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陈淳与王宠行书艺术比较研究

2018-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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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行书艺术比较研究明代中期,苏州地区繁荣的经济环境,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宽松的政治氛围,使得大批书画群体应运而生,形成了当时以地域为特征的文人书法流派---"吴门书派.它改变了明初以来台阁体单调低靡的书法审美趣味,从弘治到万历前期,影响长达百余年之久. "吴门书派早期的代表书家主要有徐有贞.沈周.李应桢.吴宽.王鏊等,他们率先突破赵孟和台阁体的束缚,重新审视并逐渐恢复宋人的尚意书风,撤去书学藩篱,成为"吴门书派的先导者;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祝允明.文徵明.陈淳.王宠,后人将他们合

行书艺术比较研究

明代中期,苏州地区繁荣的经济环境,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宽松的政治氛围,使得大批书画群体应运而生,形成了当时以地域为特征的文人书法流派---“吴门书派。它改变了明初以来台阁体单调低靡的书法审美趣味,从弘治到万历前期,影响长达百余年之久。

“吴门书派早期的代表书家主要有徐有贞、沈周、李应桢、吴宽、王鏊等,他们率先突破赵孟和台阁体的束缚,重新审视并逐渐恢复宋人的尚意书风,撤去书学藩篱,成为“吴门书派的先导者;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祝允明、文徵明、陈淳、王宠,后人将他们合称为“吴门四家。

其中,祝允明、文徵明等前辈奠定了“吴门书派的格局,而陈淳、王宠等后学则秉承先辈衣钵,使“吴门书派独领明中期书坛之风潮。

一、陈淳与王宠艺术生平

一)“笔气纵横,天真烂漫之陈淳

陈淳,生于明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卒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1544),南京长洲人(今江苏苏州)。初名淳,字道复,后以字行,别字复甫,自号白阳山人,著有《陈白阳集》。

陈淳出生在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家庭中,其祖父陈官至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与同乡的王鏊、吴宽、沈周等私交甚厚,其父陈钥擅长诗文,与文徵明也曾过往甚密。故陈淳受父命受教于文徵明。在陈淳的艺术生涯中,得益于文徵明尤多,在文氏门下诸生中,其年龄最长,声誉也最高。

据明张寰《白阳山人墓志铭》载,陈淳“既为父祖所钟爱,时太史衡山文公有重望,遣从之游,涵揉磨琢,器业日进。凡经学、古文、词章、书法、篆籀、画、诗,咸臻其妙,称入室弟子。

[1]可以说,陈淳与文徵明的关系,既是师生又是忘年的世交,情在师友之间。陈淳的早期书风致力于文氏一路,小楷清俊纯雅,行书逸中寓媚。但自中年丧父之后,陈淳悲伤过度,性格大变,从一位温雅谦和的儒生,变成了不为时束的逸士。

因其放荡不羁,狎妓嗜酒,遂与严谨自律的文徵明情谊渐疏。陈淳曾以诸生资格贡入太学,卒业后,放弃作官的机会,归隐苏州。而此时恰逢文徵明赴京任翰林待诏,此后两人几无交往之迹。陈淳也自此绝去小细楷,又转学杨凝式、林藻、李怀琳等,逐渐突破文氏门墙,而自树新风。

让陈淳立于书史的,则是他的行草书。其书气势雄强,酣畅写意,结字欹正相依,虚实相生。沉着飞动的笔墨气象中,既有文徵明的妍雅畅达,又具祝允明的奇肆奔放。对此,当时的很多艺坛名家皆有好评。

明代画家莫是龙曾评价陈淳:“笔气纵横,天真烂漫,如骏马下坂,翔鸾舞空,较之米家父子,不知谁为先后矣。[2]陈淳传世书作有《秋兴八首卷》、《古诗十九首卷》、《自书诗卷》等,书风苍劲狂肆,均为其中晚期代表作。

