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工真的作品 在武大学习和工作过的出席中共一大的五位代表

"武大人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罗永宽教授讲述武大校史上那段鲜艳的红色篇章时说道,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5位武大人,李汉俊、李达、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在武大学习、工作过,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李"筹备建党会议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

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两人完成,"二李"负责会议议程安排、安全保障、食宿等后勤,连发通知都是由李达一个个亲笔写信通知的。

会址设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位于法租界的住宅。李书城是同盟会元老,此时他带着警卫去了外地,李公馆里只剩下李汉俊和他的妻女、嫂子、厨师。

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举行。而当时李汉俊的嫂子和妻子就在二楼,并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后来据李书城妻子薛文淑回忆,以为他们是丈夫的客人,在谈丛书出版的事。

参加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13位中共一大代表均为知识分子,其中9人有大学学历,6人留学日本。从地域分布看有5个湖北人,4个湖南人,有5人在武汉大学学习、工作过。

罗永宽说:"这一情形与两湖地区在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位置、留日学生中两湖地区学子居多等因素有关。武汉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具有突出位置,从清末洋务运动后期重镇,到打开中国进步闸门的辛亥革命,再到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国民政府,有着‘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在半个多世纪里向来为世人所瞩目。而武汉大学又是两湖地区首屈一指的高校,自然不会在革命大潮中超然物外,是不会缺席的。"

此外,日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渠道之一。蔡元培曾在《社会主义史序》中提到:"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

但显然,当时传播的主渠道是东线的日本,而非西线的法国。当时的武昌高师(武大前身),有不少留日归来的老师,武昌高师的三任校长:张渲、谈锡恩、张继煦都曾留学日本,其倡导的民主开明的校风,能够包容激进思潮。

"马克思主义"播火者

在中共成立之前,"三李"(李大钊、李汉俊、李达)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可谓各有千秋。

罗永宽教授认为,李汉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唯物史观有着较为系统、深湛和准确的解读,李达是我国唯一一位几乎参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全过程,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化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思想家。

早年留学日本帝国大学的李汉俊学识渊博,除精通日语外,法文英文也能读能译,德文尤其流利。留学日本期间,他结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深受其影响。李汉俊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并用其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赞其为"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五四运动前后,李汉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之一。1919年至1921年两年多的时间内,他发表了90余篇著作,系统全面地解读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0年8月,李汉俊与陈独秀发起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回到武汉联络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向他们介绍十月革命,并将日文版进步杂志给他们传看。董必武阅后"深以为然",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董必武曾回忆说:"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二七"罢工的幕后指挥

1922年初,李汉俊来到武昌高师任教,次年就任历史社会学系主任。他主讲过唯物史观、社会学史等科目,是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位把唯物史观列为高校教学科目的教授。

李汉俊充满新思想、新学说的课程吸引了不少进步青年,连社会上的进步青年刘子通、夏之栩、徐全直、李伯刚等都去旁听过。在李汉俊的影响下,一些青年学生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

李汉俊并未把自己禁锢在三尺讲台上,而是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除了人们一向熟知的林祥谦、施洋烈士,"二·七"大罢工的组织者还有李育南、陈潭秋、李汉俊。

李汉俊以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身份,参加了罢工的领导工作,挥笔写下"大地赤化"四个大字,献给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由于张国焘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十多条严格要求,并要吴佩孚一一答复,致使罢工失败。李汉俊等人被通缉,不得已离开武汉去上海,又转到北京。

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反动军阀杀害,年仅37岁,是中共一大代表中英勇牺牲的第一人。

"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1963年给武汉大学校庆的题词,镌刻在樱顶之上的石碑上。武汉大学是一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发展、壮大并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为寻求富国强民而苦苦探索的艰难历程,反映了数代学人及学子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所作出的艰辛努力。

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

打开历史的篇章,拂去岁月的烟尘。把历史镜头聚焦到一所大学在近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与一个政党的交集。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中,陈潭秋、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和周佛海等5人在武汉大学学习或工作过。

"东西南朔,多士跄跄,教学益相彰。朴诚有勇,陶铸一堂,学盛国斯强。"武汉大学的前身之一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歌中这样唱道。武汉大学的前身可溯源至1983年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此后历次更名为方言学堂、国立武昌高师、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1949年以后定名为武汉大学。

作为辛亥首义之地,武汉革命氛围浓烈,开风气之先。甲午惨败后,为了培养洋务人才,清政府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由于张之洞的提倡,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成为派出学生去日本、欧美留学的重要学堂之一。学堂毕业生中有30多人成为"武昌起义有功人员"。

1919年,李达在从日本寄给国内发表的文章中就表达了建党理想。作为上海发起组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还在理论上系统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主编过党的第一个半公开性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这些都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做了充分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公馆"(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召开,7月30日晚,第六次会议刚开始,突然闯进一个不速之客,代表们迅速离开会场,李汉俊留下掩护,很快法国巡捕、警探蜂拥而至,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用流利的法语沉着应对,使巡捕们一无所获。1922年,李汉俊接受时任武昌高师校长张煦聘请,讲授唯物史观、社会学史等科目,是我国高等院校中首位系统讲授唯物史观的人。

