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慈禧 辜鸿铭迷恋帝制吹捧慈禧 蓄辫抗世成独特风景

名汤生,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1877年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其后在欧洲游学三年。回到新加坡后在英国殖民政府任职。一年多后,辞职到香港学习中国文化三年,其后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做洋文案。1915年入北大任教,并曾为张勋复辟效力。1924年到1927年在日本讲学,1928年年初被张宗昌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4月30日,因肺炎病逝于北京。

■ 辜鸿铭言论

论西方民族性:英国佬的恶疾是兼有虚伪的过分的傲慢;法国佬的毛病是可恶的伪善;德国佬的阴谋在于极端的自私;美国佬的毒瘤是庸俗;俄国佬的痛患是残暴……

论纳妾:君知众杯翼壶之理乎?壶一而杯众宜也,夫一而妻众亦宜也。

1911年10月24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辜鸿铭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了一封致编辑信,称辛亥革命“是一场暴乱”。

此信发表后,辜鸿铭立即遭到围攻。有报刊在大标题中称辜鸿铭为“怪物”,辜鸿铭任教的上海南洋公学的学生们群情激奋,不能容忍。辜鸿铭来校后,学生们一哄而上,围着他质问。辜鸿铭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们鼓掌后散去。此后,辜鸿铭再也没有到南洋公学。

“海龟”幕僚

清末民初,辜鸿铭由于极端保守的文化态度被视为民国怪人。他用文采斐然的英语对西方文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极力宣扬儒家文化的种种优长,同时将中国典籍译成英文实现了文化输出,在西方国家中享有盛誉;他吹捧慈禧,反对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逆时代潮流蓄辫,为纳妾辩护且屡屡出入八大胡同妓院,连女子裹脚、国人随地吐痰等陋习也被他视为“精华”。

辜鸿铭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呢?

1877年,留学英国的辜鸿铭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这一年,他才21岁。毕业后,他到巴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游学3年,并在柏林进修一年,获得了一个土木工程学的文凭。

回到新加坡后,辜鸿铭在英国殖民政府任职。一年多后,他巧遇维新派人物,著名语言学家马建忠。两人相见恨晚,在海滨宾馆倾谈了三天三夜。他随即提交辞呈回到槟榔屿,告诉堂兄愿意蓄辫,改穿中国衣服。由于对传统文化陌生,他先在香港待了三年,通过汉学家著作补习传统文化。

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上,他偶然相识了张之洞部下杨玉书。后者认为辜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回来后便推荐给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凤昌,接着邀请他到两广总督幕府做洋文案,负责办理有关邦交的事务。

在张之洞的教导和帮助下,辜鸿铭的中国学问突飞猛进。他在儒家文化中发现了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相通之处。此时,张之洞府中汇聚了大量保守主义文人和学者,如朱一新、梁鼎芬、沈曾植、郑孝胥、梁敦彦、罗振玉等。

1896年,张之洞让辜鸿铭筹办一份报纸,负责组稿翻译,遭到他的拒绝。事后,他草拟了一份《上湖广总督张书》,显示出顽固的保守立场,此文标志着他此时已转变成一个地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罗振玉称之为“醇儒”。

1898年戊戌维新,日本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来华,辜鸿铭将自己的《论语》英译本相赠。伊藤博文称,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20世纪乎?辜鸿铭当即回敬说,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如今20世纪,其法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伊藤博文听后,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吹捧慈禧

辜鸿铭忠于慈禧。庚子年间,八国联军血洗京城,慈禧逃到西安,洋人声称要惩办祸首,慈禧惶惶不可终日。张之洞和刘坤一照会洋人必须尊重两宫。辜鸿铭用英文写了一篇《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陈述》,转给英国首相索尔茲伯里勋爵、德国皇帝威廉和俄国沙皇。半年后,又寄给《日本邮报》公开发表。

