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周佛海 陈公博、周佛海等中共一大代表中的五位落伍者

在中共一大上,张国焘被选为中央组织主任,后来由于激烈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战略,并在党内组织小集团,受到中共中央的尖锐批评。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他经不住严刑拷打,招供了李大钊等不少革命同志。是年10月,中共组织营救被捕人员,张国焘亦同时获救。出狱后,其变节行为被隐瞒了下来。

1931年4月,张国焘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该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在这里,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错整了不少好同志。在长征期间,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妄图用武力挟持党中央,分裂红军。

他还自立“中央”,自封主席,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可以说,张国焘是我党历史上闹分裂的元凶。1937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的检查。鉴于此,中共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即清明节前一天,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陕西祭扫黄帝陵。正值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也在拜祭。祭毕,他便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去了西安。4月7日,国民党安排他去了武汉。在武汉,张国焘拒绝周恩来、博古、李克农等对他的批评和挽救。

4月17日,周恩来与他作了最后一次谈话,向张国焘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条。次日,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做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自此,张国焘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死心塌地地在国民党营垒里干了长达十年的特务勾当。

1948年冬,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张国焘已无利用的价值,被国民党当局踢出局,他只好携带家眷逃到台湾。次年冬,又迁居香港,以办杂志维持生计。

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大陆的念头。他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中共中央答复,回来可以,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承认错误。张国焘虽早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当中共中央真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考虑再三,他最后还是拿定主意不回大陆了。

张国焘晚景凄凉。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约他写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得了一笔收入,生活费用才有着落。以后十余年,张国焘靠卖版权为生。1968年,他和妻子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多伦多,住进免费养老院,仰仗一点微薄的养老金打发风烛残年。1976年张国焘中风。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时,因被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冻死在病床上。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里唯一死在大洋彼岸的人。

落伍之人包惠僧

中共一大后的头几年,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参与编辑《劳动周刊》,后来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

1924年,他奉党组织之命加入国民党。1925年2月,蒋介石、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首次东征,留下校部的学生无人管理。廖仲恺给蒋发电报,要周恩来回黄埔。蒋介石回电说前方工作重要,周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就有了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之说。此时,包惠僧官运亨通,身兼数职。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洗了出来。此后,他辗转于湖北老家、江苏、上海等地避难。不久,他因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便脱离了共产党。脱党后,包惠僧在上海帮他人办《现代中国》杂志,以卖文为生。

1931年,他凭借在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共过事的关系,当上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后来任军委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6年,由武官改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1944年起,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该部人口局局长。

1948年,包惠僧带着家眷到了澳门。在澳门,包惠僧一家人靠发放的那点遣散费生活,日子一天不如一天。1949年9月,在去台湾还是去北平,或者留在澳门的问题上,包惠僧犹豫不定。这时,他想到了当年的那几位中共朋友,就给毛泽东写了信,又分别给周恩来、董必武发了电报。

大意是祝贺他们建立了新中国,同时也为自己的过去忏悔,要求回北京。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复电。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

周恩来与包惠僧作了长谈,并将他安排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不久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文革”中,包惠僧受到冲击。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而离开人世。

托派分子刘仁静

中共一大闭幕后,刘仁静回到北京。他与邓中夏一道筹备创办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这份杂志在国内小有影响,深受广大青年朋友的喜爱。后来,该刊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他随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因陈独秀不能用外语演说,刘仁静承担了大会发言任务。会上,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这使他受宠若惊,也为他日后对托氏理论产生信仰埋下了伏笔。

1926年,刘仁静受党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进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学习期间,苏共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斗争的结果,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并被驱逐出境。得知这一消息后,刘仁静十分震惊,且与托氏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

1929年4月学习期满后,他没有直接回国,在没有向党中央以任何形式请示的情况下,擅自去土耳其拜访流亡的托洛茨基。不难看出,刘仁静成为了托氏在中国的忠实门徒。1929年8月,刘仁静回到上海,恽代英代表党组织找他谈话,他拒不向党坦白。

在多次批评教育无效的情况下,是年12月29日,党中央在《红旗》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他三日内说清问题。可刘仁静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最终自行脱党被除名。刘仁静一心要当托派的首领,自称“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在托派组织里搞得乌烟瘴气。

1935年11月,国民党宪兵逮捕了刘仁静,并将其押送到苏州反省院。1937年4月,刘仁静被释放,并通过关系在国民党三青团内谋了一份差事。没多久,他来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任上校教官。后又去陕西省教育厅任编审,同时担任《正报》的主笔,直至抗战结束。1948年,他跑到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

上海解放不久,刘仁静来到北京。刘少奇亲自找到他,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错误,责其进行深刻反省。刘仁静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几个月后,他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刘仁静声明》,被刊载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来,他被安排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并从事编译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仁静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还一度被关进监狱。后因毛泽东出面保护被放了出来,尔后过起了“隐居”生活。

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时,新华社记者专门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并刊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结尾有一段刘仁静的自述:“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上的出路。”1986年底,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在持剑横穿马路口时,被快速行驶的公共汽车撞倒,当场死去。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后一个告别人世的。8月12日,有关部门为他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对于一生复杂的刘仁静而言,这应该算是一种无尚的荣幸和一种无声的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