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的人品 张謇的书品、人品与审美情趣
我很喜欢张謇的字,一见其真迹字体,便会很有兴味地观赏。有幸收藏其书法成扇一把,每当夜阑人静、风清月朗,常会情不自禁地取出摩挲把玩。不只他的书品深深地吸引着我,他的人品、审美情趣,也有经久不衰的引人魅力。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翁,书法落款謇字写得看上去象繁体“宝宝”二字,又被人们戏称为“张宝宝”,江苏南通人,晚清史上以状元致力于实业和教育兴国著称于世。
传世张謇书法作品,理应很多。他二十岁时,已自称“索书者众”,日记中有“笔墨之忙,竟日无暇晷”;二十一岁日记中则有“竟日作书佣,腕儿欲脱”;四十四岁日记显示因旅费不足鬻字,为卖字之始;四十五岁日记也有因旅资已竭,赖卖字得二百金等语。
张謇六十岁后,为赞助教育慈善事业,一再鬻字。有时限断一月,称“此一月内,定每日捐二小时于字,无一字不纳与鬻”。他自订鬻例或称润例如下:
行书对联:四尺大五言三元二角,七言四元五角;五尺大五言三元五角,七言五元,八言五元六角;六尺大七言五元四角,八言六元二角;七尺大七言五元六角,八言六元四角;八尺大八言八元,九言九元,十言十元;楷书加半,长联照纸尺寸、照字大小计数。
行书屏条:每条三尺三行二元,四尺三行三元,五尺三行四元,六尺三行五元,七尺三行六元,八尺三行七元;
加一行按三分之一照加,楷、篆、隶书加倍。
行书堂轴、横轴:五行按屏条加半,六行加四分之三,楷隶书加倍。
榜书(泛指书写于匾额上之大字,今也称擘窠书):尺以内每字五元,尺以外每字六元,二尺以外每字七元,三尺以外每字八元,四尺以外每字十元。
行书册页:每页三元,楷书加倍。
行书手卷:每尺三元。
泥金(以真黄金屑铺满纸面的书画用纸)加倍,来文加倍,磨墨费加一。折欠不书,劣纸不书,来文不尽善者不书。
代收处:上海法界外滩十二号大生帐房、南通濠南别业。
鬻例见报后,买字者纷至沓来。据统计,张謇鬻字一日,可得二万余元,须写三个月方可竣事,其也有“颇觉苦”的时候,然想到为教育“劳工”,称“亦自乐也”。
张謇书品、经抗战、内战、文革之后,时至今日,看来也为数不多了,扇面与成扇更少,能拥有他的一件开门见山的书品,也非易事。
张謇一生练字,极为勤奋,尤其在青壮年时期,如同一位武林高手练武——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从不间断。
1873年阴历11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雪,入冬以来,是日为最寒。读《三国志》。写字。”
1873年阴历11月14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雪霁,更寒。读《三国志·魏志》终。写字。”
1873年阴历11月15日,他在日记中又写下:“寒如故,砚池水点滴皆冻,写不能终一字,笔即僵”。
1874年阴历6月初三,日记中有“返舟、写字、看书。是日甚热。 ”
1874年阴历7月初四日记中则有:“苦热,每写一字,汗辄雨下。 ”
如此苦练,张謇的书法功力,虽不及何绍基,却远胜龚自珍,也超过沈葆桢与倭仁,自有一种独特的挺秀之美。
张謇挺秀的书品,带有颜体笔意。他曾习临颜真卿的楷书《告身帖》。此帖真迹流入日本,国内仅有印本行世,书法端朴,苍秀,被明代书论家詹景凤誉为“了不经意,而规矩自成方圆,亦是千秋独步”。曾习临颜真卿笔势伟劲的楷书《臧怀恪碑》。曾重点习临颜真卿的楷书《郭家庙碑》,此碑书势朗畅,张謇颇喜欢,一度以临此碑定为晨课。颜真卿的楷书《麻姑仙坛记》、行书《争坐位帖》,也为张謇重点习临之作。张謇评价颜真卿的书法有诗云:“唐时论巨笔,鲁国最工书”。
