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喆租赁 融资租赁公司注册 2016年民资融资租赁公司的经营出路

本文结合当前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形势,形成几点明确且信服的经营策略建议。  “4千家”与“4万亿”,是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在2016年开端之初的两个显赫统计数据。一切似乎都在按着所有人的“预期”在缓缓呈现,一切也都似乎例行式的,在新的场景下,继续演绎着旧的故事桥段:中国融资租赁在行业资产规模层面继续“超英赶美”、各地政府的支持政策继续推出、巨无霸企业继续涉入融资租赁、知名融资租赁企业继续发着巨额的债或转让着巨额的租赁资产、知名融资租赁职业经理人继续离去又新来……

有数据显示,数量占比为1.1%的约50家金融租赁公司(25家“在运营”)在的租赁资产总额为1.6万亿(约占行业资产规模40%),近4000家融资租赁公司中约有三分之二未运营。于是,在镁光频闪的热点行业新闻的空隙中,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冷峻的数字,再次关注到一个似乎被遗忘的“大多数”:中国民资融资租赁公司群体——一个被市场巨力激荡冲撞,陷于逼仄市场裂隙中的企业群体。

在这个企业群体中,投机者有之,欺诈者有之,但是,真正想去做企业而一时陷于困顿迷茫的,亦有之。

对于后者,应钦敬其气概,尽绵力而襄助。 如果说,普遍而言,这是一个“以智力相雄长”的时代的话,那么,具体到当前的融资租赁行业市场割据局面,则更多地突出了“力”,而不是“智”。

何谓决定融资租赁行业市场割据的“力”?答:大量而低价的资金筹措能力。在当前整体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新生经济动力尚不明显的形势下,明显而稀少的“优质资产”,自然会“为大力者所夺”。

必须要承认,因由银行排他的存款业务而间接获取大量廉价资金的能力,是动辄以千亿租赁资产作为翘楚标签的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得以快速做大租赁资产的核心原因之一。在目前中国金融市场中直接融资规模相对较小且难言规范的情况下,相当程度上,经济系统内的资金活动,显示出一种“一切源自于银行,一切还归于银行”的流转特征。

这也间接解释了融资租赁企业群体中,一种在银行取得信用能力同自身租赁资产规模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的底层根由——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以及少部分有显耀股东门庭的外资融资租赁公司即是显见之例。

于是,等而下之的民资融资租赁公司群体自然被归于“力小”之列——或经营举步乏力,或迫于生存而甘做“通道”去为人“举杠铃”,也就不足为奇了。

换言之,当前中国融资租赁行业的市场割据局面之形成的主要原因,与其冠冕一些诸如“关注新兴战略行业”、“完备风险控制体系”等等泛泛之词所描述的企业间管理水平差异,毋宁大喊一句“老子胳膊粗,你看怎么样”,来的更为痛快直截!

但不管怎样,对于中国民资融资租赁公司而言,如果不加作为而随着当前形势继续漂流演变,则前途堪忧:在市场上“仰攻”少数优质客户,就变成了“与龙王比宝”而胜算阙如,即使想要向过往一样“以身为质”去做通道业务,也因为环境的反转而难以再度下箸(参阅“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述评文章:《反者道之动:中国融资租赁“通道”发展路径的修正》)。

如此局面,若要实现持续的企业生存,留给民资融资租赁公司的行进方向就只剩下了一个:短期内,舍“力”取“智”;长期内,依“智”蓄“力”。

“智”向何处寻?答:历史的经验智慧。基于目前中国民资融资租赁公司群体所处的境遇,乃至推广到更加一般的各行业弱小初创企业群体的生存境遇,目光自然地会投向历史上弱小组织的成功生长壮大的真实经验,并希望通过这些经验的提取和拣择,来获得亟需学习、借鉴和体悟的珍贵生存智慧,并以之为依据,形成现实的企业经营决策。

而目前最切主题、最具借鉴意义,以及史料最丰富和易于获取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军史——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这段宝贵历史的经验,早已成为中国当前诸多卓越民营企业领袖的重要经营智慧来源。 现在,我们就选取一些党史载录的方针策略,结合当前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形势,显发历史的经验智慧,形成几点明确且信服的经营策略建议。

一、根据地建设

弱小组织必须主动远离具备绝对力量优势的竞争者活动领域,另外寻找一块可供休养生息的生存依托空间,并且要保证自身在这个生存空间内相对的实力优势——用管理学的语汇来讲,就是有关目标市场定位、生存战略逻辑确认和利基市场竞争优势确立的问题。

回顾中国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所谓“专业化和细分目标市场”策略的成功应用,以至于目前各方为行业发展所开出药方中,“专业化”依然被频频用作一味主药。但是,怎样实现“专业化”、具体的“专业化”建议等问题,却往往语焉不详。

并且,为什么所谓的“专业化”会在过去取得瞩目的成功?而又如何解释过去“专业化”经营在现在所呈现的同样明显的租赁资产压力?如上等等问题,却无人言及。

实际上,从过往的融资租赁“专业化”实践来看,其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效,主要原因有二:外部取“势”与内部取“能”——聚焦资源以发挥最大效能,跟随大势而获得快速发展。而所谓的外部取“势”,如果用系统科学的观念来描述,则无非是融资租赁公司以“细分目标市场”为切入和联结点,接入了一个不断生长壮大的系统而已——新世纪前后十余年平均高达两位数增长率的中国的整体经济系统。

