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三骂 张季鸾与大公报 忆张季鸾与《大公报》二三事
今年 6月17日o是大公报创刊 100周年纪念日。1940年至 1949年o我曾在大公报工作o历任记者p采访主任p驻南京办事处副主任等职务。
我的姑父是新记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p总主笔张季鸾。小时候o在姑父家住过o对他有些模糊的印象。 20岁参加工作o就进入了大公报。我在大公报开始记者生涯的最初一两年o正是这位「文坛巨擘o报界宗师」(周恩来语)生命旅程的最后一两年。
在这段时间里o我和姑父的直接接触并不多o但身在大公报o耳濡目染o对姑父的办报理念和办报风格也略知一二。姑父这个人o一生除了嗜好昆曲以外o实在没有什么其它兴趣爱好。他的心思全在办报上o只有办报o才是他人生的最大抱负和最大乐趣。而我和姑父有数的几次接触o都对我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我 1920年出生于陕西榆林。我们高家在榆林是大户o我的祖父弟兄五个o他最小o也最有出息o是清末的进士o在福建当过县令。榆林还有一个大户o姓张o和我祖父一辈的有个叫张翘轩的o也是进士出身o在山东当过县令。榆林大概就有两家进士及第o宅门前都竖了旗杆的o两家有通好之谊。
我祖父弟兄五人共有三十个孩子o十八个男孩o十二个女孩o我父亲高月轩o在男孩里排行十四。我有个姑妈o叫高芸轩o在女孩里排行第九。由于门当户对o我姑妈从小就许配给张翘轩的小儿子o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张季鸾。
张季鸾和我姑妈 1908年成婚o是专门从留学地日本回来成婚的。两人婚后关系很融洽o姑父出远门o还要和姑妈拥吻告别o这事在家乡传为奇谈。我的姑妈是姑父的第一位太太。但因为她不能生育o后来又染上了抽大烟的毛病o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姑父又聚过两房太太o到了 50岁o第三位太太才生了一个儿子o就是士基弟。我的姑妈 1931年去世o姑父为她办了三天丧仪o备极哀荣。
说起这件事o我要纠正一下徐铸成先生在《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中的一个说法。在那本书里o徐先生两次提到姑父的婚姻。一处说o「 1908年o张曾短期回国o主要是王太夫人(笔者按s指姑父的母亲)生前曾为儿子订了一门亲o女家催迫甚亟。
他回家完了『终身大事』后o……不到二个月o就别了新婚的李夫人和亲友o启程再次东渡。」另一处说o「季鸾先生先有李夫人o后在沪主持《中华新报》时娶王夫人。 1935年娶陈夫人筱霞女士o生了张先生唯一的儿子士基。」徐先生把姑父的第一位夫人说成姓李o第二个夫人说成姓王o都搞错了。其实o姑父的第二个夫人姓范o是家里的实权派o我们小时候也叫她姑妈的。
1926年 9月o姑父和老朋友胡政之p吴鼎昌一起接手已停刊九个多月的天津大公报。那时o我父亲也在天津o当税务局的一个小科长。 1928年o我八岁时o离开老家o随母亲迁居天津。在老家时o常听我母亲讲起我的姑妈姑父o说姑妈是大家闺秀o长得很漂亮o熟读《红楼梦》o对红楼故事滚瓜烂熟。姑父国学底子很深o以后留学东洋o学贯中西o写文章下笔千言o倚马可待。还让我好好学习姑父。我对姑父自然十分景慕。
到了天津o在日租界四面钟姑父家暂住一段。记得第一天到了姑妈家o姑妈就反覆告诉我们o不要大声吵闹o姑父有病o晚上还要做夜班o白天要睡觉。吓得我和哥哥不敢做声o干脆溜到外面去玩。第二天见到姑父o果然是一个瘦弱文雅的书生o对人很和气。
所以o我很小就知道o姑父的身体不好o但他似乎也是一直上夜班。白天有时还要在家接待客人。他特别喜欢昆曲o看戏就是他最好的休息。戏院里有他的专座。他还带我和我父亲一起去看过戏。看完戏o再去上班写评论。
那时o吴鼎昌p胡政之也写评论o但由姑父最后定稿。后来o有了上海版p汉口版p香港版o几个版的社评仍由姑父负责o他经常亲自为这几张报纸写社评。以后我们搬到外面住o每逢春节o到姑父姑妈家拜年o他就摸摸我的头o让姑妈给我两块钱。我记得o即使过年o他也很少休息o吃完年饭o就匆匆离去o从没有和大家一起守过夜。