在文中,他列举了新派官僚和旧派官僚,说这些人在慈禧那里都能够各得其所,并由衷赞叹,“多么智慧的驾驭,多么宽广的胸襟!在用人行政上是多么精明和老到,多么不同寻常!”“中国人热爱和尊崇系于帝国命运的‘国母’皇太后陛下,以及按她的意见任命的后嗣,这种忠的感情有多深,义和团小伙子的狂热已经充分的证明了”。不仅如此,他还吹捧慈禧“三十余年,盛德崇功不可阐述”,“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

1910年,辜鸿铭被清廷赏给文科进士,这一年他辞去了外务部职务,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

1911年11月,辜鸿铭在《字林西报》发表第二封致编辑信,对该报这段时间渲染慈禧“残忍、谋杀故事”提出抗议,为慈禧广受指责的权力欲和生活腐化等进行辩护。他说慈禧“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绝不是专制独裁君主;“开始花钱修建颐和园的时候,她已经努力工作赚回了它。

……在她将权柄交给外甥光绪皇帝时,向她的人民、伟大的中华帝国的人民,提出想建一个富丽堂皇的家,让她在那里度过余生,这难道是那么过分的要求吗?”

蓄辫抗世

武昌首义爆发后,辜鸿铭在致《字林西报》编辑的公开信中称辛亥革命“是一场暴乱”。他反对革命者排满,“真正的障碍是治体(国家)缺乏活力,和当权者们的无能。除此之外,在治体内已经发展起来的寡头政治集团所形成的障碍,突然造成了血液循环的中断,从而导致了一根血管在武昌的爆裂。

但满人并不是造成这一障碍的原因,盛宣怀及其同伙的寡头政治集团才是导致这一障碍的真正原因。”他声称,整个中国的文人,给了武昌的雅各宾党以道义上的支持。“我可以指出,在我上海的文人学士朋友中,我恐怕是现在唯一一个仍然绝对效忠于朝廷的中国人了。”

辜鸿铭在信中说:“我认为对于外国人来说,目前情况下所应做的正当之事就是:严守中立,别妨碍中国政府自由行动……在这种困难的时候,像戈登所说的那样,去做他们应当做的事情。”英国人戈登当年曾帮助李鸿章镇压太平军,辜鸿铭希望英国人“诚实尽职”,这个职,当然是指帮助清廷镇压革命。 

1911年冬天,前清状元张謇和唐绍仪,想拉拢辜鸿铭入伙为袁世凯效力,两人宴请辜鸿铭。席间援引孟子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试图以此说服辜鸿铭。但辜鸿铭并不为所动,当场讽刺这两位说:我命应当不得志。但你们两人,难道一个人是“土芥尚书”,一个是“犬马状元”吗?说完把酒杯一扔,扬长而去。

1912年清帝退位后,回到北京的辜鸿铭以遗老自居,蓄辫抗世。带着对儒家文化的坚定信念,满怀着对新时代的愤懑和不满,辜鸿铭进入了民国,1915年入北大任教。他的言行举止逆时势而行,形成了民国期间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他屡次作文攻击袁世凯。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辜鸿铭在家里大宴宾客,庆贺袁氏归天。张勋复辟后,辜鸿铭被任命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仍回北大教书。

撰文/本报记者 张弘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胡思敬所著的《国闻备乘》等资料。

■ 追忆与回眸

辜鸿铭是晚清民初具全球眼光、富西方知识、对东西方文明有独特认知并产生了一定世界影响的思想家。他对西方世界反省自身的政治行为及欧美现代文明的弊病,也发挥过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故能一度成为当时西方世界里“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言人。

还在清末时,通晓西学的辜鸿铭对维新和新政予以激烈批评,对革命表达莫名仇恨,就开始为自己赢来“古怪”的名声……实际上,这一切都不过是其保守的文化思想和偏激的、愤世嫉俗的个性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未尝不是中西文化的多重因子在他身上独特组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