较之书法,陈淳的画名在中国绘画史上更加显赫,他的没骨法大写意花鸟淡墨欹毫,清新隽雅,卓然开一代画风,与后来的徐渭并称“青藤白阳。陈淳的时代也是吴门画派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更是中国文人画在创作上渐趋成熟的阶段,在绘画内涵上强调对诗境的表现,在绘画空间上力求与书法相协调,更注重诗、书、画三者在作品中的有机结合,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书画的表现空间。

而诗文、花卉与草书在陈淳这里得到了完美统一,更好地体现出文人散逸的情怀。

他的创新及特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草书及其写意花卉均对徐渭有所启发,以致对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影响下的浪漫书风都起到了先导作用。近代画家如蒲华、吴昌硕,齐白石等都对陈淳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二)“疏拓秀媚,亭亭天拔之王宠

王宠,生于明弘治七年(1494),卒于嘉靖十二年(1533),享年40岁。字履仁,后改为履吉,号雅宜山人。江苏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著有《东泉志》,其诗文由弟子编成《雅宜山人集》。

王宠出身低微,其父王贞业商,王宠从小生活在贫穷喧嚣的酒肆之中,比较厌恶城市生活,向往“水怀丽泽兑,时歌角弓篇[3]的生活。王宠自幼丧母,“稍长,始知悲慕,见人母子慈恋,妪煦相保持,未尝不怆然心催也。[4]王宠的身世遭遇,对他形成旷达澹泊的性格有着很大影响。

王宠初学于沈之,后师从蔡羽,蔡羽是一位自视甚高的饱学之士,以文章诗歌著名,主张书有古意,其书法直接晋人。王宠从蔡羽处熏染三年,得以入书法门径。沈明之和蔡羽均为文徵明的好友,王宠由此得以结识了年长其25岁的文徵明,二人情意深厚,亦师亦友,文徵明不仅曾为王宠取字履仁,在王宠去逝后还为其书写墓志铭。

同时,王宠与陈淳、文徵明之子文嘉等三吴名士也过往甚密。在这样的氛围里,王宠的书法日渐精进,声望日隆,师从者甚众,而成为吴门书派的主将之一。

王宠资性颖异,才俊志高,于诗文书画诸方面都取得了较高成就。但一生仕途失意,曾八次应试皆不第,后仅以邑诸生身份被贡入南京国子监成为一名太学生,故又世称“王贡士、“王太学。王宠在石湖之畔度过了近二十年的隐居生活,与诸多吴中名士如仇英、唐寅(姻亲,王宠子娶唐寅女)等相往从甚,终日寄情于湖光山色之中,以诗酒、书画自适,直至病逝。

王宠主要以小楷、行书著称于世。其小楷得力于钟繇、二王,兼有虞世南神韵,所作高古典雅,疏朗空灵,直入晋人堂奥,是继文徵明之后小楷领域内的又一高峰。而其行书、草书则以韵写拙,拙中见雅,追求细腻精致、丰富多变的笔法而能流动畅达、妙笔生花,直可与宋元人争上下。

王宠的书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晚明邢侗曾称道:“履吉书元自献之出,疏拓秀媚,亭亭天拔,即祝(允明)之奇崛,文(徵明)之和雅,尚难议雁行。

[5]王宠早期行书多不连续,旷逸冷峻,晚年用笔却大开大合,萧散跌宕,有变法倾向。明人王世贞也对其评曰:“王宠晚节稍稍出己意,以拙取巧,婉丽遒逸,为时所趣,几夺京兆(祝允明)价。[6]

王宠传世的书作有《自书诗卷》、《赠别家兄履约七首》(早期风格)、《游包山诗卷》、《辛巳书事七首》、《李白古风诗卷》(成熟期风格)、《自书长卷》、《荷花荡六绝句卷》、《宿白雀寺作二首》(晚期变法风格)等。

王宠诗学宗建安诸子,染盛唐之风,文习司马迁、班固,并深得笔致。他的画则随笔点染,深得倪瓒、黄公望之神趣,由于流传太少,对后世影响甚微。李日华在《竹嫩续画誊》题画册中曾评:“王履吉在陈白阳、文五峰上。[7]

