼服。明治率先垂范,从衣食住行入手,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在日本建立起适应世界潮流的文明体系。
光绪对西方科技并非没有了解,对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强烈好奇并不逊于明治。他幼年时就极为喜爱西洋玩具,像西洋钟表、火轮车、留声机都令他爱不释手,各式西洋玩具堆满皇宫。潜移默化下,光绪从喜爱西洋玩具,发展到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其它先进科技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听说世界上竟有一种能以雷电般的速度一刹那间将信息发送出去的机器,他怦然心动,立即下令替他搞套收发电报的设备,兴致勃勃地“玩”了起来。没多久,朝廷就在全国用上了电报。他搞来了一辆自行车,但宫内很快传出消息说,皇上曾试着骑过那辆自行车,他的辫子夹在后轮子里了,重重地摔了一跤,然后他放弃了——就像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
在接受近代先进思潮的道路上,中日两国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龟兔赛跑。
1854年,目睹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日本举国震惊,中国天朝的形象开始崩溃。幕府末期的改革派佐久间象山振臂一呼,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成为明治改革以至长远立国的基本方针。具体到文化教育上,就是从培养“和洋汉才”急转到“和魂洋才”。
按照佐久间象山的理解,洋学仍被限定在科技范围,采用西洋技术的目的在于维护加强日本的政教。这种见解与中国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但是,致力于国家富强求变的幕末志士们更乐于吸收外来先进事物,注重有效性和实用性。
明治初年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这样评价改革派武士:“这些人历来对中国的文学道义钻研不深,从儒学的深奥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不能不说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而正是这些不学无术之辈完成了维新大业……他们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之大义,凡事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自动去做。”
尤其在幕末思想文化的冲突转变异常激烈的情况下,“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被仁人志士们接受后,不断得到突破修改,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实际上已把学习西方从科技扩大到适宜操作的制度、法律方面。“东洋道德”的含义被缩小了,“西洋艺术”的范围被扩大了。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正是不同的制度观念和文化背景,造就了光绪和明治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治国眼光。光绪与明治的视野、见识之间的差距,在中、日分别组织的两次出国考察中也暴露无遗。
1887年7月24日,经过严格考试选拔,光绪亲自用朱笔钦定派遣傅云龙等12人分赴欧洲、亚洲、南北美洲游历考察。这次非同寻常的行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动机不明、立意不高,光绪仅要求游历官员考察外国地形要隘、军事设施、制造厂局。
由于考察目的仅仅是“详细记载,以备查考”,缺乏借他山之石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明确意图,这次轰动一时的派遣游历竟成为一次华丽的走秀。而后来这批宝贵的人才却被置诸一旁,很少被重用。这次游历的调查研究成果在近代史上默默无闻,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戛然而止。
与此相类似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不久,1871年就派遣以政府首脑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赴欧美游历考察,明治政府的各部要员几乎全体出动。明治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学习借鉴欧美各国的政治、法律、外交等各种制度。
日本政府和全社会对此极为重视支持,拟定了详细的考察大纲,明确分工,太政大臣在给使节团送行时甚至悲壮地说:“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这次游历可以说对日本确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近代化道路尽管各国自有特色,但这条道路必然包括近代科学和近代工业,还有与其相配套的政治、社会体制。没有这个体制,就不能保证科学的进步、国家的强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光绪和明治的认识水平也许都达不到这么深远的程度,但客观的现实却是,清朝的既得利益集团就像大海里的无数礁石,光绪驾着这艘巨大航船在礁石之间蹒跚穿行,稍不留心就会触礁沉没;脱胎换骨的日本航行的大海则是辽阔的,只要明治下定决心改变航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像光绪那样遭到密如星斗的暗礁险石。
翁同龢
在近代化过程中,领导集团的群体智慧和主导力量至关重要。光绪和明治领导集团的悬殊实力、识见本领,直接导致了中日两国变法的不同命运。光绪阵营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是缺少实际政治经验的书生,既“迂”且“狂”;而明治阵营以伊藤博文为先锋的改革人士,既“深”且“博”。光绪集团闭门造车,进行的是一场纸上的变革,明治政府则大张旗鼓地除旧布新,以摧枯拉朽的气势推动了一场革命。
光绪变法的精神教主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他博通经史,但其理论近于空想。他有书生的激情,却没有为政的沉稳。他急功近利、虚荣自负、遇事偏激,既敢于挺身国难又难以驾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中,他不善权变通融,做事往往过于理想化,当时代需要他担起扭转乾坤的大任时,他却不是勉为其难,就是自不量力。这些都注定了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险礁走向胜利。
翻开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主导改革的武士阶层可谓英才辈出、群星灿烂。他们以对上影响天皇、对下动员全民的积极姿态,把明治维新变成了一场全民族的革命。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他们在关键时刻引领日本校正航向,乘风破浪地勇往直前。
“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明治倚重的“维新三杰”都是极具胆略和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政治家,他们在推翻封建幕府的“开港倒幕”“王政复古”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建立了崇高的威信,为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制定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立国目标和基本方针。他们目光远大、学识广博、知行合一,远非光绪集团那些来自书斋、边学边干的改良派们可比。
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员大多曾留学或考察过欧美,是经验丰富且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如1885年12月组成的首届伊藤内阁,文相森有礼曾留学英美,是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上相井上馨是“欧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义是日本新产业政策的制定人。
而“近代实业界日本之父”涩泽荣一更是弃官从商,以身作则,改变传统儒学重义轻利的思想,以及鄙视商人的旧风气,毕生不懈地提倡“论语加算盘”的“义利两全”思想,参与创建了500多家企业。这种“异体同心”的领导集团自然能使明治的政治主张顺利实行。
而清政府即使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也没有一位实授尚书和督抚以上官员跨出国门一步。少数号称开通的大员,对近代政治原理也几乎是一无所知。“执政大官,腹中经济,只有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点。”当时的《伦敦每日新闻》发表述评说:“在大清国,没有任何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访问过欧洲。
因此,也就无法给大清国的政治带来现代气息。大清国派驻国外的公使们在国内一点地位也没有,而外交使节的委派则完全是通过徇私舞弊的方法完成的。
”这些人到了国外后,对西方世界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的认识也不过是一些肤浅的表面知识,然而他们对西方世界更加奢侈的生活方式却大加推崇。当他们回到国内并获得官职后,他们的奢侈倾向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诱使他们做出更具欺诈性的劣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