我先在天津上小学o后来在天津念了两年中学o又到北平念中学。 1938年o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o京津的大学都转到西南西北o我就借了本家一位堂姐的证书去陕西城固上了西北联大o插班念二年级。 1940年 6月o本来该毕业了o而且已经写了毕业论文o但借证书的事「东窗事发」o被学校开除了。那年o我刚 20岁o下一步路怎么走呢t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姑父张季鸾。虽然那时我的亲姑妈已经去世多年了。
在西北大学读书时o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抗日民主先锋队o因此o被开除后o学校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几次问我o准备去哪里里。当时进步学生有几个地方可选择o一是去延安。一是去傅作义的部队o傅作义是有名的抗日将领o在青年中很有威信。
还有就是去新疆。那时o盛世才在新疆大搞改革o请了不少共产党人担任重要职务o对青年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我却想去重庆生活书店当编辑。为什么呢t因为邹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在我们这些年轻人中是个很神圣的地方。
我有个同学毕业后去了生活书店o每月工资 20块o在邹韬奋领导下工作。他来过信。整天和我们这些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在一起o多么令人羡慕u何况那里还有很多其它著名的文化人o去了能学不少东西。
姑父是新闻出版界泰斗级的人物o我从父母那里得知o姑父和沈钧儒先生关系极好o是莫逆之交o姑父年轻时曾得到沈钧儒叔父的青睐o他去日本留学就是老先生亲点的。如果姑父给沈先生写封介绍信o到生活书店岂不是易如反掌t
那时o大公报已有重庆版o姑父也在重庆。在此之前o姑父去武汉创办了大公报汉口版o由于条件艰苦o在汉口他旧病复发o身体每况愈下。但在武汉沦陷后o他仍以带病之身o赴渝创办新报。我给姑父写了封信o说要到重庆来找工作o但姑父没给我回信。
我干脆从西安出发o辗转到了重庆o盘缠花得只剩下一块钱。到了重庆o我找到了位于中山一路的大公报营业部o人家说张先生在南岸康心如家养病o不在报馆。我说s「我是他的亲戚o没钱了o非找他不可。」后来o他们告诉了康家的地址o我按地址找到了姑父。
那一年o姑父 53岁。多年未见o姑父的身体更趋消瘦o气色也很差o姑父问了问我的近况o说信收到了o问我打算怎么办t我说s「想上生活书店o您给沈钧儒沈老写个介绍信吧。」姑父没说行o也没说不行。我也不好多说o坐了一会儿o就告辞出来。临走时说s「我一个钱也没有了。」姑父就给了我五块钱o叫我暂时住在大公报的宿舍。
我是「民先」成员o得转组织关系o就拿着介绍信o找重庆「民先」的联系人p当时在时事新报当编辑的彭友今。彭友今问我预备上哪里儿去o我说想到生活书店去o已经跟张季鸾说了。彭友今说s「好吧o有什么消息告诉我。」
过了三天o一个在中央周刊工作的姓顾的来找我o一问o还是同乡o我很奇怪o他来找我干什么呢t顾说s「不是张先生给我们老板写了封信吗o说你要到我们那里去工作。」我这才知道姑父想让我去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中央周刊的老板叫陶百川o在那里当编辑收入很高o一个月 120块钱o比在生活书店高六倍。后来o我知道这位姓顾的去中央周刊o也是姑父介绍的。姑父这个人很重乡谊o他的八行书遍天下o当然没有哪里个地方不买帐。
这下怎么办呢t我可是从来没想过也实在不愿意去国民党的杂志工作。可不去吧o又驳了姑父的面子。我想和组织商量一下再做决定。我就又去找彭友今o说s「姑父大概不希望我去生活书店o可我也不想去中央周刊。」彭友今说s「是不能去那种地方o你要求去大公报吧。」
过了几天o我又去康先生家找姑父。一进门o王芸生先生也在。这些日子o我已经知道o由于姑父不把病当回事o他的病已经很重了。但他还是不肯彻底休息o只是不做夜班o也很少亲自执笔写文章了o重庆版的编务由王先生实际主持。
姑父把我介绍给王先生。我跟王先生打了个招呼o然后告诉姑父说s「陶先生派人来了o要我去那里工作。我不想到官方的杂志去o就想去民间的报纸或杂志。不然o我就到大公报吧。」姑父盯着我看了一会儿o还是不置可否。见他们还有公事o我只好退出来o回大公报宿舍等消息。
那一段时间o我闲着没事o就去逛书店o手上的五块钱差不多都买书了。反正住的地方不要钱o还有饭吃o倒也不着急。