二、陈淳与王宠行书艺术风格比较

作为“吴门书派的主将,陈淳和王宠二人有着诸多紧密的联系:二人既为同乡,又是好友,曾同游、唱和、赠诗、题跋,甚至艳游金陵[8];二人又师出同门,同样仕途不畅,又都性乐山林;二人都有着极高的艺术素养,能书善画,诗文俱佳,在书法艺术上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陈淳的草书奇异奔放,开启晚明豪放书风;王宠的小楷简淡高古,回归晋唐神韵。

而二人的行书也各具风采,或奇纵飞逸,或萧散简远,均为二人所擅长书体。本文将对作以详细比较,对其点画之规、谋篇布白、线条萦带、墨色层次等加以分析,从而进一步阐释二人书学上的异同与特色。

一)书风比较

陈淳早期的行书端庄、秀雅,在体势、笔法上吸取了文氏书风。中年变法后,他上追唐代李怀琳、五代杨凝式和宋代米芾等诸家,书风渐变,最终形成了纵笔豪迈,气魄夺人,灵动潇洒的风格。用笔厚重沉着,滋润灵动;行气潇洒飘逸,流畅跌荡;意态从容自然,气势豪纵。极具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不仅弥补了文派书法“法度有余而天趣不足[9]的缺陷,也为其书品赢得了“墨中飞将军[10]的美誉。

王宠追求的则是一种疏淡空灵的魏晋风致,以巧写拙,又能拙中见雅,在沉静、收敛之中内显张力。王宠深受蔡羽影响,取法逾越元宋,由唐直指魏晋。综观其作,格调高古,落落大方,既有“二王风华流美、遒逸疏爽之姿,又具虞世南的秀气娴雅、外柔内刚之气。其静穆之气,简淡之美,一如庄子笔下“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11]的出尘之仙。

二)字法比较

陈淳的结字主要受到米芾、杨凝式二人影响,善于求不齐之齐。书取侧势,字形偏长,结体疏松,似欹反正,正以欹生,字态上下伸缩和左右牵扯的动势形成强烈对比,变化莫测,擒纵自如,充满飞动豪逸之气。

王宠行书尽显晋人笔致,表现出一种秀姿挺立、自然流美的情趣。其书字形纵长,重心偏右,结体宽博疏朗,形散神凝,一字之中必有空阔处,笔画交接处似断还连,顾盼呼应,计白当黑,增加了空旷静远的心理感受,使观者产生视线停顿、迷离的审美感受,达到鸟鸣山幽、老衲坐禅的意境与艺术效果。王世贞评为:“虽结法小疏,而天骨烂然,姿态横出,有威风干仞之势。[12]

三)笔法比较

笔法的变化是作者创作技巧和创作心态的表露,也是书法意境形成的原因。明人在笔法上各开法门,或纵横纷披以呈气势,或以严密涩掣以求精湛,因而各呈面貌。

受文徵明影响,陈淳起笔处多用露锋,转折处更多方折;运笔中侧锋并用,使线条无论粗细,均有厚重感。细观其中、晚年行草,笔法多变,迅疾遒劲,随兴而出。其点画朴茂,笔锋犀利,气沉力劲,势强意活。

并大胆使用铺毫、裹锋,善用淡墨、湿墨,显然源自绘画技法。在整个书写过程中能较好地处理用锋的提按、点画的方圆、线条的正斜、笔力的刚柔、笔势的擒纵和结体的疏密之间的相互关系,既对比强烈,又十分协调,使得诸多对立因素达到了高度统一,能够进入到一种“道和“自然的艺术境界。

王宠比较注意点画得失,运笔从容,层台缓步,笔法技巧娴熟而精妙,更接近蔡羽书法的婉转得势、气骨爽健一类。其起笔以露锋为主,较为方锐,行笔中锋为主,沉稳洗练,笔墨痕迹纤毫毕现,转折处多用外拓笔法,尤显大令风神。由于运行过程中提按较少,故点画简净,线条清新刚健,有斧斫之痕迹。有些笔画带有章草波磔,更增添了整体上的古雅之气。