早在1920年,就有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汉大学活动,最早在此活动的是陈潭秋。陈潭秋是武昌高师孕育出的第一位革命家。在学生时代,他已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毕业后与董必武、刘伯垂等7人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他的影响下,武昌高师的一些校友如张朗轩、钱亦石、江子麟等纷纷加入党组织,成为武汉地区的革命骨干。

董必武于1919年在上海认识同乡李汉俊后,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二人由同乡变为同志。翌年夏,鉴于上海已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汉俊就建议董必武在武汉成立类似组织。"深以为然"的董必武与陈潭秋二人遂负责组织工作。

他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当时的中国国情进行分析,一致认为中国"要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首先"要唤醒民众"。于是,他们开始设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深入工人调查宣传,做群众工作,寻求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道路。

周佛海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学说,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并在1920年前后发表了一组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参与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工作,作为旅日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后来,投机思想很重的周佛海革命立场不再坚定,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与党离心日益加重,最终走上了另一条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武大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投身马克思主义传播

1921年7月的一天,上海法租界博文女校的一间普通宿舍里,两位湖南籍年轻人终于谋面了。他们兴奋地谈论着马克思主义、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时局与未来。他们是毛泽东和李达。从那时起,两人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交往。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早年的好友、闻名一时的"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突然收到毛泽东的来信,问:"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信中的"李之译著",就是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李达的哲学著作为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影响最大。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毛泽东批注文字最多的哲学著作。毛泽东在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著作时,把"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指定为6种必读材料之一。《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读了多遍,并作了很多批注,合计约3500字。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称赞他是"真正的人"。1948年,毛泽东指示中原新华书店再版《社会学大纲》,作为全党干部的学习教材。

另一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武大人是李汉俊。

日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渠道之一,李汉俊留学日本期间,结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深受其影响。李汉俊勤奋学习马克思原著,并用其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撰写了数十篇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赞其为"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后请他校对把关。"五四"运动前后,李汉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之一。董必武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时任武昌高师教务长、主讲公民学的耿丹也是思想进步的新聘教师。耿丹参加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常学习有关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听取李汉俊讲解唯物史观,针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展开激烈辩论。

武汉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可谓源远流长。

陶德麟是李达亲手选定的学术助手和秘书,李达开创了武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陶德麟将这一学科优势传承下来并推动发展,使这一学科在1987年就成了全国首批国家重点学科,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李达去世26年后,陶德麟也担任了武大校长。陶德麟被学界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最前沿、最有影响力的前辈学人之一"。

在武汉大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已然形成。它追求"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

地下党组织筑牢革命堡垒

1925年,武大校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国共产党武昌大学支部正式成立("五卅运动"后,学校已有党员10多名,团员50多名),这也是我国高校成立最早的中共党支部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相继成立,在两者筹建过程中,陶铸、何伟、杨学诚等人到武汉大学着手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以武大的青年救国团、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的领导骨干为主,发展了刘西尧、朱九思、肖松年、潘乃斌等一批党员,之后正式重建了中共武汉大学支部。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武大的第一个党支部,首任支部书记是李汉俊之子、武大学生李声簧。随后,武大进步学生又组织了一个党的基层外围组织——抗日问题研究会。此时,党在武汉大学的影响逐渐扩大。

1938年4月,武汉大学西迁乐山。随校入川的师生中有3名共产党员,他们很快与中共四川省工委派来乐山重新组党的侯方岳建立联系。此后,借读生、转学生纷纷进入武大,不少党员随之来到武大就读。同年8月中旬,侯方岳帮助建立了乐山时期武大第一个党支部。

一年后,武大学生党员已发展到30余人,上级决定将其扩大为中共武大总支部,下设理工、文法、女生3个党支部。乐山时期的武大地下党支部带头参加多种抗日救亡活动,深入城镇、乡村宣传抗日活动,不断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

1940年7月6日,国民党纠集宪兵、警察、特务窜进武大,按"黑名单"抓人,逮捕了进步社团负责人端木正、顾谦祥和共产党员李昌瀛、张是戎及进步学生卢祥麟等共20多人,武大校史上称"七六大逮捕"。中共武汉大学总支部遭到严重破坏而停止活动,未暴露身份的党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组成了男生、女生两个党支部。

1946年,武汉大学复校珞珈山后,进步学生社团在党的领导之下,经历了"核心领导小组"、武大党支部和武大党总支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解放前夕,武汉大学已有6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党员人数多达90多人,俨然成为武汉地区党员最多、革命民主势力最强的革命堡垒,被人们誉为武汉的"小解放区"。