张謇挺秀的书品,也时显褚遂良、欧阳询、欧阳通等余韵。他曾习临褚遂良的楷书《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碑》、行书《枯树赋》、欧阳询楷书《九成宫醴泉铭》。何绍基曾强调,欲学欧阳询必当先从其子欧阳通所书楷书《道因碑》问津,说若初学执笔,便模仿《化度》、《醴泉》等,“譬之不挂帆而涉海耳”,张謇至1887年感觉到了这一点,该年日记中有:“临《道因碑》。日课惟此能行也,日定五十字不闲”,直至1915年仍在习临此碑。
张謇挺秀的书品,更得力于晋楷、汉隶。一般说来,学楷须由唐而晋,尤须明隶法,否则易生楷气,张謇深明此义。他曾习临传为王羲之所书小楷法帖的《曹娥碑》、王献之所书小楷法帖《洛神赋十三行》。笔势开张、点画飞动、多有篆隶遗意的摩崖楷书石刻《瘗鹤铭》、恣肆奇崛的东汉隶书碑刻《礼器碑》,张謇皆化过一番功夫习临。
张謇习草,始于晚年,其1926年正月初二日记中始出现临写孙过庭草书《书谱》的记录。是年阴历6月17 日日记中又有临写怀素四十二章经草书的记载。
张謇行草,多学文徵明、包世臣,曾悉心临写文徵明行草书二年有余,得其“遒逸婉秀”韵味,推崇包世臣的诗句有“安吴晚出独精绝”、“雄强洞达始平实”,其挺秀的书品又蕴涵着一种雄强洞达与平实浑然统一的美。
张謇晚年回首往事时曾说其一生“无一日不在忧患之中,无一日可高谈大睨也”。在其漫长的人生苦旅中,他曾显露雄强一路风格。
1882年,他随庆军统领吴长庆率军入朝,参与处理朝鲜兵变,果决刚猛,而崭露头角。
1894年,他击败科举考场所有对手,夺魁天下。平心而论,张謇中状元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为其自身书法、学识、才气、人品过硬,外因则为时任读卷官的翁同龢力荐与收卷官——1880年状元黄思永的补笔相助。翁同龢对张謇的试卷评价是“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向光绪帝推荐的理由则为“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当然他也力排其他读卷官诸如麟书、张之万等众议。
甲午战争中,张謇折参李鸿章,语语峭直,并声泪交下地发表“危言耸论”称“中国恐须死后复活,未必能死中求活;求活之法,惟有实业、教育”,遂顽强地投身其中,此后陆续创办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海门大生第三纱厂、大聪电话公司、天生港通隧火柴公司、电气工厂、苏达工厂、淮海实业银行、惠通公栈、3家贫民工场、 并准备同比利时合办航业公司和贸易公司,自1902年起创办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南通学院、盲哑学校、伶工学校、南通图书馆、博物苑等文教事业,对南京高等师范、吴淞中国公学、上海复旦大学之创立,也多有赞助。
大生纱厂从1899年正式投产至1913年,已盈利406万元左右,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生资本集团总资本,在清末民初,已达4000万元左右,张謇因此先后担任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总理、中国银行股权联合会会长、交通银行总理、商办轮船招商局股权会会长、江苏谘议局局长、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熊希令内阁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职。
张謇在人生苦旅中,“常怀无穷思”,力求思虑洞达,以提高自己通达、透彻的观世能力。
戊戌维新期间,他认为康梁支持光绪与慈禧为敌为“轻举”,且行动操之过急,“至是张甚”,其结果“必不成”,是有一定见地的。
