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季壮中将 叶季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外贸部长
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外贸部成立,叶季壮是第一任部长。后来,他先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协助周恩来总理和陈云、李先念副总理抓财经工作。他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夜以继日地辛勤操劳,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商业,恢复国民经济做了大量工作。
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加速国内建设,配合外交活动,支持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而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叶季壮被选为中央委员,建国后他先后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我国我党不可多得的财经工作领导人之一。
叶季壮处理事情胸怀全局,他经常说,对外贸易是经济又是政治,事事应从我国大局着想。他总是自觉地坚持对外贸易为我国的外交路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建国初期,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推行"禁运"政策时,叶季壮亲自指挥抢运滞留国外的大批物质,使国家的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同时,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禁运",在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上下大功夫,卓有成效。一九五二年中锡贸易谈判就是一例。
当时,尚未与我建交的锡兰(斯里兰卡)的主要出口商品橡胶价格大跌,销售困难,同时粮食歉收,主要进口商品大米价格猛涨,锡兰前总理科特拉瓦拉说:"这对锡兰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我国却十分需要橡胶。
就在这个时刻,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和叶季壮的直接主持下,我国同锡兰签订了大米、橡胶换货五年贸易协定。在谈判中,我方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政策,着眼于发展同锡兰的友好关系,合情合理地处理了大米与橡胶的比价问题。
它给锡兰的经济和人民生活"雪中送炭",又使我国能以大米作为支付手段换取工业建设急需的橡胶。中锡贸易协定是一曲反"禁运"斗争的凯歌,它播下了中锡两国人民友谊的种子,创立了同未建交国家开展政府间贸易的范例。这对我国同亚非许多国家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起了促进作用。
一九五五年四月,为了促进亚非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二十九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亚非会议,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起了重要作用。
叶季壮负责商谈起草有关经济问题的决议。他利用会内会外的机会,广泛地同亚非各国的代表接触。宣传加强亚非各国之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探讨进一步扩大我国同亚非各国发展贸易的可能性。在会议期间,叶季壮不仅参加经济问题的讨论,而且还亲自布置和参加保卫周总理安全的工作。
周总理经常在夜间工作,叶季壮告知工作人员,只要周总理有事找他,无论多晚都一定要叫醒他。但是,为了照顾叶季壮的休息,周总理从不让工作人员在深夜去惊动他,而是嘱咐有关同志第二天向叶季壮汇报情况征询意见,足见他们之间无产阶级的深厚感情。
由于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辛勤工作,较好地消除了亚非国家间,特别是其他亚非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隔阂,促进了相互了解和亲善。
亚非会议后,到一九五九年就有尼泊尔、埃及、叙利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十一个亚非国家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贯彻"万隆精神",亚非会议以后,叶季壮率领我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一些非洲国家。访问期间,认真调查研究,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我国对外政策和贸易政策,同一些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解决了以前认为难于解决的贸易平衡问题,增进了友谊。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正当我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加上自然灾害而产生经济困难的时候,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并进行逼债(这些债务是为了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军而欠下购买武器的巨额款项),加重了对我国的经济压力。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叶季壮奉命代表我国政府同苏联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并在我国外贸出口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发动广大职工,依靠各地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促进生产,组织出口,为国争光。
不仅提前还清了对苏欠债,而且还进口了急需的粮食、化肥、农药、轻工原料和供应市场的物资。外贸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在困难时期的几年里,叶季壮不顾年老多病,进行忘我地工作。常常在深夜听取派驻第一线工作人员的电话汇报。后来积劳成疾,卧病住院,还要把有关的同志找到病床前了解情况交代任务,叮嘱他们切不能有误国计民生的大事发生。有一年春节除夕之夜,他还与有关同志筹划如何与外商谈判的事情,争取尽快地把化肥买进来,不误农时地送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他真是为党为民操碎了心。
叶季壮以经验丰富,工作踏实,掌握政策稳妥,按客观规律办事而闻名。他经常教育外贸部门的干部,制定外贸计划,既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又要实事求是,积极可靠,把需要与可能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保证计划切实可行,否则,欲速则不达。