四)章法比较

陈淳在风格上接近于祝允明的纵横、奇崛之风。笔致纵横之中能做到擒纵相发,气势贯畅。祝允明喜将笔画简化至点,腾跳感强烈,而陈淳则喜欢连绵不断,字间多牵丝引带,大小轻重对比悬殊,节奏强烈,有排山倒海之势。陈淳将画法带进书法,用墨丰富,雅有画意。

王宠行书作品从章法上来看,具有恬淡宁静、高旷超逸的神韵。作品中很少多字连绵,几乎字字独立,但松而不散,疏朗清旷。就格式而论,王宠行书喜用乌丝栏,一方面以此为框线,使行间递相映带,另一方面又能调整字间关系,让字形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挥运旋律,使布白疏密有致,神完气畅,精妙和谐,产生“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的效果。

五)缺憾比较

也许是得益于水墨写意的启示,陈淳行草书率性而为,不计工拙。“元四家里的倪云林,曾说自己作画“逸笔草草、“聊写胸中逸气。[13]受这种思想影响,陈淳的行草书作品优劣反差较大:有的作品无意于佳乃佳,有的作品则过于荒率。肆意豪放之余难免失度。就此一点,他不像王宠那样保持较高的创作“成功率。被明代书画鉴藏家孙谓之“尤稍有真率意,只能入“流品[14]。

而王宠因其终生沉浸于阁帖之中,故有人评其书有“木板气、“枣木气,意指其行草牵丝映带较少,某些点画表现过于孤滞,拘束与不生动,也由此显露出他不从真迹学书的弊病。同时,王宠刻意追求生稚的姿态有时未免伤于自然,刻意追求迟缓的书写速度也带来力度上的不足。因此有人评价其书“媚而无骨[15],孙襄则将其书法形容为软弱无力的“豆生体,“虽烂然天真,而精气不足。[16]

王宠晚期作品开始脱化,取黄山谷大草以张外拓之态,从萧散俊逸、笔墨内敛、点画似分离、线条少映带的书法模式中蜕变出来,其线条表现轻劲、生拙。沙孟海先生曾经说过,“雅宜山人书,约三十八九岁始改观。可惜王宠英年早逝,书法最终未能臻于中和圆融。但纵观他的传世遗墨,仍能清晰可见他从稚嫩走向成熟、从收敛走向开张,在深入思索中求变的书学轨程。

三、陈淳与王宠行书艺术比较研究的几点启示

一)取法与书法格调

陈淳与王宠的书法虽同受祝允明、文徵明影响,但在书学渊源上依然存在着区别。比如,陈淳的书法源于晋唐宋元,而王宠却“心醉大令,自许入室,书不降唐、宋;陈淳的审美思想晚年更多吸取了沈周的精华,追求法外纵情,而王宠早期受教于蔡羽,主张书以韵胜;陈淳因家藏的优势,遍览名家墨迹,而王宠终年独守石湖,主要得益于《阁帖》;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两人书风的迥异。

所以书家的师承取法直接决定了其艺术眼界和审美趣味,也决定了书法格调的高下。

陈淳能有出蓝之誉,在于他不为师法所囿,他的行书书风虽然在不同时期面貌各异,但主要由粗放浑朴走向米家风范为基调,再步入极具浪漫色彩的成熟阶段。王宠书作格调高古,以“韵取胜,

迥然于流丽而无深意的俗书,原因即在于他“取法乎上。

在审美趣味上,吴门书家在诗、画、书、文上崇尚冲淡平和、空灵旷逸、格韵高致等风格。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书学思想的一致性---遵循“沿晋游唐,守而勿失 [17]的原则。王宠和陈淳(早期)清丽俊逸的书风或许也是“吴门书派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书法审美取向的结果。