1903年,他东游日本后,更坚定了实业、教育兴国的思想,有日本“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等语,又称中国与日本“立政之宗旨不同耳”、“一行专制,一行宪法”,要求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进步性也显而易见的。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寄希望袁世凯主持共和,袁世凯取代清王朝统治也有一定的必然性。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他则毫不犹豫地与其一刀两断。
晚年的张謇,相当重视其独子张孝若的成长,多次向他强调人格的重要性,说“若人格无亏,则事即艰厄,不至失败,即失败而非堕落,反是则事败而人随之矣,儿须时时加检”,又要其子“稳静第一”,与人谈“不可有盈满之色,高兴之态,夸大的语”,非确信之事“不可遽发十成之议论”,应酬“勿杂”,广众说话“勿多”、“勿轻听人上条陈、出主意、说政治”等等,总之要其子“千万慎言慎动”,因为世上不太平,“动受四面牵”,曾发出“太平在何处?今年待明年”的感叹。
至于如何治学,张謇要其子学点哲学,说“哲学乃各学之空气灵光,尤不可不知”,又要其子学好做诗,说“做人要苦,做诗也要苦,苦即乐也。未有不审慎而成人,不勤博而能成诗者也”,当其子勤苦学习一度“妨身”时,他又赶紧去信写道:“儿勤学,父所喜慰,但勿过锐,以致妨身,能于辛苦中得有乐趣,则天机自活”,并强调“学问要勤苦,也要从容,其法在渐进而有恒,到得有味时,便能以甘偿苦”,如此说教,洞澈有清识。
张謇在人生苦旅中,处事的基本风格,可用“平实”加以概括。治家他强调勤俭,说“天下美德,以勤俭为基,凡致力学问,致力品行,皆勤之事也,省钱去侈,慎事养誉,知足惜福,皆俭之事也”。1909年正月其致函吴夫人说“帐房开来家用,云须四千五百元,福食一项,即须二千,大为不合。余为按人核计、至多不过一千二百元。又他项尚有可省者数百元,大约每年用度以三千二百元为限,亦已不小。另有讯复帐房,望卿在家加意管理,加意节省,每日菜蔬一腥一素已不为薄”。1912年阴历9月其又致函吴夫人说“能安居有饭吃有衣穿者, 便是幸福。余家须一切谨慎、勤俭”。治县,他强调稳健,如章开沅先生所说“不大轰大嗡,不追求浮名,他办教育、就不象清朝政府那样先从大学办起,他是先从师范办起,从小学办起,然后从小学到中学,到专科学校,然后到大学,这样就符合循序渐进的道理。
张謇虽具强烈的忧患意识,却不乏乐观精神与审美情趣。面对“世上风云”、“人心矛戟”,他潇洒地吟出了“老夫一笑浑闲事,夜半霜天看月明”诗句,他又说“做人做事,正须于动中能静,忙中能闲,方于事有见处,于身有益处,此却不易,然只要耐,能耐则自然视忙如闲,视动如静矣”。
张謇由衷喜爱大自然,喜爱自然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爱自然界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他爱松“欣欣有生意”,咏梅诗为“无限含春意,朔风吹未开。不知残雪里,已有暗香来”,且“梦中犹自爱溪山”。年青时,他爱在山野里骑马,常与友朋或“着鞭争胜”,或“叠骑清谈”,或共发“披肝露胆之言”,晚年却喜在明月下独酌,又有“独酌思悠悠”佳句的出现。
张謇也善于欣赏人类社会的各种美。他喜观梅兰芳演戏,每观一剧,“必有一诗”,称“亦至愉快之事”,有诗云“忆远裁笺写所怀,去书不必有书来。老夫青眼横南北,可忆佳人只姓梅”。他赞誉袁昶“智略洞中外”。至晚年,尽管其“江海潜踪,厌谈政事”,然对孙中山去世,却保持不住沉默,在追悼孙中山的演说中称其“不畏难,不怕苦,不耻屡仆屡起,集合同志,谋举革命,千回百折,备尝艰苦,至辛亥年事会凑合,卒告成功”,他认为以往革命“不过一朝一姓之更变而已,不足为异”,而孙中山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因此他高度评价孙中山不仅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他强调孙中山“在历史上确有可以纪念之价值,其个人不贪财聚富,不自讳短处,亦确可以矜式人民”。