而当前的形势则是,这个一贯高亢膨胀的系统,因外部需求下降和内部隐性积累成本高涨而被迫转入“新常态”。

既然,过往所依之“势”已然消减,融资租赁公司经营压力骤增也就顺理成章了。 所以,现在的核心问题就应该是,面对技术潮流冲击、全球商业形态演进和最高层主动“调结构”等原因,而不断呈现出的以产业融合、产业迁徙和产业链编织为特征的“经济和商业子系统”加速繁殖并独立的趋势,如何从中找到一块合适的“根据地”——一个在大环境低靡背景下,却依然能够保持自身系统生命力的市场空间? 虽然,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结合具体的融资租赁公司情境,但是,这依然不妨碍我们给出一些值得关注的备选目标市场系统:1、快速发展的区域经济系统。

以重庆为例,地方政府的系列组合政策(贸易便利、铁路连通、运输成本压缩等)已经引发了电子产品制造企业集群的整体迁移,并且,其明确的电子产品配件产业持续引入意图,有可能使该区域经济系统可以保持中期内的高速成长。

2、商业生态系统。

某一行业内可能形成围绕一个或数个核心企业的商业生态系统,这种商业生态系统本身即具备较强的逆周期和抗衰退能力,对此,我们已经有过论述(参阅:“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述评文章:《中国融资租赁“新第三方”企业群体出现》)。

此外,传统或者新兴行业中带有“企业集群”特征的产业生态系统,也可归入此类。3、县域经济系统。在中央政府高度注重县级治理和扶贫工作的大背景下,将县域内的经济视为一个独立的目标系统,通过评估具体县域经济的发展潜力和现实表现,以县级政府为主要切入渠道,有望实现县域经济发展带动的融资租赁公司快速成长。

二、土地革命

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要做成一项事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有人愿意跟着做,并且,大家的劲儿能往一处使——也就是制度经济学所重视的参与激励和激励相容问题。中国革命能取得成功,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社会,以及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农民,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判断。

但是,如果单单有这种判断,却无法将农民的巨大力量引导和调动起来,则依然是纸上谈兵。而最终真正将中国革命的参与激励和激励相容问题得以完美解决的手段,即是土地革命——来吧,给你土地;战斗吧,为了你的土地。

中国融资租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再度发力奋进的主要原因,也没有脱离上述规则——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让当时融资租赁企业可以快速获取市场的关键外部条件,只不过此处不是“土地和农民”,而是“资金和中小企业”——来吧,给你资金;努力干吧,我们共成长。

所以,中国民资融资租赁公司群体在“土地革命”历史经验中,所可借鉴的,实际是目标客户分层定位问题,也即回答“谁是我的客户”这个问题。

“将欲取之,固必与之”,对于中国民资融资租赁公司而言,能够对其进行资金施与的目标客户,一定是在中国整体金融市场中,被认为信用水平或级别与自身相比,大体相当或更加低弱的那部分客户。

请注意“被认为”这三个字,从这个三个字出发,可以建立民资融资租赁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也可以说,这里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以信用评价较我为低的客户作为目标?答:在整体上被视为较低信用等级的客户群体中,如果其中一部分客户恰好处于一个活力充沛的系统中,那么,这部分客户实际上的信用等级并不低,只是被外部“认为”低下而已。

以中国融资租赁行业的实践为例,次贷危机前许多台资融资租赁公司目标客户定位极低,但通过以较高收益水平对冲信用风险误判做调节,依然实现快速健康的成长和盈利——当然,系统形势已经变化翻转后,依然故我地沿着旧路奔跑,进而承受了较大的经营压力,根本的症结不在目标客户定位,而在目标系统定位,也可以说,这正好提供了一个“反证”。

三、武装斗争

自助天助,自助人助,越努力越幸运。必须要首先自己有力量,自己掌握力量,然后才能调动和利用外部力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当时领导人的“右倾”路线,放弃建设自身武装力量,意图依靠国民党武装力量,以城市集会运动等形式取得革命成功,最终自尝苦果。

以此为借鉴,中国民资融资租赁公司意图依靠或攀附银行、大客户,而以“通道”业务为企业发展圭臬的话,注定会走入日暮途穷(参阅:“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述评文章:《有没有“无风险”的融资租赁“通道业务”?》)。

那么,民资融资租赁公司是否可以寄希望于“政府”的政策来获取发展空间和力量呢?从深化改革的政府职能转型趋势看,政府主导经济的所谓“中国模式”已然为最高层所抛弃,并且,政府的政策支持带有普遍普适性特征,不足为某些各别企业所长期独享。

即使从最近地方政府频频推出的融资租赁行业支持政策来看,除了天津政府从财税角度的产业升级支持政策暂时无法评价效果外,多地推出的“融资租赁产业基金”区区数亿或数十亿而已,不考虑能否及时足额到位,也暂且不谈这些基金的配置效率如何,单单目前这种体量,称之“杯水车薪”似乎也并不为过。

所以,民资融资租赁公司必须要“武装斗争”——必须走强化管理,以管理优势形成竞争优势的路线,必须把融资租赁公司真正地当作一个“企业”来做,而不是当作一个“项目”或“商机”来看待。

当然,从短期的生存权衡角度而言,阶段性地谨慎操作一些“通道”业务,亦有其合理之处——保证当期生存,为正确的战略和经营决策形成,争取宝贵的时间窗口——一如当年的红军在根据地建设尚无成效的阶段,亦未停止通过“打土豪、分浮财”来保证资源供给。

但是,长期的方向则必须非常坚定而明确,不可因一时的获利机会而发生动摇——这的确有一定难度,但对于真正要做企业的人,也即真正想让企业长期生存、发展的人而言,这又是必须的抉择(参阅:“李喆融资租赁工作室”述评文章:《非“一哥”,不“空壳”——中国民资融资租赁公司“增量市场化生存”的艰辛生路》)。

纸短言长,“武装斗争”相关的管理话题系统而繁密,姑且留待今后做即景讨论吧。 以上,即是在2016年开端之处,为中国民资融资租赁公司贡献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