1947年,抗战胜利后武大第一个党支部成立。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武大党组织按照上级指示,从1948年起,陆续选派优秀进步青年学生40余人支援中原、右江、晋察冀等解放区。他们奔赴前线,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青春和热血。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在逃离大陆前,阴谋策划搬迁工厂、学校和报复性屠杀。在紧急关头,武大地下党组织做出了联防应变的决定,迎接武汉解放。校长周鲠生在进步师生的感召下,抵制桂系军阀迁校桂林,成立多种组织,保护学校安全。在他的带动下,许多教授稳定下来,积极投入迎接解放的活动。

1949年5月17日,武昌解放。6月10日,人民解放军武汉军管会文化部潘梓年与派驻武汉大学的军代表朱凡等6人正式接管武汉大学。从此,武汉大学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千里奔赴革命圣地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这是诗人何其芳笔下的延安。"一二·九"运动之后,成千上万对国民党消极抗日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千里迢迢奔赴延安。

据美国学者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统计,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从1935年到1947年,在通往延安的公开或隐秘的大路小径上,怀揣革命理想的青年学生或扮成商贾、"银行小姐",或以"延安参观团"的名义穿越关卡,投入革命圣地的怀抱。

22岁的李锐就是其中一员,早在他就读武汉大学机械系时,便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1937年,他甫到即受重用,被留在相当于现在的"团中央"的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任宣传科科长。一年多以后,李锐和中央青委的其他同志创办了轰动一时的墙报《轻骑队》,其犀利的文风被毛泽东誉为"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

1941年,李锐被调入《解放日报》社,开始了他的编辑记者生涯。1943年,面对抗日战争的形势需要,他在《解放日报》开创了军事评论,他论述山东战场形势的社论《山东的捷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文写得生动又有内容。"

1944年4月,武大校友陈家康奉调又一次回延安。1937年5月,他曾作为上海党组织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中共中央白区代表会议。这一次,他回延安是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的工作。同年7月,美国官方代表包瑞德上校率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建立官方关系的开始,也是首次与西方国家的官方往来。

为此,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军委外事组,陈家康为其成员之一。在陈家康等人的努力下,这两次参观考察打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取得国际上的了解和支持。

校友朱九思于1937年底赴延安,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翌年6月,他结束在抗大的学习,留校工作,任政治主任教员。随后,他作为抗大第二分校工作人员,到敌后晋察冀边区做军队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60多年前,武大人千里奔赴延安。60多年后,我们在延安邂逅武大。

跨进延安城北杨家岭沟口的石门,一座庄严肃穆、糅合中西风格的建筑依山而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中央大礼堂,礼堂设计者是1936年毕业于武大法律系的杨作材,著名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延安文艺座谈会都在此召开。1961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具有浓郁江南风格的王家坪中央军委礼堂,也出自杨作材之手。1945年8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在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洪流中,留下了武大人的光辉足迹。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书写了武大校史上的红色篇章。

追寻爱国志士的武大足迹

"十八栋"是珞珈山南面的一个老楼群,一区27号是一栋幽静清寂的英式二层小楼,73年前,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肩负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重任的周恩来,正是在这里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统战工作。

保卫大武汉时期,珞珈山上风云际会,国共两党要员和社会各界名流云集于此。在这栋小楼里,周恩来经常晤见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武大进步教授和国民党抗日将领,与他们促膝谈心,宣传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商议抗日救国之策。著名的"三S"(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也曾多次造访珞珈山,受到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的热情接待。这栋小楼有"国共合作抗日小客厅"之誉,1983年被武汉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在珞珈山居住期间,周恩来先后三次给武汉大学学生作演讲,每次都座无虚席,大大激发了武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1938年初夏,周恩来连续两个晚上在大操场上作演讲,宣传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号召知识分子行动起来,投身到全民抗战中去,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武汉大学期间,周恩来还同郭沫若一起组织并直接领导了"抗日活动宣传周"、"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七七献金"等抗日宣传活动。

武昌中山大学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颇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1927年4月,罗荣桓进入武昌中山大学学习,并担任了党支部组织干事。他们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做革命宣传工作,到校外发行当时的进步报刊《向导》、《中国青年》、《曙光日报》等。

在蒋介石、夏斗寅等相继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武装保卫革命"、"到军队中去"、"到农村中去"等号召。罗荣桓积极响应中共湖北省委的派遣,前往崇阳、通城一带开展农运工作。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一度是革命据点的武昌中山大学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8月中下旬,罗荣桓等青年学生率领崇阳、通城两县农民武装百余人到达江西修水与原武汉政府警卫团合编,罗荣桓任连党代表。在参加秋收起义之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1928年,年仅30岁的闻一多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闻一多参与了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规划以及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他提出将新校址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闻一多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面对帝国主义的在华恶行他拍案而起,奔走呼号,成为著名的民主斗士。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特务枪杀于昆明。武汉大学在樱顶原文学院旁树立了闻一多先生的半身铜像,纪念这位诗人、学者、战士和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就是在这个校园里,李汉俊、陈潭秋、詹大悲、危浩生、汪传豫、徐全直、吴永莹、韩炳炀、胡其明等众多共产党人,怀着炽烈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和革命之志,奋勇参加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