古往今来,书画家皆有收藏,张謇也然。他喜收藏文徵明、徐枋、李、边寿民、汤贻汾、吴昌硕、吴湖帆等人的画,题文徵明山水跋语有“求衡山(即文徵明,号衡山居士)画二十年,适于沪上得见此本,高情远韵,绝与寻常所见者不同,乃知神龙骏马,自有真也”;题徐枋绢本山水有“画本巨然参倪黄,此仿关仝信晚作”句;题李墨笔枯木竹石图轴称“复堂(即李,号复堂)枯木非无意,阅尽冰霜老健能”;题边寿民山水蔬果花鸟十二开册页赞语为“世间绝可宝爱物无过之者也”。在他眼里,汤贻汾画趣“清高”;吴昌硕“常将书做画”;吴湖帆的山水“笔意高旷,清远有致”,并作诗云“二百年来吴墨井(即清六家之一的吴历,号墨井道人),前贤要有后生当”。他也喜藏佛像画,曾说“若论导扬佛教,则须人人心中有一佛,佛自充满于天下一切世界。譬之一国人民,人人心中有此国,唯恐为人轻蔑损坏,则此一国自然永久坚固存在于世界”。
张謇参与处理朝鲜兵变凯旋后,在登州一度“无日不困于酒食”,并得赵孟頫书《赤壁赋》字、仇英画四条屏、董其昌的山水画、王铎所临王蒙的字、刘墉题毕沅《灵岩读书图》诗、沈铨、奚冈的画,可谓一丰收。
张謇镇室之宝,看来是南宋四家之一刘松年的《百寿图卷》,此卷曾藏定王府邸,后归恭王府,辛亥革命后散落人间,张謇于民国元年六月以百金得之,跋称“一时势力,宁有如二邸之盛者。聚则终散,世之常理”。
张謇的特色收藏,则为宋元明清人所画钟馗像七十余轴,以借助钟馗求捉尽人世间各种形式之鬼。
张謇喜赏碑拓,1891年阴历9月25日日记中有“博孙招食蟹, 因得观‘静娱室’四宝,盖隋丁道护启法寺、唐虞世南庙堂、褚遂良孟法师、魏栖梧善才寺四碑也。天下奇珍,生平初觏,绝大眼福”记载。“静娱室”主人为李宗翰(1770—1832年),字公博(日记中“博孙”,即公博子孙),临川(今江西抚州)人,1793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著名金石收藏家,以藏有孤本旧拓《启法寺碑》(此碑为隋代楷书碑刻,丁道护书,仁寿二年(602)立,石于宋代已佚,书法谨严,开唐碑先河,为隋书中佼佼者)、唐拓《孔子庙堂碑》(此碑为唐代楷书碑刻,初唐四家之一的虞世南所书,武德九年(626)刻,贞观中即毁于火, 书法俊朗圆润,字体外柔内刚,黄庭坚有“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句,被誉为初唐三大名碑之一)、唐拓《孟法师碑》(此碑也为唐代楷书碑刻。
褚遂良书,贞观十二年(638)刻,碑石久佚,书法质朴,笔多隶法)、唐拓《善才寺碑》(此碑也为唐代楷书碑刻,魏栖梧书,后人作伪改题“河南褚遂良书”,开元十三年(725)立,石久佚,用笔深得褚书神理,上有“蔡京珍玩印”、“内殿秘书之印”及翁方纲、安歧、阮元等题跋印记)著称于世。
张謇认为,草书于《书谱》外,唯有怀素《自叙帖》“最奇纵有法,欲得之久矣”,后得此帖残本,仍喜欢无量,称“百冗之暇,偶一批览,正如与奇人怪士作世外谈,益人神智不少”。
张謇称被誉为“一代宗师”的大书法家沈曾植“真朴雅渊懿”,二人一度“不三日必一见,见必有所得”,其藏有沈赠旧拓《礼器碑》,一度遍索不得,“为之惘恨竟日”。
张謇所用砚,为大书家、大篆刻家邓石如旧物,为好友汤尊三所赠,据张謇称,其“初不甚宝之,弃之败簏中,与诸砚伍,偶见其旁有眼,黄且润,旁有紫晕,异之,抚视见旁刊‘石如’二字,急取水濯浸之,字画益明,观其笔势生劲,与山人草书无少异,则为山人物似无可疑”。
张謇的审美、收藏,总的说来,讲究“自然适之”,讲求“绚烂”与“平淡”的自然统一,其如下诗句,便是这种审美情趣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