他既抓数据又抓思想。叶季壮从长期搞经济工作中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天天看报表,无论工作多忙,时间多晚,不看完不睡觉。他说:掌握了数字才能做到"胸中有数"。他对主要数字记得很准,帐算得很细,对一匹布做几件衣服,这种货币兑换多少那种货币之类的知识很熟悉。
他经常对同志们说:搞经济工作数字很重要,数字反映事物的发展过程和性质,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同志,有时要依靠我们提供的数字来决定政策,采取措施,决不能马虎。
他经常向领导干部提问一些数字,不喜欢听"大概"、"估计"、"可能"、"差不多"之类的回答,你讲得不准确,他能给予纠正。因此,凡是参加他主持的会议,人们总要先仔细准备,以免"考试"不及格。
叶季壮对干部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反映的思想问题,也很重视,分析其原因并及时解决。比如当时有的公司,对出国的人员规定任务过重,要求他们一定要完成多少钱的出口商品,否则,不准回国。因而引起出国人员思想混乱,心情沉重。他听到情况后,便及时阻止这种硬性摊派任务的做法。并立即指示打电报说明同志们已尽力工作,任务虽未完成也可回国。
叶季壮对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有长期的实践经验和体会。他十分关心国内工农业生产,强调外贸要立足于生产,要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要同生产部门加强联系,使产品能够适合国际市场的需要,教育外贸干部应根据出口的需要去支持生产,参加生产。
他每到一地都要了解生产情况,帮助解决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他经常到一些生产基地去看看,从东北的大豆到广东的养鱼、养蛇、养蛙都非常关心。一九六○年,他亲自总结经验,发表了《积极地做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工作》的专题文章。
指出:建立出口生产基地,是发展出口商品生产、组织出口货源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方向,对于做好外贸工作,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为了提高农村社队和社员群众发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他积极建议并经国务院批难,对部分出口换汇率高的农产品实行奖售;对部分国内原料供应紧张的工业品,采取进口原料加工成品的方法,扩大出口;对出口工矿产品给予必要的经济扶持。
这些政策措施对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增加出口货源,保证商品的规格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又支援了工农业生产和国内市场,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
叶季壮在主持外贸工作过程中,十分重视正确处理内销与外销的关系。其指导思想是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下,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外交政策的要求,按照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积极组织出口和进口。他强调在制定外贸计划时,既要照顾到人民当前的生活需要,又要照顾人民的长远利益。
他说,从现象看,出口减少了国内物资总量,但进口中有一部分是生产用的原材料和供应市场的物资,是可以增加国内市场商品供应数量的。他十分认真地执行周恩来关于"重合同、守信用"的指示,计划确定后,特别是对外签订了的合同,除非万不得已,均坚决执行,不随便撤销,以维护国家的信用。
对外贸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的关系,叶季壮坚决贯彻"以出定进,进出平衡,积极可靠,留有余地"的方针。
进口用汇保证重点,补助一般。在外汇使用上,他常说:"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要摸着石头过河"。他十分注意对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调查研究,经常分析国际货币金融趋势,并及时采取对策。在他担任对外贸易部长的十多年中,对外汇收支平衡一直抓得很紧,隔几天就要找有关人员谈一次,如发生外币贬值或收支不平衡时,就天天抓,经常盘算怎样增加出口,怎样把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外汇花在刀刃上。
一九六二年,为了克服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叶季壮积极拥护和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力协助陈云和李先念同志运用价值规律,在活跃市场,恢复经济方面,出了一些好主意。当时用进口粮食和食糖加工高级糖果点心投放市场时他便亲自到街上商店去看看动向,收集反映。
叶季壮十分强调干部要做到又红又专。他一向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并经常教育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曾向外贸部干部作过《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的专题报告。他深入钻研经济理论和业务知识,并经常要求干部努力学习业务。他以国外一位多年经营鹿茸精、富有经验的业务人员为例,启发我国外贸职工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成为精通业务的内行专家。
总之,叶季壮作为外贸部的主要负责人,对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是尽了责的。平时对大问题,抓住不放,一抓到底;同时也注意及时解决带关键性的具体问题。他善于总结经验,帮助提高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工作中出了错误或偏差,勇于承担责任,从不往上推,不往下卸。
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外贸部制定的计划也受到浮夸风的影响,定得过高无法完成,因而下面干部就出现强迫命令的现象。对此,叶季壮在广东省外贸工作会议上,主动检查了错误,承担了责任。
他说,外贸指标定得太高,脱离了实际,使各省压得喘不过气来,下面出现强迫命令,根子在我们外贸部领导。由于叶季壮工作认真负责,扎实稳健,有真知灼见,作风又民主,因而财贸系统的干部都很敬佩他,长期与之共事的中央领导同志则很器重和信任他。
周恩来总理在处理和决定有关财经方面的重大问题时,总要先征求叶季壮的意见。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陈云主持财经工作,也经常找叶季壮去共商大计。李先念副总理曾说过:叶季壮批过的文件我就放心了。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叶季壮溘然逝世。六月三十日,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八宝山参加追悼会。周恩来总理在追悼会前后向到会的同志讲述叶季壮在建军、后勤、外贸、外援等方面的贡献时说:中央把每一个任务交给叶季壮同志,他总是反复的思考,很好地完成。并号召大家向叶季壮学习。许多与叶季壮共事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怀念和称赞这位我党我军卓越的"红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