又过了几天o姑父的一个搞发行的侄孙找到我o说s「王先生让我通知你来上班o你去找一下徐盈先生吧。」
徐盈是大公报的采访主任o有名的记者。我很高兴。马上去找徐盈o徐盈不在家o他的夫人彭子冈在o她也是大公报的名记者o说s「我知道你o徐盈告诉我的。」子冈为人率直o无遮无拦o说s「你是救国会的吧t我是共产党o我们是一家人。」我想o很可能我让姑父给沈老写信的事传出来了o沈老是救国会的领袖o子冈就以为我是救国会的人了。其实o那时我还没有参加救国会。一会儿o徐盈回来了。他说o王先生交代了o让我跟着他跑新闻。
大公报o一向注重「文人论政」o「言论报国」。报纸每天都刊登时评o指点江山o臧否人物。而报纸的灵魂o实际就是张季鸾的思想和主张。那时候o由于身体的缘故o姑父每个礼拜只到报社来一次。有时单独找王芸生和社评委员会们谈话o有时接待朋友o有时把编辑部的人召集起来在一间屋里o讲讲当前的时局。
王芸生等人就从这些谈话中o或直接得到指示o或间接受到启发o执笔为文。但有些重要文章o姑父还是亲自动手。比如o 1941年 5月 23日刊登在大公报的著名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就是卧病的姑父亲自写的。
我那时刚到报馆o是小字辈o也参加了两三次这样的会。当然只是叨陪末座o听姑父侃侃而谈。我的印象是o姑父绝对是一个爱国主义者o他对日寇侵华的厌恶和仇恨是发自内心的。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想一些点子o找出一些题目o让报纸做文章o鼓舞抗战的士气。
但他不喜欢空喊口号o他总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o靠着强大的逻辑力量o靠着缜密的推理o靠着带感情色彩的文笔来打动读者。姑父的身体很是羸弱o但讲起时局来o还是口若悬河o并不像个病人。尽管病魔缠身o他还两个月去一次香港o指导香港大公报的工作。
我就是这样开始了记者生涯。大公报的人事原则是任人唯贤。我一个毛头小伙子o一进大公报就当记者o当然托了姑父的福。但是o姑父最初是不希望我进大公报的。为什么呢t是觉得我思想左倾o到国民党那里去谋个「正统」一点的差事更加稳妥o还是为了避嫌o不想把自己的亲戚弄到报馆来t姑父没跟我解释过这件事。
一年多以后o姑父去世o这也就成了一个谜。但我知道o姑父虽然介绍许多人进了新闻出版界o但没有介绍一个亲戚进大公报的采编部门o我是唯一的例外。
我进了大公报以后o由于思想左倾o很快就和八路军办事处p新华日报的一些同志混熟了o其中和李普p鲁明等人关系尤其密切o成了好朋友o经常一起出去采访。
1940年 9月的一天o周恩来在黄炎培组织的形势报告上做了一次演讲o我听了以后o很激动o就写了一篇简要的消息o登在大公报上。谁知这条小消息竟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消息发表的第三天o徐盈对我说s「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见谁呢t「见胡公。」胡公是共产党内部对周恩来的代称o因为周恩来那时留着大胡子。听说去见周恩来o我心里很高兴o但也有点紧张。
徐盈带我到了「八办」(曾家岩 50号)o我们一进门o周恩来马上站起身o热情地同我打招呼o接着问s「你是张季鸾的外甥t」我说s「是侄子o张季鸾是我的姑父。」显然徐盈和新华日报的朋友已经向他介绍过我。他让我坐下o关切地问我多大o家里还有什么人o还问s「你是学新闻的吧t」我说o「学经济的。
」「学经济的o怎么当记者呢t是受张季鸾影响吧t」我说s「我从小就崇拜他。后来在大学参加了『民先』o读了点马列主义的书o又办墙报o引起了我对办报的兴趣。
」这次见面给我印象很深o因为o这么一个大人物o一点架子也没有o倒象是熟人拉家常。临走时o他说s「以后欢迎你常来谈谈。」后来o我与「八办」和新华日报的记者来往更加频繁o我获得一些重要政治信息o也及时向他们透露o特别是周恩来的一些活动o我必争取采访。久而久之。就被国民党视为亲共的左派记者o一个危险分子。
皖南事变以后o国民党限共o排共o新华日报和一些共产党员上了黑名单o要撤退到香港。新华日报记者吴全衡临走前给我留了一本书o书里夹着一张条子o说我已经上了黑名单o要我小心。我没碰到过这样的事o就告诉了子冈。