当然,在吴门书派的全盛时期,诸家之间均能注意拉开各自形貌上的距离,遵循了“和而不同的审美原则,汲取古法而求诸“士气与“书卷气,抒发性灵而各具个人面目。

二)个性与书法风格

书为心画,传承至今的每件经典法帖既是书家技法的妙用、雄才的挥洒,也是心智的流露、高怀的展现。书家书风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性息息相关。胸襟宽厚宏博,作品往往洋溢着浑朴沉雄的气息;情韵潇洒浪漫,往往书作流露出飘逸柔婉的秀质。纵观吴门四家的书风,祝允明豪宕,文徵明飘逸,陈淳率性,王宠淡雅,观其书亦如晤其人。

陈淳书学米、杨、祝,三人都是放任自在、无所拘束之士,对陈淳影响更深的,更多的是来自精神气质上的,笔下也自然追求文人散逸的情趣。随着陈淳性格的变化,其行草书风也越发狂放不羁,用笔沉雄,连绵不断,呈现出风流倜傥,大气磅礴之势,堪称引领晚明狂草先声。

而王宠的书艺就是植根于他的个性品格之中,简淡之美贯穿了其一生,入世不畅而能超然达观,在王宠的诗文中多次流露出对隐逸的企愿和对钟鼎生活的不屑。其字里行间那份空灵、疏朗的美感,一切无疑源自于书家在恬淡自适的生活中所孕育出的高洁人品,绝非单纯人力、技巧所能为,心境旷达,既能气象正大,这也是对王宠的书法美学特征的注解之一。

明代何良俊曰:“衡山(文徵明)之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一,盖其书本于大令,兼之人品高旷,故神韵超逸,迥出诸人上。[18]

三)学养与书法成就

“学养之于书家,自古至今,成为优良传统和必由之路。腹有诗书气自华,没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艺术素养,就难以在作品中显现儒雅风流的“书卷之气,难以深入领悟书法的堂奥,而一味追求技法与形式,忽视内涵,无异于匠人炫技,终会落入俗格,无法进入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

与有明诸子一样,陈淳与王宠都有全面的艺术修养,诗、书、画三艺并美,博学多能。陈淳能在画坛开宗立派,将书境与画境融为一体,使自己的书法雅有画意,在其丰富的章法、墨法中都渗透了绘画语言。而王宠工篆刻,擅山水,精通六经,诗文名满吴中,他的书风也自然空灵雅逸,超然脱俗,不与时同。“吴门书派人才济济,而两人成为能成为吴门中坚,如果没有足够深厚的学养,是难以领军风潮的。

苏东坡云:“学书之道,须识见、学养、功力,三者缺一不可。于书法之外,尚有金石、绘画、文学、音乐等诸多门类可以丰富眼界,相互生发。只有见多识广,胸眼高远,书法方能兼收并蓄,风规自远。

因此,除道德修养和审美能力的提高之外,还需要积渊博之才,养浩然之气,妙发灵机,升华境界,才能创作出可以传世的精品,取得更高的书法成就。

当然,一个书家的成长离不开良好的艺术环境与氛围。在明代苏州的文人圈中,有一种良好的风气,喜欢推崇前辈,提携后学。“苏州士风,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备至。

[19] “吴门书派诸多学者、文人、书家、画家等通过交游、雅集、结社等方式,扩大了影响,推动了社会上浓郁文化氛围的形成。再加上吴门书家又多有亲属、师生、故旧、挚友等关系,来往密切,耳濡目染,自然也会彼此熏陶。陈淳和王宠的书法成就,与这样良好的文艺氛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

注释:

[1]明张寰《白阳山人墓志铭》。

[2]明莫是龙《跋陈淳书李青莲宫词》。

[3]明王宠《会文与汤珍子重郭邵才》。

[4]明王宠《从母朱硕人墓志铭》。

[5]明邢侗《来禽馆集》。

[6]明王世贞《吴中往哲像赞》。

[7]清李日华《竹嫩续画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