子冈说s「我也上了黑名单了。」我问s「你怎么知道的t」她说s「 50号通知我了。」我说s「我也是 50号通知的o这个事情麻烦了。」子冈说s「不要紧o你跟我走o找王芸生去。」我说s「这个事可不能让王芸生知道。」她说s「没事o没事o你放心好了o你听我的。」我们两个人就去找王先生。
那一段时间o王芸生也住南岸。到了王先生那里o姑父也在o坐在一把椅子上o王先生坐着一张小板凳。王先生说s「你们有什么事啊t」子冈说s「有个事想跟你谈一谈。」王先生说s「好好好o张先生在这儿呢o你们谈吧。」子冈说s「我们当记者o哪里儿不能采访啊o怎么上了黑名单了t我们还是大公报记者o不是共产党o黑名单上有我o也有高集o报社管还是不管t」王先生还没说话o姑父就对着我说s「我早就告诉过你们o做新闻工作要超脱o不能卷入政治活动o你们就是不听。
」他并没有说子冈o只是对着我说o可能因为我是他的亲戚。我看姑父面有愠色o没敢多说话。王先生赶紧站起来o说s「你们两位回去吧o我回头再跟张先生商量一下。」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o日本的飞机来空袭o我到下城路新丰街 19号报馆旁边的防空洞去o姑父也在那里躲空袭。他看见我o说s「你出来一下。」我跟他出了防空洞。他说s「你们的事情o我和陈布雷讲了o他说没有这个事情o大公报的记者不会上名单的。
」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子冈o我们吃了定心丸。后来有一回o我见到陈布雷o陈布雷问s「你就是高集吧t」我很奇怪o就问s「布雷先生o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t」他说s「季鸾先生跟我说起过你。」很显然o姑父虽然不满意我们倾向共产党o但他也反对国民党搞什么黑名单。他要求报纸不偏不倚。但关键时刻o他还是亲自出面o利用他的影响o保护了我们这些进步青年。
说起躲空袭o还应多说几句。姑父那时住在康心如家o康家有很豪华的防空洞o旁边就是蒋介石的别墅o也有很讲究的防空洞。但每次躲空袭o姑父都是坐着他那辆很小的卧车o到大公报的防空洞来o和报馆的同人呆在一起。他一来o大家都高兴地站起来让座。
我想o他的用意很清楚o就是传递给我们两个信息o一个是大公报是大家的o他在最危险的情况下o不会离开大家r二是大公报是独立的民间事业o他平常可以在朋友家养病o可以和官方人物打交道o但关键时刻o他一定要和事业同生死o共患难。
我进大公报以后o姑父有一件最得意的事o这就是大公报得了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章。
密苏里希望学院奖o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此前o东方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泰晤士报得到过这个殊荣。 1941年 4月o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o认为「大公报刊行悠久o代表中国报纸o继续做特着之贡献。
」「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o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o始终充实而精粹o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o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o迄无可以颉颃者。」那些日子o报馆上下像过节一样高兴。 5月o还专门开过庆祝会o姑父在会上讲了话。
但两个多月以后o姑父的病情加重o每日高烧不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o他仍在病榻上指导报馆工作o时常对王芸生耳提面命o使大公报对时局屡有建言。一直到 8月 31日才住进中央医院治疗。
我当时正年轻o整天忙于工作o不知道姑父已经住院。有一天o新华日报的鲁明来大公报找我o说s「胡公找你o叫你去看你姑父。」我问s「我姑父怎么了t」鲁明说s「住院了o你也不去。」我说s「什么时候住的院t我不知道啊。
」鲁明告诉我o胡公去医院看张季鸾o知道我没去。说我太不象样了o胡公还叫我一定得去o押也得押着我去。我赶紧和鲁明一起去了医院。一进医房o就看到国民党政府的卫生署长站在那里。他听说我和张季鸾的关系o很客气地告诉我o蒋主席昨天来看过张先生。
姑父躺在病床上o已经危在旦夕。我握住姑父的手o心里很难受。说实话o当时我太年轻o根本不懂得姑父的价值o只是觉得他是一个正直的人o一个博学的人o一个大文豪o一个为了事业不要命的人。天不假年o现在他再也无法为自己的事业继续尽力了。
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o又呆了一会儿o就起身告辞。谁知第二天o也就是 9月 6日o报界的一代宗师阖然长逝。 9月 26日o重庆各界为姑父举行公祭o从早至晚o人群络绎不绝。国共两党要人蒋介石p周恩来等亲到灵前吊唁o挽联挽幛o挂满灵堂o社会各界都对姑父的一生给予极高的评价。如此盛况o除了国民党元老林森以外o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
他是个真正的报人
姑父不是政治家o也不是报业老板o而是个真正的报人。
以他的见识p学问和社会关系o特别是蒋介石对他的器重o他要混个官当当o实在是太容易了。但他不愿当官。早年o他曾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o后来也短暂就任铁路方面的官员o但他志不在此。一旦有机会办报o就会毅然辞去其它职务o义无反顾地投入报业。
因为o他认定o报纸在一个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它要忠实地记录历史o要真实地反映舆情o要影响社会的发展。 1926年o他和胡政之p吴鼎昌接手大公报o约定三人不得当官o如当官o必须退出大公报。吴鼎昌后来当了官o姑父和胡政之此后始终是一介平民。
姑父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很特殊的。1927年o他写文章骂过蒋介石o蒋介石不以为忤o后来还待他以「国士」之礼o他有知恩图报的想法。但他不沾蒋介石的光o一辈子办报。 1935年o姑父回乡省亲o蒋介石派人送一万元作路费o他拒受r 1941年o他病重时o借住在老朋康心如家o不住政府的宾馆。
蒋介石又赠一万元o他还是不要。他定的「四不」o自己是信守不渝的。越是如此o蒋介石对他越是十分敬重。他死后o蒋曾两次吊唁o三次谒墓。这对于蒋介石o是绝无仅有的。
解放后o范长江曾告诉我一件事。有一年o蒋介石大宴群僚o还请了一些外国大使o时间已到o还有一位客人未来。大家不知是位什么重要人物。忽然o蒋介石陪着一位身着布履长衫的小老头进来o并让上主宾席。蒋向大家介绍o这位是张季鸾张先生o道德文章o名满天下。席间o还不断为姑父布菜劝饮o让那些大员们错谔不已。
姑父生前o只拿大公报的薪酬o年终可拿盈利分红o养家无虞o但并无厚蓄。特别是他这个人乐善好施o家乡来的青年学子或亲友的孩子o找他帮忙就业o他都写信o让朋友安置o还送钱接济。我有一个堂姐o当时在北京文理学院念书o没钱用o他就让她给大公报写些稿子o每月给二十元稿费。
他死后o安葬西安o大公报领导及蒋介石等社会名流都去西安参加葬礼o他的续弦陈筱侠和儿子张士基也随同去西安守陵。过了一个时期o胡政之让我去西安把他们接回重庆交由胡政之安置。
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o是自有公论的。而正是在张季鸾p胡政之时代o大公报达到了它的巅峰。抗战时期的大公报o在张季鸾先生的主持下o坚决反对各种投降议和o坚持全面长期抗战的观点o这种政治态度是异常鲜明的。
他亲自执笔和指导别人撰写的大量社评o都反映了这一点。而做为报纸的社评o思想的深刻o说理的透彻o文笔的老到o一时无人能望其项背。至于他关于大公报的「四不」o是他对一张民间报纸的独特理解o他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
大公报并非国共两党的机关报o它不可能完全站在共产党一边o也不可能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虽然蒋介石尊姑父为「国士」o但姑父并不拿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一文钱。对国民党的官僚政治和腐败行为也多有抨击。这样的报纸o力求体现一种民间的立场。应该说o这样的办报理念o还是有着合理的成分o也是需要认真分析总结的。(张宝林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